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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交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
三、“洁身”与“内热”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昏”与“不昏”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气节”，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强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强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春，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精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强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将历史人物之“论政”，不加分辨地置于“论学”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这一特殊志业。需知，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舍禄言学”、“寂寞自守”，并非易事。自清末至今；“问学”不若“问政”红火，乃大势所趋。单从“以天下为己任”来解读“舍学言政”之“大趋势”，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委身学术”，实在是生不逢时。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就在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专家学者”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排满”了。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政”而抑“学”。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
1903年初随友人到达上海后，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满论”所征服，同年即发表《攘书》、《中国民族志》和《中国民约精义》三书，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获取民权自由。如此敏感于时代潮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不让人佩服刘君天分之高、胆识之大。应该说，这个头开得很精彩。接下来，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而清廷密探，而国粹大师，而筹安会六君子……几乎每两三年必有一变，而且每一次转变都很突兀，让追摹其后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这一系列转变的“内在思路”实在不易，因为“机缘凑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强，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更关注其思维方法，即每立一论，总喜欢推到极端。
对于理解刘师培的思维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视，那便是1904年发表在《中国白话报》第六期上的《论激烈的好处》。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见其自我期待。而且，刘君说到做到：致信端方劝其“舍逆从顺”，加入蔡元培组织的暗杀团，参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所有这些同年发生的事件，可以确证其“激烈派”的身份。至于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义士，三年后竟献策消灭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后又主动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胜感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刘君的“激烈论”，方才在“好处”的背面，读出很难认同的异味。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5）
《论激烈的好处》开宗明义，将亡国的危险归咎于“平和”两字，尤其反感“那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这里指的是社会思潮，而并非专门针对译述《群学肄言》并主张渐进改革的严复本人。在刘君看来；“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潮，就在于其两面讨好，而且没有任何危险性：天下唯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32］可如此瞻前顾后，根本无法将中国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激烈派”。将“革命”与“改良”如此严重的政治路线之争，简化为“敢死”与“怕死”，实在有点漫画化。借“受难”与“牺牲”获取道德优势，作为一种打击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即便如此，刘君的“激烈论”出现最早，阐发精到，更值得注意。在刘君看来；“激烈”的好处有三。第一点“无所顾忌”，大概没有人不同意：大约天下的人，最难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无论什么事件，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古时候的大刺客、大游侠、大盗、大奸，都是出来拼命做事情的。但是这一种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33］
第二呢？曰“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故倡言破坏的激烈派，比主张建设的平和派更有价值，更有可能“做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以论证的彻底性而言，第二点已经有些不太完满，可还说得过去。第三个好处，乃有利于“鼓动人民”。如此策略化的考虑，很可能引起今人的反感。但对于刘师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种著书、出版、演说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激烈方能使人感动，并发生影响。”不谈“宗旨”之是非，只讲“激烈”方能动人，虽能奏效，终非大道。起码我对刘师培的以下议论不以为然：现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书，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共那一种平和人不同。［34］为了追求效果，不惜扭曲思路，尽量把话说满说绝；“达于顶点”，确实是雄辩家的不二法门。可对于学者或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此乃大忌，因其很容易为追求“掌声鼓励”而放弃“基本立场”，以致令人怀疑其立说的真诚。
像刘师培这样学有渊源而又聪明绝顶，连“降表”都能写得眉飞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说正说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圆其说”。文章写得太容易了，随意挥洒才情的结果；“立说”成了纯粹的“技巧”，不再关涉“心智”与“良知”。读单篇文章，你会觉得有道理，起码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众多文章放在一起，你会因其立说歧异而眼花缭乱。不要说时间略有参差，即便同一时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众声喧哗”。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对不同对象“应机说法”，而且“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因此，众多掷地有声的豪言、隽语搁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缝，也都变得无法弥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机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见肘而备受指责。才学丰厚者则不一样，说圆说扁都有学理依据，除非你做“诛心之论”，否则只能承认各有宗旨。举个例，1907年，正热衷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撰写了《人类均力说》，称实现“均力主义”的社会，年逾二十者统一排工：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岁开矿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十七至四十岁蒸饪，四十一至四十五岁运输货物，四十六至五十岁为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后呢？一律从事教育工作。不必追问三十制陶、四十蒸饪、五十任教的理由，乌托邦的魅力，并不因具体设计的不合理而该被肆意嘲笑。我不满意的是，刘师培在设计理想社会的同时，还要卖弄其熟读经书的长处：至于有妨学业，则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而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均学为王佐，非工事无妨学业之证乎？［35］“古之学者耕且养”，这没错；可以此论证学术不必专门钻研，这像四代传经、家学渊源的人说的吗？
刘师培论学，历来祖述戴东原，在很多诗文里表示过无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称：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唯朱紫阳、戴东原乎？［36］同年，刘还撰写了《东原学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内的《六儒颂》；1906年，意犹未尽的刘师培，又有《戴震传》问世；1907年发表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随处可见对于东原学问的高度赞赏。同年10月间出版的《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上，申叔发表《非六子论》，转而清算“顾黄王颜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读其书，辄心仪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