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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９日，开战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在新闻节目中谈到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李先生认为，萨达姆已经回应了布什的最后通牒，战争可能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内打响。这是一次精确的推测，箭在弦上，海外新闻部的紧急战备进入倒计时。
２０日黎明，当地时间五点三十五分，北京时间十点三十五分，战争果真打响。头天夜里我没有被通知留守，在家里，我看到了国际频道以第一反应报道了战争开始的消息。我的职业本能告诉我，尽管没有被告知，我还是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台里去，无论去做什么。
走进机房的控制室，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平时，因为二十四小时都有整点新闻直播，工作流程分四班倒，所以我去的时候，头天下夜班和当天早班的各工种人员都在。十米左右的控制台上，导播、切换、录像、字幕、灯光、音响等等工种，平时一岗一人，那天除了用双岗，各工种的各级领导也都在。贴着墙，拥挤地站了一排人，每人都直勾勾瞪着眼，紧盯着屏幕，不时发着各种议论，等候着被派上用场。控制室约五十平米，尽管有机械通风，但仍弥漫着浓稠的人体汗味儿。在人墙与控制台之间，仅留有一人宽的窄窄的过道。过道上，时刻有人神色紧张甚至慌张地冲进冲出，冲进来不知跟人堆儿里的谁说句什么，各工种就会立刻跟着一阵骚动，或者躁动一时。
第22节：最糟糕的开始
我在这个演播室做了十一年的节目，大小节目无数，从来没有见过控制室里如此拥挤、紧张乃至混乱，除去对事件本身的所有判断，战争的爆发调动了在场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人们以平时无法见到的超常状态投入工作。似乎人人都在说着什么，声音或大或小；似乎人人又都在出主意，意见各不相同。完全不需要那么多人，但人们都来了；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声音，但演播室被各种声音充斥：嘈杂，实实在在的嘈杂，那种要命的嘈杂把最关键的一个声音——主导一切的导播的声音几乎全淹没了。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啊！
我不知道节目什么时候需要我，也不知道节目将进行到什么时候，只感觉短时间内没有结束的迹象，就画好妆，等待。
中午十二点，领导通知我把鲁健替下来。
换岗的时间只有两分多钟，我要调座位高低，戴耳机，别话筒，让摄像师调机位，一切刚就绪，镜头就已经把我切到了世人的面前。
〃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关注伊拉克战事特别报道》，我是徐俐〃。周围的紧张氛围以及一阵子的手忙脚乱，让我的心绪瞬间难以平静，开播没多久，我被告之情绪有点亢奋，要我平静下来。这个提醒很及时，我调整呼吸，放慢说话节奏（我习惯在镜头前快速说话，尤其在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没多久，情绪走向了平稳，平静了下来。
但是，我的耳机里，我前面说到的嘈杂声浪时刻在干扰我的神经，那是怎样的一种噪音哪！不关掉主播通话耳机便大声喧哗，这是我们演播室常年的工作积习，好像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对主播意味着什么。而且，也许因为紧张，控制台上的人们完全没有平日的从容，每个人都唯恐另一人失误，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建议和主张送到我的耳朵里，刚有一个指令送过来，立刻又被另一个指令更正，以至于我不得不冲着控制台大喊：我到底听谁的？！
印象最深也最难忘的还要数演播室访谈。那些国内一流的专家在开战不久就进入了演播室，陪着鲁健在镜头前坐了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有说话。
我接手之后，战争进程没有新的进展，控制台意识到应该也只能进入访谈流程了，于是给我指令：开始访谈吧。但是，因为没有事先规划，谈什么，怎么谈，顺着怎样的逻辑进行，一切不得而知。
我必须说明，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直播电视访谈，那一次是首次。
好在战争给人提供了足够的话题，我从一个小处切入，问在座嘉宾：听到开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没多久，演播室的谈话随之流动起来。
谈了一阵子，我发现军事专家张召中沉默了。尽管现在观众对张召中有多种评价，但仅就电视嘉宾而言，张召中先生是我所见过的在镜头前最松弛的嘉宾，他对镜头浑然不觉。别人发言的时候，他会听，会记录，偶尔仰头冲天花板看几秒，或者再看看自己手头的资料。完全一副在办公室里的样子。当时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问他。他略一思忖，说：〃这仗打得有点意思了，怎么美军刚打了四十来发炮弹就停止了呢？这不像一场真正战役的开始，这里面有问题。〃作为主持人，我特别喜欢嘉宾明确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有了观点，就有了吸引力。果然，张召中的观点引来其他嘉宾的极大兴趣，围绕战争是否真正开始，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了许久。事后，事实证明张召中的那一次判断是正确的，虽然美国总统布什当天宣布战争已经打响，但３月２０号只是美军的一次〃斩首行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两天后才全面开始。
