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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全社会大小人物都如此。
人人都处在比下有余比上不足的状态中。人人都在不平衡。人人都因为不满而充满了玩儿命的动力。在几十年前那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农村里，农民可能吃不饱肚子，但是，家家户户穷着，也就没有什么不平衡。现在温饱有余，看着村里村外的人有了钱，特别是看到城里有更富得多的人，内心自然就不平衡了。想勤劳致富的有，想谋取不义之财的也有，这在经济学上说，是人们不能忍受的“相对贫困”。
当一个人活得比别人差比别人穷时，当一个人相对别人社会等级低时，心理不平衡是非常难忍受的。为了消除这种痛苦，人们才有了积极进取的动力。
谁被这种不平衡折磨得厉害，谁求成功的动力就强。
那些生来富贵高人几等的小孩，长大动力相对就小。
中国时下处在发展中，人们充满发财的梦想，相互攀比十分刺激。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领域，包括每一个企业，都交织着密集的“不平衡”。不管多么成功的人，都有比上不足之处。一个领域内顶级成功的人，还会因更顶级人物的成功而不平衡。人人都活在“相对贫困”中，知足常乐早就成了古董。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对傅彪的惋惜上了。
他明明已经是相当成功的明星，为什么生病之后还歇不下来？
在这事上，谁也不要做旁观者清的聪明人。其实，都可能当事者迷。不信，到那些大公司看看，那些已经做到董事、总监或者部门经理的年轻人，明明累得已经爬不动楼梯了，也绝不听你的劝，干事时悠着点。为什么？因为与其忍受比上不足的不平衡的痛苦，不如宁肯这样累着。哪怕累得身体差点，也不能比别人升迁慢，比别人月薪少，比别人买房买车晚。
人人都是这么干的。
傅彪病后，亲朋好友肯定也劝过他多歇，但没能劝住他。现在，我们想劝全社会的人都从容点，爱护生命，也未必劝得住。在目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忍受不平衡的耐受力差，心灵脆弱，许多人都会在怕活得不如别人的相对贫困中难受，而宁肯透支生命。
我们只有从社会文化入手，让人们知道，生活的质量等级除了金钱成功之外，还有一定的悠闲与自由，善待自己生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的盲目才可能减少。这时，关爱演艺人才有可能多少变成一句关怀所有人的实话。
关键在文化。
（原载：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博客文章张靓颖的选择与经济学原理
——人生成本别忘了核算（三）
在超女中我投张靓颖一票。
张靓颖歌唱得好，人也善良。听说她在单亲家庭长大，与母亲相依为命，是个勤奋好强又不侵犯他人的温和女孩，站在舞台上神情中有时还露出稍许的孤立无援。倘若现在问她，这么多年认真又努力走过来的路，朝思暮想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答案不用猜就能知道，那就是如何成功。这在人人奋勇当先争着出人头地发财致富的年头很自然。现在出了名，你再问她当下摆在心头的第一件事，大概还是事业如何发展：和谁签约，如何唱好歌，做不做广告，拍不拍影视，等等。说来说去，如何事有所成，恐怕还是张靓颖想的头一件事。
但你要接着问她想的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三件事又是什么？她一定也有她的冷静考虑。因为，她在超女火爆的旋涡中表现得比较有自制力。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显得比其她超女闲一些。因为她“一直都拒绝了一些公司的安排”，她说“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在状态好的情况下再来做工作”。对于“凉粉”们希望她“身体工作两不误”的帖子，她也颇有回应。这样一个张靓颖，在第一考虑事业之后，第二、第三一定想到健康，想到安排母亲，想到其他一些该想到的。
按照张靓颖的性情，这样的选择应该很自然。
可是，她有没有可能做其他回答呢？
第一，考虑如何成功，更名满天下。
第二，还是考虑如何更成功，更名满天下。
第三，还是如此。
张靓颖想必不这样极端。
然而，生活中我们会听到李靓颖王靓颖这样一二三同凿一个坑的极端回答。
我认识一个女孩，今天三十岁，从外地来北京发展。几年下来不能说完全不顺，也不能说很顺，用她的话说，自己现在的人生价值怎么也该体现在月薪七八千。但是，跳槽跳来跳去，还在三千左右徘徊，为此十分焦虑。我问，你现在心中第一位的考虑是什么？她毫不犹豫：当然是成功。第二呢？她几乎没多想：还是成功。这个看来并不偏执的女孩如此回答，我稍感意外。再问第三呢？依然还是成功。问她考虑不考虑健康婚恋之类，都说顾不上。
一切都将就着如何打天下，打完天下再说别的。
但也可能打完天下都来不及再说别的。
这让我想到生活中不少“一二三同凿一个坑”的极端作法。
