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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祖籍广西桂林，顺天中学堂毕业，其后自学。中国现代思想家、教授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0…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其主要著作包括：《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一耽学堂是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赢利性的民间公益组织。2000年12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首都院校青年学子在京共同参与成立。主要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普及基础汉语，推介中文思想。
《这个世界会好吗》 总序编辑推荐
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说话好好说，如此之谓“敬”。敬则不苟偷，不放肆。敬则心在腔子里。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由敬而慎，以入于独，此伍先生之学也。逐物则失心，遗物同一失心。只是即物见心，心却不随物转。
梁漱溟说：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错误的见解。几时你超脱了自私，几时你超脱了渺小。不可战胜的是谁？是生命。被战胜的是什么？是物质。生命是心，是心表见在物上的，是心物之争。历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对物之争，一次一次无数次，一步一步无数步，征服了物、凭藉物、利用物，表演出来的。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是伟大的能力或本领。然而却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学家之所知矣。经济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组联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团对抗，划分此疆彼界。今日世界问题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类之毁灭只有转向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之陷于今日局面正为盲目学西洋之结果。欲把僵局归缓和而达于统一必须矫正划界限与用武力之两点错误，而超脱于世界两大壁垒则为其入手。着急贪术，表见了人类的卑微；歆羡涎流，显露了人类的丑陋；忍耐不下，烦恼苦愁，见出了人类的无用。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个世界会好吗》 总序梁漱溟说
吃饭好好吃，睡觉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说话好好说，如此之谓“敬”。敬则不苟偷，不放肆。敬则心在腔子里。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由敬而慎，以入于独，此伍先生之学也。逐物则失心，遗物同一失心。只是即物见心，心却不随物转。
《这个世界会好吗》 总序出版说明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Guy S．Alitto）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一书。艾氏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1980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
谈话中，梁氏论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章太炎、胡适、冯友兰……），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1993年该访谈经整理，摘录其中约4万字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其后，在梁氏长子梁培宽先生指导下，北京“一耽学堂图书室”根据录音磁带，将其全文整理出来。具体整理过程及其相关情况，请参看本书所附“整理说明”及梁培宽先生所撰“后记”。
此次出版，即是“一耽学堂图书室”整理的全文版。为帮助读者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本书特意摘录《梁漱溟全集·思索领悟辑录》（卷八，1993）中的相关论述，置于正文相应部分的开头，以作对照，并将正文里谈及有关人事的评价、作者重要的观点提取出来，置于原文对应的书口，以作强调。同时，在编辑过程里，将整理者添注的说明文字，以楷体字标出；对全书前后不统一的译名，如艾恺教授序里的人名、地名，进行了规范统一；对文中的年代、时间、数字作了一致处理，如公元纪年均写为阿拉伯数字，中国纪年（如“民国十七年”）保留中文数字等。
本书内容首次全文公开出版，是对《梁漱溟全集》第八卷内容的完整补充。
《这个世界会好吗》 总序艾恺教授序：《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非常荣幸能为这本小书作序。
我想先说说我与梁漱溟先生两人对谈的因缘。
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亲见我研究的对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头一次有机会前往中国。在当时，一个美国人能到中国去，仍是极不寻常的异例。为什么我能成行呢？这是因为在尼克松总统访中后，几个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陆续来美，而我充当中文翻译，起了沟通两国的桥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时，我与内人才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造访中国。当时，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个请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见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时机敏感，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地拜见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起了巨大的变化。这波改革开放的潮流也改变了梁先生的生活。原本与夫人蜗居在狭小房间的梁先生，被政协安置到有部长楼之称的22号楼，与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对门而居。有了舒适的房舍，梁先生认为比较适宜见客，便即刻想办法与我联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位高龄八旬的石老先生。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学生，刚从北京来美，受梁先生所托，捎来口讯，说是梁老已经知道《最后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与我见面。又过了几个月，一天课后，有个中国学生突然来见我。他不久前才从北京来美与父亲团圆。他拿着梁先生的联络地址，告诉我他旧日的邻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见到我，看到我所出版关于他的著作。
我即刻将拙著寄给他，不久便获得梁先生友善的回应，约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访他。
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马上便去寻找梁先生，他告诉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号楼来。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见，梁先生所有的亲人都出现在那里，对于我的来访相当郑重其事。梁先生将我介绍给他的家人，我则送予他哈佛大学的纪念品，以及一幅他父亲的遗作。经过种种波折，在这多年之后，我终于得以与梁先生，仅仅隔着一方小几，相对而坐，开始对谈。之后的两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访，请教梁先生。我将对话的内容录音整理，后来收进梁先生的全集，现在又单独出版成书。回顾两人对谈因缘，真是感慨万千。
在我们的对谈中，我透过梁先生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们密集谈话的两周里，头两三天梁先生多与我说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都放弃也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虽有许多辩论，但百家学者并不认为自己特定的一家，比方说现在我们讨论孟子与荀子，认为他们虽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恶，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当时，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认为自己是儒家。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学术分类，其实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论及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为诸子百家分门别派，而发明出来的体系。
我认为中国文化本就是个融合许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体，却同时又喜欢分门别类的文化。只需留心便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融合各类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陆王，同为新儒家，虽然讲义理心性，歧异很大，但他们的思想中都含有许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场与今古文经学上分踞两极，但同样都将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们个人的学思中。
这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受现代学术规范训练的我而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儒家，又是马列信徒；但对梁先生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从这点看来，梁先生仍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
《这个世界会好吗》 总序马勇：梁漱溟晚年口述
新年伊始，友人送来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接读之后，颇多感触。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会是2006年最有亮点的出版物之一。
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梁漱溟的专家。1980年8月，他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称《口述》）就是根据当年那次系列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参与编辑《梁漱溟全集》，就读到过艾恺访谈内容的“节选”；《梁漱溟全集》收录了那份“节选”，篇幅约4万字，主要是梁漱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发言，其他的许多内容都被舍弃了。半年前，单位图书馆购置了那次访谈的全部录音，并好意通知笔者可以借听；然而考虑到此次访谈有数十个小时，太费功夫，也就一直拖了下来。不意，仅仅过了半年，就收到由一耽学堂整理出版的本子，心中自然很高兴。
据出版者介绍，此次整理出的“全本”除个别地方录音模糊听不清楚外，基本上是“据录音逐字逐句”的照录，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了解梁漱溟晚年的真实想法，以及他对自己一生业绩的自我评估。
艾恺在访问梁漱溟之前就著有关于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在那部书中全凭文献资料来解读梁漱溟的思想与活动。1980年他对梁漱溟的系列访谈，主要是为了验证他在自己著作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并拿一些疑问请梁漱溟直接解答。因此，这部《口述》实际上是由艾恺主导的一场答疑会。仔细阅读之后就会明白，专家就是专家，他的有效引导确实使梁漱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人们先前并不了解的故事，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梁漱溟思想变迁的轨迹。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评估的差异。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甚至直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中，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发现梁漱溟所说的那些价值。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反对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国实现。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透过《口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