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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27日在当代文学研究会上的发言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3）
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一些年前，我与一些男女作家一起出国访问。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的脸上都现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似乎我们在这里早已没有什么女权问题或者女权问题是一些低层次的不值得我们的优秀女作家去关心的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的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我当时的绝对主观的感觉是，她们不愿意承认这些的心情恰如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妇联的工作干部。当然不会有哪一个才高九斗的正在看好的强力型女作家愿意调到妇联去搞婆婆妈妈的那一套“妇女工作”。她们爱搭不理，支支吾吾地回答着外国女性的提问。
于是我插嘴说：“我们的女作家很多，又都很棒，比男作家还要棒。她们是作家而且是极好的作家，她们领风骚于整个文学界而不限于文学女界；她们不是也不甘心仅仅是女作家哪怕是极好的女作家。”
于是我看到了提问者的困惑与失望的表情。那糊涂劲儿与我们方才的样儿并无二致。也许我的话根本翻译不过去。许多民族的语言一切名词都要区别阴性和阳性，或者是男作家，或者是女作家，或者是复合的男女作家们，而我们的语言培养的是不分性别属性的对于作家、人、学生、服务员、发言人直到动物的中性属性的认可，中性才是本体本质，而男作家女作家、男服务员女服务员……中的性别称谓，只不过是修饰性的定语。比如发言人的特性、价值与引人注目之处全在于他是发言人而与他们的性别无关。英语里要区分男发言人（spokeman）女发言人（spokewoman）对于我们炎黄子孙来说无异于自找麻烦。
我还在回答一个向我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过：“在我们国家，女作家的风格可能一般比较细腻一些，此外，不论在取材还是主题或使命感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并无区别。”是的，我们男女作家一起写“四人帮”的肆虐，写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公社的悲喜剧，写官僚主义的麻烦……同悲喜而共哀乐。至于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姊姊妹妹站起来”（这是20世纪50年代一部反映取缔妓院的大型记录片的题名）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利了，女政治局委员、女司机、女飞行员、女兵、女警察都有了……至于女作家，她们比男作家还“厉害”呢……我们还有什么妇女问题（除了边远农村）吗？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焕发民族的精神活力（4）
正像刘慧英以丰赡的材料与雄辩的论述所表明的，男权价值标准、男权历史意识在生活中、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真是数不胜数触目惊心！却原来，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实现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是那么困难，比在法律上、制度上、社会保障上解决妇女问题困难得多！
郎才女貌（我更愿意说是才子佳人）模式在当代文学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发扬光大和这种模式包含的女人附庸于男人的陈腐意味；诱奸故事模式所透露的女性的无力、无望、无独立价值（窃以为表现了男权的虎狼意识与视女性为需要慈悲保护施恩的羔羊）的意蕴；对于女性自我意识的回避；以为社会解放可以自动解决问题的天真与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的视而不见；女性的孤注一掷式的爱情乌托邦以及这种乌托邦的破灭带来的激愤与失望；女性仍然缺乏爱的自由的事实；既要保持传统的女性标准（容貌、品行）又要符合半边天的新的社会要求、劳动出工要求，与鼓励丈夫情人献身投入（参军、加班以及从推迟婚期到牺牲生命）的要求的女性的两难或多难处境；对于自然母性的价值判断的困惑；从寻找男子汉到诋毁男性的女作家所流露的传统观念对于男子汉形象的理想化的假定、依赖与对于女性自身的缺乏信心；将性与爱分离开来的传统意识，特别是对于女性的性意识、性爱的各种各样的歪曲丑化糟践；圣女（作者创造了一个有趣的词——愚爱）型与荡妇型（狐狸精、色情间谍美人计至少是尤物型）女性形象所表达的传统男权观念；以献身事业为名“始乱终弃”的伪善、自欺欺人与厚颜无耻；从宣泄自我到自我的隐匿（在我们的语言中女人似乎比人低一等，女作家似乎比作家低一等。著名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明朗的天》中有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妻子吵架的场面，男人骂道：“女人不是人，女人是女人！”随着我们的女作家的功成名就与俨然人物，谁能不越来越倾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意识呢？）。所有刘慧英的书提及的这些，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吗？我们（包括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形象地触及到这些问题的男、女作家）又有谁不是常常倾向于回避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回避了突破男权传统的樊篱与男权历史意识这一有点麻烦的问题而满足于浅尝辄止的一般性结论（如认为一切不幸都是某种恶势力所造成的）吗？惜哉！
刘慧英的书稿的价值在于提出了这些我们视而不见的问题。她开始动摇了我们一些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使我们开始把问题作为问题来看，使我们对于许多天经地义源远流长的东西进行新的观照与思考；它表达了智慧的痛苦；它使我们的男性公民恍然大悟地开始思考女性们的严峻处境。它从托尔斯泰到曹雪芹，从丁玲到铁凝，广征博引而又是鞭辟入里地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思考果实。读之令人击节。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靠咒骂、靠干干脆脆地转变观念、靠一念之差的调整或是新名词的引入就能解决的。刘慧英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单纯的男权观念使然。恰恰相反，男权观念的形成不但有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有它的多方面的、在当时很可能是合理的根据，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产生与维持的依据。我们很可能会为这一切而嗟然叹息，比叹息更重要的却是为我们这里终于有人提出了这些比起“婚姻自由、同工同酬”来说更属于深层次的问题而欣慰。
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我们的头脑在进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却也是确定无疑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们的女性文学会出现更新更好的觉醒。
