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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多少个疱、一双脚能够走多远、一个姑娘能够想多久。还有，我们换电脑墙纸、屏幕保护。我们换手机图标、来电铃声。我们学英文，加入wto。我们办奥运，修通了五环六环路。
但是，“不一样”再走一步是“太不一样”，是翻天覆地。
9·11那天，北京时间的晚上，我在深圳，从客户那边回到酒店，打开啤酒，打开电视，纽约世贸大楼在里面冒烟。第一反应是美国大片，《真实的谎言》续集，喝了一口啤酒，等着施瓦辛格撅着一身腱子肉出现；第二反应是邪教闹事，拦截了通信卫星，播放假想的世界末日；第三个反应是打我同事的手机，看我自己是不是工作过度，开始幻视幻听。
2003年的春天，北京没来沙尘暴，北京来了“非典”。
山非山，水非水，生活改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感觉北京金刀大马，马路老宽，小孩子可以像我小时候一样，在街头踢足球，在便道打羽毛球。十几年来，第一次重游北海，丁香还盛，杨柳还青，“仿膳”还是国营的，还号称慈禧爱吃，红烧驼掌还是一股脚丫子味儿。几年来，第一次接到婚前某女友的电话，问还好吗，问邮寄地址，说刚买到城里最后一箱n－95口罩，说放下电话就会用特快寄出。一年多来，老婆第一次主动下厨房，麻婆豆腐，蒜蓉西兰花，我问她会不会做香辣蟹、福寿螺。
山非山，水非水，工作改变。第一次从周一到周五不用穿西装。老板的目的不是放松下属，而是希望同志们一天一洗衣服，远离“非典”。第一次七点前回家不感觉负疚。反正客户已经在家办公了，隔壁写字楼也被封了，我一个人急有什么用呢？七点回家，春夜方长，看老婆和玫瑰花，嗑瓜子和看《新闻联播》，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次，所有人都成了医学爱好者，讨论冠状病毒长得什么样，为什么激素有效，什么时候出现疫苗。第一次想，为什么要求经济每一年每个月都要增长呢？为什么要求自己每一周每一天都要向上呢？
山非山，水非水，观念改变。第一次，大家了解，自然要敬畏，个人卫生要注意，当众打喷嚏、随地吐痰、滥杀邪吃是罪大恶极的。第一次，大家知道，除了道琼斯、恒生指数、gdp，还有“非典”指数：多少新增，多少疑似，多少死亡，多少出院。还有一群穿白大衣的同志，踏着生死，每天干着十几个小时，领着很少的工资。第一次，大家明白，无论庶民公侯，说话做事都是要负责任的，没有报纸电视还有互联网，没有互联网还有短信息，没有短信息还有人心。
2003年的5月底，坐在出租车上，三环东路又开始塞车了，街边的火锅馆子又基本上满了人。车上的收音机里，一个经济学家在发言：“‘非典’的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可逆转的。”手机上老总留言：明天穿西装，见客户，新项目启动。写信谢我的前女友，告诉她我没得“非典”，但人却被n－95捂得缺氧。问她为什么好久没有音信，她回了一句恶俗的台湾爱情诗：有时关切是问，有时关切是不问。这样水波不兴，你好我也好。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和工作终会照旧。希望观念的改变能留得长久些：敬天悯人，相信人心。
学医的时候，老师讲，人是要生老病死的，致病微生物是到处存在的。回家刻了颗阴文印，截朱敦儒的《西江月》：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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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挣多少算够
开始挣钱之后，不能再把父母家当食堂，不能睡到“自然醒”。于是常想，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把楼口的川菜馆子当一辈子的食堂，天天睡到大天亮。
先不考虑能挣多少。领导说，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村民说，要想富挖古墓，要想富扒铁路。然后村干部在村民的院墙上写标语：私造枪支是违法的，武装抗税可耻，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字色惨白，斗大。
“挣多少就算够了”可以分解成两个问题：挣钱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明确之后，量出为入，应该挣多少？
挣钱的目的可以简单概括成三种：一、为了近期衣食无忧；二、为了有生之年衣食无忧；三、为了金钱带来的成就感和权力感。
如果目的是前两种，需要进一步问的是：你要的是什么样的衣食无忧？穿老头衫、懒汉鞋，喝普通燕京啤酒，住大杂院，蹬自行车，想念胡同口四十出头的李寡妇，是一种衣食无忧。飞到意大利量身定制，穿绣了自己名字缩写的衬衫，喝上好年份的波尔多红酒，住假前卫艺术家设计的水景豪宅，开兰勃基尼的跑车，想念穿红裙子的金喜善，是另一种衣食无忧。
即使现在选定了生活方式，还要能保证将来的想法和现在基本一致，才能保证计算基本准确。“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现在习惯鲍鱼，退休后不一定能习惯鲫鱼。还要考虑意外，天有不测风云，比如婚外恋、宫外孕等，所以计算要用风险系数调整。
如果是第三种目的，你希望呼风唤雨，管辖无数的人，每次上厕所用无数个马桶。你没救了，只有一条路走到黑，成社会精英，上富豪榜或是进班房。
