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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益事业由政府包办的旧观念，导致了投融资渠道不畅，设施能力不够，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速度仍相对滞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市政公用设施的服务能力仍相对滞后于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突出表现为四大矛盾：城镇化高速发展与基础设施短缺相伴随的矛盾；市政公用设施短缺与既有设施运行效益的下降并存的矛盾；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跟不上与污染排放量不断扩大的矛盾；投资需求缺口大与投资渠道单一的矛盾。 10月中旬，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一原则在2005年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中得到进一步明确。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1）
“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的战略家、军事家关注的重点。在未来的30~50年中，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 这是2003年9月林毅夫与陈剑波在《中国农业／自然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一句经典判断。 这部关注“体制转型中的增长”的报告，主旨在于“让更多人参与增长的过程和分享增长的好处”，在分析了有关“三农”的一系列问题之后，报告提出，解决整个农村问题可“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 按照报告的“中部”概念，中部地区的农业人口占到全国乡村人口的一半以上，面临最少的自然资源和最为严重的贫困问题。如果这部分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村人口能够得以顺利转移，将会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调整提供巨大的空间。 解决中部农村地区的发展问题，实现大量中部地区的乡村人口转移，一是可以增加净消费性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的人口规模，大规模增加农产品的需求；二是为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供给提供市场份额；三是可能实现生态脆弱区的移民目标；四是可以对移民之后的生态脆弱区进行保护；五是可以大力抑制目前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的快速恶化；六是乡村人口的大量转移，意味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工业化的发展既标志着原农业地区的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那么各级政府会有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扶贫和自然资源的保护。 林毅夫显然已经提出了一个解决区域经济和“三农”问题的核心命题。2003年10月16日，就“中部”困境及其突围的方式等问题，本报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高俊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调研部研究员谭卫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所教授蔡继明共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展开“21世纪北京圆桌”第2期讨论。 传统农业区定义“中部” 《21世纪》：林毅夫教授在《中国农业／自然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将中部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这也是本期论坛的缘起，首先请林教授阐述一下立论理由。 林毅夫：我们提出中部作为突破口，并非从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不能是东部有一个政策、西部就有一个政策，东北有一个政策、中部就要有一个政策。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常说的中国的问题，比如城乡收入差距、三农问题，最核心的表现还是在中部地区。 “中部”概念是什么？跟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不一样，它主要是传统的农业地区。传统农业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上曾有很大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加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调整，当时农民的收入增长比较快，中部一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农民收入在那段时间跟东部、跟城镇收入水平的差距是在缩小的。但自1985年后，中部地区发展比较慢，跟东部地区收入的差距也开始扩大。这个扩大不仅是表现出中部的整体地区跟东部整体地区的差距在扩大，更表现出是中部的农民收入跟东部的农民收入差距在扩大。 从目前的研究看，农业地区收入比较滞后，尤其是中部地区，从农民的收入以及承担的负担来看，中部地区最滞后、最沉重。 《21世纪》：林教授对“中部”的界定是十个省区，即河北、四川、重庆、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广西，但也有五省（豫、鄂、赣、湘、皖）等说法。那么，对于“中部”，从地理概念上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呢？ 林毅夫：每个学者研究的角度不一样，界定也不一样。我们的界定主要是传统农业地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部属于人均耕地并不是太多的地区。所以，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以及海南不包括在我们的定义内，因为这些省的耕地比较多，它们同其他各省农业发展道路不一样，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简单来讲有点像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的地区，但是，我们中部农区的发展方式可能会比较接近东亚的发展模式。 高俊才：我觉得界定没必要太绝对。有些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西部地区都全面享受。中部地区也有一些较差的地区，参考一些西部政策，国家应该给予适当支持。 谭卫和：林教授谈的核心是人均资源，就人均占有资源量和人均占有的生存空间而言，其实，是发展水平的差异，更是区域起跑线的差异。 林毅夫：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为什么把它定位在十个省？基本上是考虑到这些地区没有靠海，没有地理的方便；第二，他们属于传统农业地区；第三，那里的人力资源比较少。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2）