原文是刘慧英著《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对文学中男权历史意识的批判》序，题目为笔者所加。本文略有删节。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我的喝酒（1）
我的喝酒
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够获得一点兴趣和轻松的源泉。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记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像——任何想像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譬如学、说、读维吾尔语，譬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还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鸡雏。譬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譬如，也譬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称做“dastirhan”。维吾尔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饮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铺在矮炕的毡子（讲究的则是地毯）上进行。毡子上铺了干净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饭桌。然后大家吃饭（nang，一种烤饼），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地笑谵。
他们常常有各自的译名，拿对方的译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谵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起这种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这些谈话有时候带有相互挑战和比赛的性质，特别是遇到两三个善于词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话带机锋地较量起来，常常是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负。旁边的人随着说几句帮腔捧哏的话，就像在斗殴中“拉便宜手”一样，不冒风险，却也分享了战斗的豪情与胜利的荣耀。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我的喝酒（2）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露太黄，便会受到大家的皱眉、摇头、叹气与干脆制止，讲这种话的人是犯规和丢分的。另一种犯规和丢分的表现是因为招架不住旁人的笑谑而真的动起火来，表现出粗鲁不逊，这会被责为“qidamas”——受不了，即心胸狭窄、女人气。对了，忘了说了，这种聚会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参加这样的交谈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自己无聊。因为交谈的内容很好笑，气氛很火热，思路及方式颇具民俗学、文化学的价值。更因为这是我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我坚信参加一次这样的交谈比在大学维语系里上教授的三节课收获要大得多。
此后，当有人问我学习维吾尔语的经验的时候，我便开玩笑说：“要学习维吾尔语，就要和维吾尔人坐到一起，喝上它一吨、两吨白酒才成！”
是的，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使人获得一点兴奋和轻松的源泉。非汉民族的饮酒聚会，似乎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提醒人们注意仍然有过并且没有完全灭绝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饮食满足的是肠胃的需要，酒满足的是精神的需要，是放松一下、兴奋一下、闹腾一下的需要，是哪怕一刻间忘记那些人皆有之于我尤烈的政治上的麻烦、压力的需要。在饮下酒两三杯以后，似乎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轻松了乃至靠拢了。人变得想说话，话变得多了。这是多么好啊！
一些维吾尔作家最喜欢谈论的是饮酒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饮者像猴子，变得活泼、殷勤、好动。第二阶段像孔雀，饮者得意洋洋，开始炫耀吹嘘。第三阶段像老虎，饮者怒吼长啸，气势磅礴。第四阶段是猪。据说这个说法来自非洲。真是惟妙惟肖！而在“文革”中像老鼠一样生活着的我们，多么希望有一刻成为猴子、成为孔雀、成为老虎，哪怕最后烂醉如泥，成为一头最被穆斯林们厌恶的猪啊！
我也有过几次喝酒至醉的经验，虽然，许多人在我喝酒与不喝酒的时候都频频夸奖我的自制能力与分寸感，不仅仅是对于喝酒。
真正喝醉了的境界是超阶段的，是不接受分期的。醉就是醉，不是猴子，不是孔雀，不是老虎，也不是猪。
或者既是猴子，也是孔雀，还是老虎与猪，更是喝醉了的自己，是一个瞬间麻醉了的生命。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我的喝酒（3）
有一次喝醉了以后我仍然骑上自行车穿过闹市区回到家里。我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醉（据说这就和一个精神病人能反省和审视自己的精神异常一样，说明没有大醉或大病）了，意识到酒后冬夜在闹市骑自行车的危险。今天可一定不要出车祸呀！出了车祸一切就都完了！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平衡，一定要躲避来往的车辆！看，对面的一辆汽车来了……一面骑车我一面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忘记了其他的一切。等回到家，我把车一扔，又是哭又是叫……
还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自行车见到一棵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有一次我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输。终于意识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输赢，这倒是醉的妙处了。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70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丢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于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
而我自己，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我的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认同一只猴儿、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远为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怖，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于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我的喝酒（4）
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
好了，不再作这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