我们的嘉宾无疑都是最优秀的，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在这里，我愿意把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演播室里的嘉宾名字记下来，我相信，在中国的电视史上难得有一次那样的嘉宾阵容：学问权威，同时各有千秋。他们真的是好样的，他们大都第一次参加直播，但是他们的表现会让许多职业主持人汗颜。在那样的紧张氛围里，他们不仅不慌乱，反而从容镇定，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们是国际问题专家阎学通先生（主攻国际安全）、杨成绪先生（主攻国际战略）、陶文钊先生（美国问题研究）、李绍先先生（中东问题研究），军事专家张召中先生（主攻军事科技与装备兼军事战略）和张天平先生（主攻军事战略）。
过后，我一直有点怀疑，当清一色的男性专家一字排开坐在屏幕的左边，而我一个女性独自一人坐在屏幕的右边，谈论的还是战争主题的时候，那屏幕看起来会不会有点倾斜。那场面大概需要我有很好的定力。我知道，我的年龄和阅历在那时候是要帮我的忙的，它让我具备了一种起码的资格：至少那还是一场成年人的谈话。我十分看重谈话的资格，我认为那种资格不应来自于我所在的媒体，而是源于我的自身。我希望嘉宾没有白来一趟，我希望他们乘兴而归。
事后，我一直有些后怕，在往常，这样大型的谈话不知要做多少准备，和嘉宾要做怎样的沟通才敢在演播室进行（而且一定还是录播），而那会儿，就那样，谈吧！
我一直没有和专家们交流过，他们是否愿意在屏幕上同我对话。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能给人轻松感的人（从小就不是），这是我在人际交流上的一个弱点。当我认真地坐在别人面前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对方的最佳状态最好就是严阵以待。而对于一场谈话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开始。
第23节：战争让女人走开
我觉得我是能做访谈节目的，关键要看节目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我天生对人和事物容易产生质疑，让我去质疑对方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质疑的过程中，我的快速反应和犀利就有成为优点的可能，反之则很难说。
一家媒体对我在战争直播的第一天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述：
〃徐俐职业干练的形象在此种形式的直播中特别能够给观众以信赖感，其本身的气质和战争直播的性质能够契合。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比较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主要在五位专家之间进行穿插与沟通，同时及时播报最新事态进展情况。我认为，徐俐对整个伊拉克战争整体上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问题都比较到位，能够引出专家对新角度的阐发和讨论。同时，在整个直播过程中，她的语速也比较合理，能够烘托直播氛围。但有一点瑕疵则是，她的语气似乎稍嫌过于严肃，在观众接受方面不知会不会产生问题。〃
这位作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恰好是他担心的这一点，使我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质疑，有人不喜欢甚至排斥，言辞激烈的干脆就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必须承认，从业二十五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遭到部分观众的质疑，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你真的有什么不对吗？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我稍有点闲心的时候，我开始仔细审看自己在战争期间做的所有节目。那是件很费时的事。客观地说，开战第一天的节目，在没有太多准备的情况下，能够做成那样已经实属不易，我给自己判了个及格。糟糕的是第二次。
对这次战争报道，领导和相关人员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所以大家第一次在中央台的新闻直播中看到了对事件的同步报道，还有同声传译等等过去从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但是，在每天长达二十个小时的直播中，除了少量的事件同步画面、电话连线、逢正点的新闻播报，剩下的绝大部分时间需要演播室访谈来填补。但是，谈什么，怎么谈，没有细致规划，至少在战争进行的初期天天如此。
一天十来个小时，和嘉宾谈什么好呢？我发现头两天的节目有些乱，从结构上看谈话的随意性较大，缺乏通盘考虑，我想安排得有条理些。于是我和当天的应邀嘉宾张召中先生沟通，节目一开始，先对一天的战况作综合评述，再请国际问题专家对当时或当天围绕战争而发生的国际关系进行分析梳理，一晚上分成前后两个时段，每个时段设置一个核心话题。设置核心话题一是为了让谈话听起来有中心、有条理，二来在没有新闻事件可评可述的时候，核心话题可以帮自己抻节目时间。
张先生对我的想法很赞成，他说，他也希望能有较整块儿的时间先对战争进程作较全面的分析，否则零打碎敲地总是说不完整，观众也会听得一头雾水。
这就是后来大家一直看到的，节目一开始，总由军事专家指着地图说，今天美军如何运动，英军又在哪里，伊拉克方面损失多少，敌对双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失等等。
那天是３月２２日，战争进行的第三天。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虽然身为专家，但说话朴素而生动，非常生活化，他的战争评述受到了绝大部分观众的欢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按照预先的约定，由张先生先作战争评述。张先生兴致很高，讲得很投入，也很放得开，但是没有多久，我便发现其他专家因此面露尴尬。他们的内心活动我当然理解，同样身为专家，较长时间不发言，在镜头前就难以安然端坐。我意识到我必须适当打断张先生的发言，把机会留给其他专家，至少要留给另一位军事专家，否则由五个人（四位嘉宾和我）构筑的谈话氛围可能就会出问题。镜头锁定在张召中的身上，观众的兴趣也锁定在他的身上，镜头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观众看不到，当然也没有兴趣。不得已，我开始打断张先生，在我提出问题之后，有意让另一位军事专家回答。但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别的表达障碍，他的回答并不精彩，我只好把话语权再次交给张先生。之后又有过几次交换，然后又不得不拉回来。张先生那天兴致真的不错，虽然有几次硬性的打断，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开始分析美军的失误，认为美军打得极糟糕，如果从军事上给他们判分，美军顶多得六分。张先生认为伊拉克打得不错，在各个方面都不如敌军的情况下，防守打得有板有眼，他给伊军判了九分。张先生把正在进行的战争分析得很技术，像一个外科医生在做生理解剖，丝毫与情感无关。听着听着，我心理上有点怪怪的：为什么如此技术地说到战争呢？这里不是军事院校的课堂，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生命呢？