中部为何“塌陷”？ 《21世纪》：河北党校马副祥等人在《谨防中部塌陷——西部大开发，中部怎么办？》中提出，近10余年内，我国中部与东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两者GDP差额比已增加了6倍。而西部大开发将使西部投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中部。西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东部的73％和48％，中部地区的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东部的66％和62％，可支配性收入甚至低于西部。为什么中部的问题会如此的突出？这些问题是如何造成的？ 林毅夫：一个比喻是，中部像是一个盆地。东部的收入高，西部如果从城镇收入角度来说，收入也要比中部高。本来，西部的农民收入不一定比中部的农民收入高，但是，西部农民的负担要比中部农民小，因为西部的干部大部分是“吃皇粮”的。所以，“三农”问题在中部特别突出。 谭卫和：我个人感觉造成中部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上的回避。按照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应该由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依次推进，而不是“东征西战”。为什么？这符合经济学的效应，资源、资本、资金、技术、人才要向效益最高、最有利于市场的方面集中。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起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部地区的问题已比较严重。 林毅夫：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发展战略问题。因为传统的产业，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大多属于资金密集型，这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所以若没有国家的干预、扶持，重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为了发展重工业就需要国家很多的干预和扭曲，包括对农产品价格的人为压低和市场的压制。 另外一方面就是改革、放开过程中带来的问题。东部的市场条件比较好，本身人口密度高，当地的市场规模很大，再加上它跟国际的接轨很快。所以东部放开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有优势的产业发展很快，比如说浙江这几年发展就很快。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当然就会形成从中部进口农产品，从西部进口矿产资源，在扶持重工业的战略下这些产品是比市场价格低的。这就形成了中部和西部再补贴东部发展的局面。这实际上成为1985年以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源泉。 还有，我们改革走的双轨制，在经济中不少计划的干预成分仍然存在。只要有干预，就要有很多行政部门来执行，财政体制改革把财权上收，把事权下放，中部地区就要养这些干部，大量的基层干部变成了农民的负担。之所以中部地区成为现在各种矛盾的交集，正在于这种原因。当然中部也有自己的原因，就是说人均耕地比较少；没有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发挥，发展了一些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它还承担了很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性的问题，问题也就更难解决了。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3）
高俊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生存空间、生活生产条件、生态环境，谈一下中部地区的问题。 刚才谭教授讲到了中部地区有黄河、淮河。对，从古到今，这些河流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洪水、缺水、水污染问题。 2003年淮河流域大水，仅安徽一个省的受灾人口就达两千万人，因洪水转移一百多万，农田受灾两千多万亩。为了治理好淮河，国务院已经决定抓紧淮河灾后重建和加大治淮工程的力度。这几年国家对长江防洪建设的投入力度也很大，1998年以来的六年间，国家共投入了四百多亿元，这还不包括三峡工程投资。为了进一步提高防洪标准，还需要继续投入。 再说缺水问题。比如华北地区，生活、工业、农业、生态都存在缺水问题。地下水超采问题非常严重，以河北为重点的黄淮海平原超采区，20年来超采量累计达900多亿立方米，900多亿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两个半三峡水库的库容量。 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据有关部门检测，最近两三年来，黄河流域达到饮用水水源标准的河段占不到一半，在46％左右。 建立一体化市场解决中部困境 《21世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到要“统筹区域发展”的问题，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与指导，推进西部开发，发挥中部综合优势，振兴东北，鼓励东部率先现代化”。从国家整体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重视中部问题有何意义呢？ 蔡继明：过去的提法叫“抓两头带中间”。温总理强调加快西部发展的同时，特别指出不要以放慢东部的发展为代价。而东西部都要实现协调发展，处在中间状态的中部地区的相应发展似乎也就是不言而喻了。 《21世纪》：如何解决中部的问题？是不是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扶持？ 林毅夫：完全靠特殊政策支持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怎么样来做到全国协调的发展，东部地区可以发展，西部地区可以发展，同时中部地区也可以发展呢？ 我的看法还是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让各个地区都可以发展。