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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红封袋，外写“冰敬”，内装银票二百两。
非常意外地，等跟班投了帖回到客栈，李家跟着就送来四样菜，然后李德立来拜。相见寒暄，彼此都极亲热，汪守正特意致歉，说是由于他在内廷值宿，所以不曾亲自拜访，十分失礼。
“不敢，不敢！”李德立拱手答道，“内廷值宿，亦有放回家的日子，今天正好轮着兄弟歇工。幸会之至。”
“真是幸会！二十年来，久仰‘李太医’的大名，识荆之愿，一旦得偿，真正快慰平生，无论如何要好好请教。”
于是汪守正留他便酌。一则是看在二百两银子的分上，再则有心结纳，好对抗薛福辰，所以李德立欣然不辞。灯前把酒，谈得相当投机。
这一谈自然要谈到慈禧太后的病。李德立对薛福辰有意卖关子。在汪守正面前，却无保留。然而他所知亦实在有限，并不比薛福辰凭一双眼睛，三只指头察觉所得来得多。
而在汪守正，获益已经不浅，此刻所要明了的，是薛福辰如何下药？
“说起来亦算别创一格，那位抚屏先生用的竟是姜椒，又说出自古方，连西圣自己都认为不妥，终究另拟了方子。”
等他把薛福辰初次请脉所拟的两张方子，以及这几天仍以健脾益气的治法为主的情形一说，汪守正便已了然，薛福辰确是高明。同时也料准了薛福辰必已知道慈禧太后的病根，只是脉案上不肯说破而已。
“抚屏先生最初学的是黄坤载，不过能入能出，博究诸家，能得其平。”汪守正又说，“其学大致宗东垣，自然以温补为主。”
这是汪守正的老实话。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是河北富家子弟，所交都是嗜欲逸乐的贵介，起居不时，饮食失调，往往伤于脾胃，所以发明补中益气，升阳散火的医道，成为“温补”一派，而所重特在脾家。慈禧太后缠绵久病，气血两亏，从健脾入手，使得饮食能够渐归正常，培元益气，崩漏自然可以止住，是极好的治法。
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功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人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惟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像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第一部分 柳堂死谏第26节 备战求和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以后，户部另外给他筹饷。”
“左宗棠呢？”慈禧太后问到宝廷的奏折，“他到底在西北多年，让他到京里来当差；这个主意也不错。不过，他来了让他干什么？在西北，又找谁替他？这些，你们都想过没有？”
恭王自然想过，也跟大家谈过。主战一派自是极力赞成此议，以为左宗棠入参大计，足以增加声势。而主和一派居然亦众口一词，说宝廷的主意很高，这就另有文章了。
左宗棠在西北，虽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以专阃之寄，调兵遣将，把局势搞得剑拔弩张，军机处无从遥制，也头痛得很。如今内调入京，明为尊崇，其实羁縻，和战之计，反倒容易控制。至于左宗棠到京，派什么差使，以及西北军务由谁接替？当然也有安排。
“回圣母皇太后的话，左宗棠原为东阁大学士，将来到京，是不是派在军机上行走？另外请旨。至于新疆军务，自以左宗棠保荐为宜。”
“嗯。”慈禧太后点点头，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即问道，“还有什么事要谈？”
“张之洞有个折子论海防，牵涉的事项甚多。”说到这里，恭王特意停了下来，要看慈禧太后是何表示，再作道理。
“那还是你们谈吧！”慈禧太后说道，“张之洞倒是肯用心，肯为朝廷出力的人。”
就这一句话，便等于已作了裁决，凡有所奏，应该尽量采纳。因而恭王答应着说：“臣等仰体圣意，拿原折逐款商量停当，奏闻取旨。请圣母皇太后先回官吧！”
于是慈禧太后先离座回长春宫。接着便送进来一个黄匣子，里面是经她裁定的两案，写旨呈阅。
第一道是明发上谕：
“谕内阁：前有旨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谕令曾纪泽将应议条约，妥慎办理。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曾纪泽电报，现在商办一切，恳为代奏施恩等语。崇厚着加恩即行开释。”
一看，慈禧太后便皱起了眉。这道上谕，含混笼统，语意不清，“商办一切”与“代奏施恩”有何关系。“施恩”是要施什么恩？都不明白，本想动朱笔替它改正，但精神不济，只好算了，撂下看第二道
第二道是廷寄：
“左宗棠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着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此外带兵各员中，有才略过人，堪膺艰巨，秉性忠勇，缓急足恃者，并着胪列保荐，用备任使。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这道廷寄，没有什么地方要改，随即发了下去。于是李莲英面奏：“该请脉了。”
“不必五个人一起上来。”慈禧太后忽然说道，“就传薛福辰、汪守正好了。等我好好问一问他们。”
薛、汪两人已取得信任，同时也颇蒙优遇，慈禧太后特赐矮凳子，让他们在御前坐着谈，这是宣力有年的高龄大臣都未能得到的恩典。
第一部分 柳堂死谏第27节 长春闲话
