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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玲面朝着蓝天，她依旧是那么庄重，那么平静，那么美。微风不断地撩起她乌黑的短发，遮住那正值豆蔻年华、已经失去青春光泽的面容。
在房顶被刨开的房屋里，阳光从那屋顶的洞中直泻在孟昭云、邓民的脸上。小羊倌蹲在炊事员老刘的尸体旁在哭喊：“爷爷——姑姑——”孩子是想把爷爷、姑姑喊回来，但他喊不回来了。
这场战斗纯属遭遇战。敌人是从围场撤退的，假如哨兵不开枪报信，也可能敌人就过去了，但这只能是假设。
丁瑞山两次负伤，是干部中惟一突围的。陈玉坤专员是在敌人走后，和小羊倌从草堆里出来的。人们对我和小羊倌没有议论，而对陈专员的行为，有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前者认为，他怕死保命，在与敌人遭遇中，不敢面对敌人拼搏。后者认为前者是思维方式封闭，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敌人没有发现的情况下，隐蔽起来，保存一份力量是对的。否则，不但消灭不了敌人，也救不了被发现者，还要被敌人的枪弹打死。陈玉坤专员既没有被俘，也没有叛变，能说他什么？但是，当他看到和他朝夕相处的这些同志的尸体时，会不会也有羞愧？会不会有所自我谴责？我想：他会有的，但他毕竟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
当地群众把烈士的尸体掩埋了。黄土坡上排列着47座坟墓，坟墓前没立墓碑，掩埋烈士的群众谁也不知道烈士的名字。
50年后，在一眼望不断的沙丘上，站着一位佩戴中将军衔的中年人。他望着连绵起伏的沙丘，望着那残墙断壁，望着没有人烟的小村遗址。小村被沙漠吞没了。50年前那47座坟墓，早已被风化，早已被风沙埋没在茫茫的沙漠中了。他站在沙丘上脱下军帽，大喊：“爷爷，姑姑，小羊倌来看您们来了！”
这声音在广袤千里的草原上空回荡。
小羊倌在战斗部队锻炼、成长起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这是后话。
第三章 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1）
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
乔小雨给我的信，用了两种颜色的钢笔水，为此，我经历了“审查”。
11
由于那场遭遇战，哈尔滨我没有去成，又回到文工团。
从1947年的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势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座孤城。我军为了迎接大兵团协同攻坚战，在1948年春，部队进行政治整军和大练兵运动。机关干部进行“三查五整”，即查阶级、查成分、查斗志；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组织。在部队中进行“诉苦运动”。
还是在1945年，有一批伪满时期的警察、国兵、特务、土匪，混进我们部队。这些残渣余孽，杀人、抢劫、敲诈勒索、抽大烟、扎吗啡、嫖赌、破坏群众纪律，无所不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为了纯洁部队，决定进行吐“污水” 的坦白运动。
我们文工团同样也要进行“三查五整”和吐“污水”运动。文工团吐“污水”运动，是从团员李惠肚子大了开始的。这在文工团是件大事，在追查她和谁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时，虽然大会批、小会“帮”，她就是不说，一直低头哭。在批判斗争的口号声中，乐队一个吹小号的张源挺不住了，坦白交待了他和李惠的关系。吐“污水”中，因为发现了李惠和张源的男女关系，会上会下专门注重男女关系，所以出现了偏差。因为这不属于政治、历史问题，是生活作风问题。虽然一再纠偏，男女关系对文工团来说，还是列为重点，搞得人人自危，不敢单独和女同志说话。有的人特别“敏感”、特别“感兴趣”，专门搜集男女之间的材料，汇报给分队长。
我们第一批参军的同学在“吐污水”中，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历史清白，在参军前没有见过国民党，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们年龄还小都是学生。我们“吐污水”，主要是深挖怕苦的思想根源，坚定革命立场。