生活方式确定，衣食住行，吃喝嫖赌，每年的花销基本可以算出，就算你活到七十五吧，然后用现金流折算法（dcf，discounted cash flow）算到今天，算出该挣到的数。挣到这个数，你就该够了。挣到这个数后，按你预定的生活方式花，到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你不剩啥钱，也不欠啥钱，死神不找你，你就放煤气割手腕，确保预测准确，功德圆满。
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想起年轻时造的阴孽和未来医学可能的进展，我估计我应该比常遇春长寿，比如活到六十。进而我又大概算了一下自己该挣多少。
生活上，太俭，我受不了。大昭寺的导游说，那个面目古怪的佛像生前是个苦行僧，十三年在一个山洞里修佛，喝水，不动，皮肤上长出绿毛来。颜回说，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我不想当绿毛圣人，也不想太早死。太奢，我不敢，畏天怒。吃龙肝凤髓，可能得“非典”。请西施陪唱卡拉ok，我听不懂杭州土话。
我喜欢质量好的棉布和皮革。好棉布吸汗，好皮革摸上去舒服。自己一天比一天皮糙肉厚，十四五的小姑娘又不让随便乱摸，所以好皮衣很重要。我喜欢吃肉吃辣，哪种都不贵。住的地方小点儿无所谓，过去上学时我们六个人睡了八年十平方米的宿舍，但是一定要靠近城市中心，挑起窗帘，就能感到物欲横流。对车不感兴趣，但是对通过开好车泡好看姑娘这件事并不反感，想过的最贵的车是bmw x5。我不需要金喜善，看金喜善觉得漂亮不是本事。我想象力丰富，金百万洗洗脸，我也能把她想象成金喜善。我喜欢各种奇巧电子物件，手机要能偷拍，pda要能放电影带wi－fi，数码相机要一千一百万像素，用通用的光学镜头，隔一百五十米，能照出北海对岸练太极的老头的鼻毛。如此如此，再用现金流折算法算一下，大概需要一千来万。
我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是撅着屁股使劲儿挣呢，还是调低对生活的预期？
“薄酒可以忘忧，丑妻可以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比狐裘”，说这话的不知道是先贤还是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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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弄孙”和“饮食男女”一样植入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
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1925年1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篇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着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12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1925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个逻辑错误。曹聚仁笃信颜李学派读书论。颜元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曹聚仁的推理如下：颜李认为“开卷有害”，颜李是中国古人，颜李读的当然是中国古书，所以颜李认为应该不读中国古书。其实颜李只是认为“开卷过多有害”，知行应该平衡。另外，曹聚仁把读古书看得太神圣，一定要读真经，一定要从考证甚至考古入手，一定要懂古文家今文家宋学家汉学家的异同，才能读古书。简单说，再大的美人也要大便，《诗经》里“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和崔健的“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作为后生小子，意淫古人，读断读通就好，摸着想象中的手心驰神荡就好，不必知道古人的界门纲目科属种。
无论是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还是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都是意淫古人的时候了。
不靠写字补贴家用的，必是经世济民的好手。简单说，去美国读两年mba不如恶补两年明史清史，小白菜比小甜甜布莱妮可爱，廷议比课堂案例凌厉，明史清史比美国教科书讲中国的事更通透。
靠写字补贴家用的责无旁贷，是文字就应该是你的原材料，掌握之后煎炒烹炸，上至三代铭文，下至隔壁王寡妇叫床，不该避讳。撇开祖宗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狡猾可喜的文字，是渎职，是犯罪。不要言必谈五四时期的反叛，那是中国新文字的青春期，一定要杀死父亲才能知道自己姓什么。李锐讲：“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现在是该上上祖坟的时候了，检点一下，祖宗有什么好东西。