慈禧太后特意摒隔太医，只召薛、汪，是有意要跟他们谈谈。一则破闷，二则是采风问俗，想了解民间疾苦，更想了解官吏贤愚。
这方面，汪守正就比薛福辰大见才具了，应答奏对，十分称旨。问到山西的官吏，他总是扬善隐恶，归结于颂扬圣明，十分动听。
“阎敬铭在山西怎么样？”慈禧太后问道，“他在山西办赈，经手的款子很不少，是不是很清廉啊？”
“是，”汪守正答说，“阎敬铭督办山西赈务，老百姓拿他比做包龙图。曾国荃常常在臣面前夸奖他，说为人臣者，总要像阎敬铭这样子清廉刻苦，实心办事，方不负朝廷识拔。阎敬铭也常跟臣说，秦晋大旱，皇太后垂念备至，在国库万分支绌之际，一次次拨出大批款子放赈。如果我辈在里面侵渔分文，试问如何上答皇太后天高地厚之恩。”
“真是这样子吗？”慈禧太后问道，“有人说他在山西，趁荒年地价贱，买了许多良田，又特为搬家到山西。这话又是打哪儿来的呢？”
“阎敬铭在山西办赈，极其认真，真正涓滴归公，难免得罪了人，造谣糟蹋他，也是有的。至于搬家到山西，是因为他的原籍朝邑，靠近黄河，地势太低，每每闹水，所以搬到解州运城，这也是好早的事了。”
“唉！”慈禧太后感慨地，“可见得做个清官也不容易。朝廷自然要保全清官，就怕听不见真话。你们见到什么，听到什么，总要本着良心老实说才好。”
“是！”薛、汪二人同声回答。
“阎敬铭的性情是不是很耿直？”
“是。他忠心耿耿，正直无私。”
就这样谈着，慈禧太后慢慢浮起了记忆，首先是记起阎敬铭的相貌，又矮又小，而且两只眼睛一高一低。但慈禧太后还记得胡林翼保他总办东征粮台时，奏折中有句考语：“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扬万夫。”不由得又生了感慨。
“真正人不可貌相！像阎敬铭这样的人，居然也能办大事。”慈禧太后又想起一件事，“说他在湖北的时候，跟总督抬杠，愣要杀总督的贴身小厮，汪守正，你可知道这件事？”
“臣听说过。”
总督是说官文，所谓“贴身小厮”就是官文的娈童，名叫张玉。官文宠他出了格，命他带领督署卫队，每次军功保案，都替他加上一个名字，一直保到从二品的副将。
张玉入夜为总督侍寝，白天带着卫队，横冲直撞，胡作非为，当湖北藩司的阎敬铭，早就看他不入眼了。照例，藩司必加督署或者抚署的营务处总办头衔，为的是好节制武将，而张玉自以为二品大将，又倚仗官文的势力，根本不把藩司放在眼里，这就越发伤了阎敬铭的威信，要找机会办他。
有一天机会来了。张玉带领亲兵数人，闯入民居，奸杀了人家的一个闺女。
这家的父兄，当然进城报案，哭诉伸冤，江夏县和武昌府都感到棘手，将案子拖延着不办。不久，阎敬铭得知其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当然也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放不过他，所以早就在官文面前，自陈无状，要求庇护。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戈什哈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请阎大人先回衙门，等中堂病好了，再过来奉请。”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也是一样。”
戈什哈无奈，进上房据实禀报，结果仍是不见，也仍是拿病来作推托。
阎敬铭料事深刻，已防备到有此一着，早就想好了对策，因而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好的时候，好了自然要传见，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说到这里，转脸吩咐跟班，“取我的铺盖来！总督衙门的司道官厅，就是我藩司的行署，有公事送到这里来看。”
于是跟班真的取了铺盖，就在司道官厅的炕床上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哪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天。他秉性俭朴，起居极能刻苦，所以住在那里，丝毫没有不便的样子。
这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认作旷古未有的奇事，都要借故来看个究竟，总督衙门真的成了藩司的行署。官文大窘，先是请臬司和本衙门的幕友劝驾，阎敬铭拒绝不从。最后只好请出巡抚和武昌府知府来了。
湖北巡抚叫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官文请出这两个人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也都是陕西人，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只听见做调人的，譬喻百端，被调解的坚持不可，从一大早讲到午炮声起，严树森舌敝唇焦，脸色非常难看。看样子，做调人的也要跟阎敬铭翻脸了。
“大人！”阎敬铭始终是这么一句话，“不杀张玉，我决不回衙门。”
“太难了！”严树森大有拂袖而起的模样。
官文见此光景，硬一硬头皮，从屏风后面踏了出来，“丹初！”他说，“赏我一个面子！”接着，双膝着地，直挺挺地跪在阎敬铭面前。
他避开一步，回身扬面，装作不曾看见，这一下，严树森有话好说了，“丹初，”他用责备的语气说，“你太过分了！中堂自屈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网开一面？”
于是阎敬铭不得不扶起官文，同时说道：“中堂依我两件事，我就不杀张玉。”
“依，依！”官文一叠连声地说，“只要不杀张玉，什么事都好办。”
“第一，张玉立刻斥退。”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