我在吐“污水”中，首先交待参军前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老百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都在议论：“鬼子统治得像铜帮铁底一样，怎么说垮就垮啦？”
穿着木屐的日本娘们在街上也看不见了，偶尔遇上个，离老远就给你鞠90度的躬，都打了蔫。
宪兵、警察、二鬼子、高丽棒子，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嘴巴子，随着打嘴巴子张口就是“八格牙鲁”，这些真鬼子假鬼子也都无影无踪了。14年的奴役生活结束了。强加给中国人头上的政治犯、经济犯、莫名其妙的思想犯等罪名也随着日本鬼子投降没了。“阶级服从”，高年级学生可以随便打低年级学生的现象再也不见了。我怕遇见日本学生的日子也再不会有了。从心里涌出的那种轻松感，使我兴奋奔放，好像解脱了身上的枷锁。
1945年初秋，我12岁，正在哈达县“优级”上学。听同学们说，中央军就要进哈达街了。晚上，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北大桥去看中央军，我最先看到的是一面红底上有一个蓝锯锯齿的星星旗子竖在桥头。同学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旗子，旗子上被耗子咬了几个大窟窿。老人告诉我们，是中国国旗。
有人喊：“中央军来啦！”有几束灯光射到桥头，接着就是隆隆声，十几辆坦克车前导，后面是卡车，卡车的两个大灯上，坐着两名挎转盘枪的士兵。我问同学：“怎么都是大鼻子？”
“是呀，中央军怎么都是大鼻子？”
有人告诉我们不是中央军，是苏联红军。学生们都冲着苏联红军战士竖着大拇指，高喊：“嘿嘿！”因为说什么他们也不懂，只有竖起大拇指来表示我们的心情。
那天夜里，住在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小队没有撤走，同苏联红军激战。我没有听过枪声，吓得我们全家不敢在炕上睡觉，搬到地上。天还没有亮，战斗结束了，日本关东军那个小队被苏联红军消灭了。
1945年的深冬，随着苏联红军的撤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冀热辽军区，在哈达建立了政权，我们学校来了八路军的校长和政治教员。
1946年初春，我所在的中学和军区文工团联合演出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这出剧是反映抗日战争内容的多幕话剧。日本军官、日本士兵由学生扮演，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十几年，有生活、有体验，所以在舞台上把日本军官、士兵那种“武士道”的精神表现得十分逼真。村长、民兵、男女群众由文工团演员扮演。也许因为我小，没有我的角色，老师派我为后台服务，给演员们打开水。在同学们的眼里，能参加演出队可是件光荣的事，我也感到自豪，所以我特别积极。由于开水供应及时，受到老师的表扬。
后来，学校单独演出独幕话剧《仇》，内容是反映地主如何残酷剥削农民。我不再为后台服务了，成了演员，在《仇》里扮演个小男孩。《仇》的演出在当地受到群众极大的欢迎，县政府给我们学校颁发了奖状。
我交待完参军前的历史，接着检查了三件事：一、我有一支三号驳壳枪，两发子弹，枪没有皮套，整天别在腰间的皮带里。有一天，我到卫生部去看病，卫生部离我们驻地两里路，我骑着和驴一样大的小骡子。途中，枪掉在地上，我没有发现。到了卫生部才发现枪没了，顿时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军人把枪丢了，是件严重的事。病也没有看，牵着骡子沿路往回找枪，两里路来回找了两趟没有找到。发烧、头疼、全身无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害怕，吓得我三天吃不下饭，等待处理。在我丢枪不久，海轩的枪也丢了，因为有了“同伴”，我的恐惧心情有所缓解，松了一口气。在吐“污水”中，我一边检查一边哭，心里很害怕。有的同志把我丢枪的事上了纲，几乎是变相向敌人交枪，因为枪很可能被敌人拣去，敌人用我的枪打我们。听了这些发言，更使我恐惧，吓得我在会上大哭。二、自我检查怕苦怕累。在大风雪的夜行军中，风卷着雪像刀子刺在脸上一样疼痛，身上好像没有穿棉衣，冻得直颤抖。手脚全是冻裂的口子，在行军中怀里抱着块石头，因为鞋底下结成冰疙瘩，“高跟鞋”无法走路，坐下来把冰疙瘩砸掉，没走多远又结了冰疙瘩。