东部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制造业，因为它的经济基础、市场条件有优势；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西部地区的优势在自然资源，比如矿产资源或者说草地的资源。 我们说中部“三农”问题特别严重，是从农民收入跟农民负担相对来讲的。但是，怎样来帮助中部地区呢？我还是支持统一市场原则。如果把原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干预、扭曲都去除掉的话，东部的发展如何带动中部呢？ 首先，东部地区的工业一发展，劳动力价格会升高，那么农产品就会减少生产，需要从中部购买的农产品就会多，农产品的价格也就上去了，那么中部地区就可以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加收入。 第二点是，中部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最主要的还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这有两部分，一个是离土离乡，传统农区的劳动力继续往东部流动，这是增加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很重要的来源，这当然也要靠东部地区的发展，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也有一部分中部地区的传统劳动力，可以离土不离乡的，或者说半离土半离乡。 劳动力的转移非常重要。转移过程中的农民需要教育。目前，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还是农民自己负担。在西部地区国家支持比较多，中部地区相对少一些。所以要支持中部农区，不管怎么样，教育水平的提高很重要，对中部教育的支持非常必要。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工业化发展，以及中部本身经济条件的改善，有的制造业会从东部转移到中部，这样中部会有一些非农产业的发展。 从政府的角度看，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这是一条发展路径。很重要的方面是资金支持的问题，目前的格局很不利于传统农区的发展，传统农区基本上得不到什么资金支持，四大国有银行都向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靠拢。 《21世纪》：依您看，如何以金融支持中部的发展？ 林毅夫：我看，金融主要应支持那里的中小企业。因为在一些非农产业的发展中，小型企业居多，好一点就是中型企业。这样，他们的股票基本没有可能上市，就算是将来有创业板也是如此。另外，大银行基本上都撤退了，就算不撤退，也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大银行更愿意支持大项目、支持大企业。对中部地区的发展来讲，发展能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是一个很重要的金融改革措施。除了改革好农村信用社外，还应该发展小额信贷，地区中小银行，并允许正常的民间借贷。 我国改革到这个阶段，国有企业还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是我国的经济要取得一个长期、持续的发展，而且从全国各个地区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改革突破口应该是在金融。按照目前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金融问题，才能够最好地发展中小企业，多创造就业机会，能够让农民更多地从农业转移到各种产业，发展的产业能够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力。 中部地区由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有很多民间的借款，这种借款有它的特性，还贷率虽然比较高，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就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损失。所以，实际上即使是还债率比较高，但是风险更高。更何况每一笔资金都是比较少的，既然资金比较少，每一笔借款的单位资金交易成本都比银行的交易成本高。民间借贷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很重要。如果因为利率较高就反对，企业就会丧失很多的机会。对于中部的金融改革，只要一种金融制度安排的存在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有一定合理性就应该让它合法存在。 中部地区的人口转移出来以后，农业还要继续发展，这些产品不仅要在国内市场竞争，还可以到国际市场去竞争。对中部地区来讲，农业产业化，产业服务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非常重要，这也需要政府支持，由政府对农业的公共科研、产销系统的基础设施进行投入。
第一部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方式中部崛起（4）
解决县乡巨额负债从减“事”开始 《21世纪》：有调查显示，县以下的公共负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要解决中部问题，财政负债显然不可忽视。 蔡继明：我主张，加快乡镇这一级政府机构的改革，从减少政府机构设置和工作人员，到减少乡镇政府的数量，最后创造条件撤消乡镇一级政府。这既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性措施，也是解决乡镇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 目前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就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估计数）。 林毅夫：我觉得，要解决“人”，也就是干部的问题，必须首先要减事才可以，如果不减的话，撤乡并镇不能起到很大作用。因为事是从上面来的，然后转成干部的责任，事没干，考核干部不过关，最后还是要被撤职的。每个乡真正吃皇粮按编制也就是40人左右，但是现在哪个乡不是一两百个人以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减事开始。应该交给市场管的事就要市场管，政府不要干预。事减少了，人才可以减少，农民才可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 蔡继明：林教授说撤人首先要“减事”。依我看，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要靠市场来调节。乡镇干部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三大主要任务“催种、催收、催交”已成为历史，乡镇这一级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办了。而事实表明，越是发达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