头天晚上，我在家里做准备的时候，曾想过要从多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最好能够谈得人文一点，有生命感一些，张先生的谈话尤其增加了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于是，我开始转变话题。我说道，在军事专家眼里，伊拉克可能就是一张军事地图，而在普通人的眼里，伊拉克是一个有着七千年文明的古国，两河流域孕育了人类的文明，巴比伦大学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大学之一。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发生战争，最终是整个人类的不幸等等。我试图把话题从战争转向伊拉克历史，转向和平。张召中先生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他很快说：不好意思，你这么一说，好象我这个人很嗜血，其实我也不希望那里有战争。张先生在伊拉克工作过两年，他随后向大家介绍了伊拉克在没有战争的时候如何富裕，人民生活得如何自在，而别的专家也很快加入到谈话当中，最后，谈话在为伊拉克民众生命的祈福中结束。这个环节从一开始到结束大约一个半小时，就是这一个半小时，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被批评，直至什么叫做被否定。
第24节：一群庞大的受众迷
很多观众恼了：你为什么要那么无理地打断张召中？我们就想听他说。我前面已说明，当镜头只锁定在张召中身上的时候，观众是看不到其他嘉宾的尴尬的，但我作为主持人，不能只任由一人发挥，而冷落了其他的嘉宾，否则，后面的谈话就一定会受到那种尴尬氛围最直接的影响。对于主持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有那样的局面出现。张先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专家，看问题视角独特，善于分析，也敢于预测，相当多的观众认可他喜欢他是非常自然的。
我前面也说过，他是我见过的在镜头前难得那么松弛的嘉宾，在镜头前发言就好比生活中聊大天一样自然。这一点，观众当然觉得新鲜。我们的屏幕不知什么原因，似乎对被采访者有一种框定，人们一上镜头说话就立刻转变语码，说的既不是平时的那个腔调，也不是平时的那个意思，连孩子都是历来如此。老百姓为什么不喜欢张召中呢？当然喜欢！徐俐那样地不想让他多说，不就是成心同观众找别扭吗？我这里把一封观众来信摘录如下：
〃作为主持人，你以前是以职业妇女的形象出现的，我一直对你评价不错。然而，你这次在'关注伊拉克战事'中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我们搞了民意测验，９４％的观众认为你在整个播出中太注重自己的形象，甚至常常有自鸣得意之感，在对专家的提问中，盛气凌人像小学教师在审问小学生。〃
无理，无知，不尊重嘉宾，甚至教训嘉宾（观众把我转变话题看成是对张先生的否定），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等等，构成了一股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大的批评声浪。我的同事告诉我，央视网站有类似的评论，我打开一看，果真有，但仔细一看，又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当一部分观众把我批评得有些过分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另一部分观众在留言后面跟帖子，把我高度赞扬一番。比如，有人讨厌我打断嘉宾，认为我犯的是不能容忍的最低级的错误，有人就说，为什么不可以打断呢？嘉宾又不是神，嘉宾说的话句句都对吗？有人认为我转变话题是为了教训嘉宾，自我卖弄，而有的观众就认为，我谈那样的话题是视角独特，悲天悯人，有大情怀。
但无论如何，我感受到了批评的压力。我们的节目开通了电子邮箱，观众的批评自然进入到我的工作环境中，我从同事的脸上看到了那种批评的影响。领导严肃地告诫我（他的表情我只能理解为告诫，是我的职场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你必须把自己退后一点，你的个人意识太靠前，表达个性太鲜明，观众不接受，有人要求撤掉你，你明白吗？〃
节目刚进行到第三天，领导如此地警告你，你得有多好的自制力和多强的自信心，才能防止心理危机的出现呢？当然，我理解领导面临的压力，战争报道使四套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领导希望各个环节都尽善尽美。如果在平时，我相信面对同样的压力，人人都会平和得多，淡定得多。
那一下，我有点懵。我不知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而那个错究竟有多大。我在镜头前早已习惯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话，配合我干脆的手势，看得顺眼的认为那是自信，看不顺眼的会认为那是居高临下、无知、霸气。但是，我用那种方式在镜头前说了二十多年，不那么说，能怎么说呢？而领导的告诫让我意识到，我没有思考选择的余地，我必须在表达方式上做出大幅度的调整。
有意思的是，张召中先生２２号晚上的发挥状态也让节目负责人感到了隐隐的忧虑，他们担心率性的张先生会意外出格，因为节目是直播，说出去的话就好比泼出去的水，没有任何挽回余地。当时中央台对这场战争的报道要求是，理性、客观、超脱，不对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