越砸，鞋底下结冰疙瘩的时间越短，一路数不清有多少次砸冰疙瘩。寒冷、饥饿、疲倦使我怕行军，尤其怕夜行军。在行军的路上惟一的希望是到宿营地后，喝一碗老百姓的热高粱米汤，暖暖冻麻木的脚。我有时在行军路上还常常想：这要是在家躺在暖烘烘的热炕上睡觉多好，为什么出来受这个罪？这说明自己革命性不坚定，怕苦、怕累，不能克服困难。三、缺乏阶级感情。1947年冬，在打新立屯时，下来二三百个伤员，都躺在老百姓炕上，我们文工团分组护理伤员，我分到女同志那个组，是用雪给伤员擦冻伤的腿脚。擦着擦着伤员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还在擦，擦了半天我是在给尸体擦。医生发现后，把尸体从炕上抬出去，吓得我半天没有喘上气来，从此不敢接触伤员。我怕看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尤其伤员那疼痛的惨叫声，更使我毛骨悚然。伤员打骂护士医生是常事。虽然伤员不打骂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文工团的，但我也害怕。我没有去想他们是为革命负的伤，是为解放全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受的伤，只看到伤员的“惨样”。这是没有阶级感情的表现。
第三章 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辽沈决战前的情报战（2）
我在大会上刚检查完，有个人提出问题问我：“乔小雨给你来了封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钢笔水是两个颜色？”
“轰”的一下子，我头就大了。乔小雨生于民国十九年，初中毕业后，1946年参军，在牡丹江文工团。文工团解散后，调到我们文工团，年龄比我大两岁。我们集合、开会时，我发现她眼睛老是看我。有一次，女分队排小歌剧《好班长》，我饰演小战士。夜深了，战士们都躺在炕上睡觉了，班长在油灯下给战士缝补衣服。由于演班长的赵明唱和动作配合不好，表演总不合要求。时间一长，我躺在炕上真的睡着了，当叫我对台词时，我懵懵懂懂的不知所措，一下愣住了。引起房里的人大笑，尤其是乔小雨笑出眼泪，她边擦着眼泪边看着我笑。从此以后，我们俩总往一起“凑”，不是恋爱，是一种莫明奇妙的好感，也可能是异性相吸吧。她调到师里去了，我们大家送她，她和每个送她的人握手。在她和我握手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含着情愫，含着使我悟不出来的东西，用力地握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握得很痛。几天后，她给我来了封信，是一封互相勉励的信。我们文工团员的来往书信都要经过检查，才能交给本人。乔小雨给我来的这封信，经过团部检查后，发现信上有问题，交给了分队长。让分队长找我谈话，分队长问我：“你和乔小雨是怎么回事？”
我愣了，问：“什么怎么回事？”
“你看看，为什么信的开头和落款是蓝黑墨水，信的中间是紫墨水？笔要是没墨水了，应该在信的中间换墨水，怎么在两头呢？”分队长带着极大的疑问把信给我看。我一看还真是的，信的两头和信的中间墨水竟是两个颜色。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团部不是都审查过了嘛。”
“田副团长让我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分队长带着怀疑的语气问我：“乔小雨在走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默契没有？”
我皱着眉头问分队长：“什么叫‘默契’呀？我都不懂。”
“得得。”分队长拿着信走了。
会开到吃中午饭，在吃饭时，有几个男女同学对我说：“小苏，别害怕，信的内容是互相勉励，又没写什么犯忌的言论，用八种颜色写，管得着吗？”
下午继续“吐污水”。在大会上，那个抓住不放的人问我：“为什么是两种颜色，你和她是什么关系？要交代清楚。”
因为有几个人给我打了“气”，所以我胆子壮了，一听我就“火”啦：“什么关系？是同志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两种颜色的墨水写，你问小雨去！”
他看我态度强硬起来，举起胳膊喊口号：“你要老实交代！”不知为什么，群众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喊的，他也觉得不是滋味。