给不服气的人举一个例子，几十年来，有没有重新出现过类似记录人类经验的中国文字：“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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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万物生长》初版后记
简单地说，这部小说是个失败。
本来想写出一个过程，但是只写出一种状态。本来想写出一个故事，但是只写出一段生活。本来想写出一个可爱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总体上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一副欠抽的样子。
成长（时间）是长期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在《万物生长》里，我尽力想描述一个成长过程，阐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我笔力有限，没能做到，我只表现出一种混沌状态，一个过程的横断面。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万物生长》所处生长环节之前和之后，再各写一部长度相近的小说，三种状态，三个横断面，或许能给人一个完整过程的感觉。
至于没写出一个完整故事和一个可爱人物，不全是笔力不逮。我在满足读者阅读期待和还原生活之间，徘徊许久，最后选择了后者。真实的生活中，多数的故事并不完整，多数没发育成熟的人物有各种各样混蛋的地方。即使造出来时间机器，重新过一遍充满遗憾的年少时光，不完整的故事还是不完整，混蛋的地方还要混蛋。所有的遗憾，一点不能改变。
对于描述长期困扰于心的东西，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描述过后，脓水流尽，得解脱，得大自在。另一种认为，描述之后，诊断清楚，这种困扰，水流云在，成了一辈子的心症。我无法评说哪种观点更加正确。
如果你读完这本文字，回望或是展望自己的青春，感觉烦躁异常，感觉山非山、水非水，说明我的失败还不是彻底的失败，这本文字所作的努力，还有些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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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万物生长》再版序
《万物生长》成书的过程很长。
“鸡头”开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当时刚念完八年的医学院，在七月的北京无聊地等着八月去美国体会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那个夏天很热，死了好些白毛老头和小脚老太太，我在呼啸的电风扇前，想，写个什么吧，写了就忘了，到美国就是一个新开始。
“猪肚”填在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在新泽西一个古老的医疗仪器公司实习，替他们理顺全球投标流程，小组里最年轻的莫妮卡比我大十五岁，公司的主要产品长期占领了世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市场，莫妮卡大姐对我说了一句很国企的话：“你不要那么使劲干，否则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看新浪新闻，泡两个叫“新大陆”和“文艺复兴”的论坛。名字叫卡门的老板娘不懂中文，鼓励我：“仔细看，中国医疗耗材的潜在市场很大。”公司在新泽西北部，是着名的白区，好的意大利餐馆到处都是。唯一一个号称中餐的馆子，大厨和伙计都是越南人冒充的，一句中文都不会，只会做酸辣汤和左公鸡，让我想起初中看的《金瓶梅》录像，也是越南人演的，里面的潘金莲除了微笑和叫床，一言不发。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便宜的小馆子可以喝大酒，喝完酒没有姑娘可以拉着手，口无遮拦，对于当时的我，就是监狱。所以我下班的时候，躲在饭店里写《万物生长》。
“猫尾”收在亚特兰大，用的是2000年冬天的三周假期。我给当时为我做出版代理的《格调》先生、师奶杀手、出版家石涛写电邮，说，下雪了，我窗外的松鼠们还没冻死。石涛说，他想起他在辛辛那提写作的时候，说，如果觉得文气已尽，当止就止。写完，我回到北京，当时电子书大佬“博库”还笔直地挺着，在长城饭店旁边的小长城酒家新春团拜，有酒有肉，我第一次见北京的作家们，感觉自己像是在凤凰窝里的一只小鸡。我第一次和作家们喝酒，就被一个叫艾丹的，一个叫张驰的，和一个叫狗子的，灌得平生第一次在睡觉以外的时间失去意识，停止思考。去协和医院洗胃，周围十几个医学院同学围着，我心想，将来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大医生啊，我真牛啊。我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家伙，在公认的北京酒鬼好汉榜上分别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十一。石涛后来说，我倒下之前，拨了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接到留言机，一个说人在上海，最后一个没有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