我的检查就算一次通过，协理员还表扬我检查得深刻。想起来，是团领导和同志们看我15岁的年龄，和乔小雨也没什么瓜葛。在零下45度严寒的冬天，我背着乐队的小鼓，在连续行军中坚持下来了，没有人听到我叫苦叫累，同志们对我所检查的问题，都是理解的。
其他同志在大会检查中，有的两次、三次才通过。还有的同志正在检查发言时突然被喊起的口号打断：“要彻底交代！”“砍的没有旋的圆！”
检查的人被震天的口号吓“晕”了。
在吐“污水”的普查中，发现了两名重点人物。一名是补充到团里来的，他是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一名是哈达解放后参军的职员靳全。和靳全一起参军的一位同志在会上揭发他，说看见他骑车子从国民党谍报队院里出来。根据这一揭发，在追查中，他承认是国民党谍报队队员，来部队的任务是搜集情报，破坏武器，与担架队中的谍报队队员联系。他承认我的枪和海轩的枪是他把枪拆卸后扔进井里的。可能是他主动交代，也可能团领导认为他年轻，参加国民党谍报队时间短，对他没有作任何处理。
另一名重点，是那个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官，在吐“污水”中有人揭发他：他说我们的立功运动是打强心剂，在部队发给他的棉鞋上写了“USA”字样。被揭发后，他不但拒不承认，而且狡辩，就把他绑起来送到警卫营了，后来听说用刺刀把他挑了。
经过“三查五整”和“诉苦”运动后，在新参军的小知识分子中，解决了一些糊涂观念：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而是农民养活了地主；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地主、资本家是剥削农民、工人的“寄生虫”。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参加分“地主”和“资本家”的浮财时，都表现了立场坚定。我们打进县城的第二天，经过“调查”，有几家是“资本家”，文工团以分队为小组，参加分“资本家”的浮财。我们分队走进一家“资本家”的院落，院落里住着3家人。一家是教员，教员的家和“资本家”同住在4间正房里。西厢房3间，一间是粮仓，两间租给另外一家人住着，“资本家”收房租。我们把“资本家”的男女经过搜身后都赶到一间房子里，被褥、衣服能分给群众的分成堆放在院子里，打开院门，群众涌进来抢。然后分粮食。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有人说教员家里有“资本家”的一床棉被，问教员家的女人，女人交待：因为她男人不在家，“资本家”的孩子在她家睡觉。一个刚上小学的男孩子，恐惧地看着抄他的家，当他看到把他的被子抱走后，孩子大哭。那个教员家的女人的目光一直看着我，我理解她的意思，是求我，是让我说说，给这孩子留下这床被子。我看那孩子一直在大哭，心里一阵阵酸楚。我何尝不想把那床棉被给孩子留下呢？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一阵一阵的酸楚，一阵一阵地自我批判，这是不是阶级立场在动摇了？
王学华在自我检查时说：“我和小苏一样，对‘资本家’恨不起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因为我和小邱把‘资本家’的女人吊起来了，她一喊叫我就心软啦，就把她放下来了。”
一听王学华检查，这个批判会激烈了。有的人说：“对资本家、地主心软，就是对工人、农民心硬，这是彻头彻尾的立场问题。”
有的人问王学华：“工人、农民在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下，卖儿卖女你怎么不同情？”
有人批判说：“你们两个这种思想是阶级异己分子的思想。”
小邱吓得马上声明：“不是我放下来的，是王学华放下来的。”
王学华承认了：“是我放下来的，我不是异己分子。”她吓得哭了。
我们文工团同时补充来了两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被处决的那个，他好讲个怪话，嘴上总是满不在乎地发牢骚。他把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在恰当的“位置”上，认为他和我们团员一样，忘了他是俘虏。另一个国民党军官和他截然不一样，他沉默寡言，专心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有一次在油灯下看书把棉帽子烧着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