譬如搞房地产，成功的秘诀就有“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的说法。只要号下好地段，楼盘好赖都能大把收银。孰不知，好地段还有做好做坏之分，差点的地段也有做得精彩的。第一是地段可以，第二第三怎么就不能是户型合理、园林设计优雅之类呢？
这种一二三只盯一头的极端事情让急功近利孤注一掷的人去做。
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选择中大可不必这样。
应该说，女性把事业成功摆在第一是时代的进步。“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的旧风俗早被抛弃了，好赖我们也要多少注释一下男女平等。然而，当一些女孩抡起一二三都同凿一个坑的榔头时，我们却要添一只后眼，看清这样是否合算。
有一位女性，多年前就一二三同凿成功这个坑，被父母安排了一场婚姻，不久就离了，而后多少年赶命地往前混。挣了几百万，买了房，又出国读了MBA，回国谋到年薪几十万的职务。成功是成功了，身体却很有些差，这几年开始急着嫁人，急着要小孩。她今年三十五六，想找年龄相当的成功男士已很少希望。在这种恐慌中，她恋爱了两次，都是有妇之夫。一个骗了她，一个妻子死活不离。原本拼了几年身体透支，再情感受挫，人一下老了难看了，疾病也频频出现。
回顾以往，她告诉我：那些年只顾一头太亏了，无论如何起码不该把身体拼掉。
这句语法上或许有点毛病的话却切中要害。
我们说，人生目标第一是发财成功，第二是发财成功，第三是发财成功，没有什么对不对，只是对你而言可能并不合算。这种不合算的人生开发，女的不少，男的更多。
经济学有一条“等边际准则”，讲的是消费一定的钱，如何效用最大化，所以也称“效用最大化原则”。月薪一千，都用来吃饭，肯定不合算。都用来买衣服也不行。都用来住房还不行，均衡分配才合算。
我们做任何事情，对精力也该一二三四合理分配各个方面。
但在当今高热度的谋发展中，却很容易一二三同凿一个坑。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市、一个县、一个乡，第一是发展经济，第二是发展经济，第三是发展经济。你若讲点环境保护之类，会极受冷落。一个被称为锡都的县几年来税收一两千万，但满山遍野流黑水被破坏的环境再投几个亿都恢复不了。一些农村这边儿一座粗糙的塑料加工厂给村民带来了摩托车、小洋楼，那边村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排着队去医院看各种污染病。
对国土资源、家乡山水不可这样只顾眼前致富一头掠夺性开发。
对人生更是同理。
我们在开发人生时应该一二三统筹兼顾，千万不可急功近利只顾成功，不顾健康、家庭之类。
（原载：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博客文章崔永元有意栽花花不开
——亟待消除的一大社会不公（四）
崔永元主持的《实放实说》因为他的努力曾成为央视的品牌节目。
然而我真正关注崔永元，却是在他离开《实话实说》之后。
先是听说《实话实说》收视率下降，小崔不能按自己的心意做节目；后来又听说小崔因工作压力过大，导致长期失眠。
再后来知道他得了抑郁症。
第一次亲耳听他讲自己的疾病，是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记得那天请了许多主持人，其中有崔永元。他对着全国的观众讲话，说他得了抑郁症。这种病非常痛苦。“……常常在黑夜中睁着眼，挺到天亮，看到日出才能勉强入睡。每天的平均睡眠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不时看到媒体对崔永元的采访，《南方人物周刊》竟用了“病人崔永元”这样醒目的标题刊登了对他的专访。
应该说，许多人喜欢崔永元，但也有人不喜欢崔永元。不喜欢他的人中，有人说他偏执，极端。有人说他过分嫉恶如仇，总爱和人过不去。还有人说，明明处在争抢眼球的时尚时代，他还一味曲高和寡地唱精英，太不聪明。然而，人们可以有许多理由不喜欢崔永元，却有一个理由不能不赞同崔永元，那就是，他是一个真正实话实说的人。
崔永元退出“实话实说”之后，又做这做那，包括“电影传奇”。仍然有许多人喜欢。然而，不管他如何想做得不同凡响，都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没达到众多小崔迷们的期待，我想，也可能没达到他本人的期待。
然而，崔永元恰在这时“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不经意中，他做了一件值得人们记住的大事。
那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对抑郁症这类心理疾病的歧视。
在当今世界上依然存在着很多歧视，它们都属于极欠文明的社会不公。有种族歧视，有信仰歧视，有地域歧视，有身份歧视，有对同性恋的歧视，还有疾病歧视，如对爱滋病的歧视，对乙肝的歧视。这些都是当今文明社会亟需逐步消除的社会不公。而这些不公已经被人们逐渐认识了。
然而，今天还有一种比对爱滋病更普遍同时又更隐蔽的歧视不被社会认识，那就是对抑郁症等一些心理疾病的歧视。在崔永元面对公众坦言自己患抑郁症之前，公众对这类心理疾病一般缺少认识，通常人们会认为患者无非是小心眼，认为是没事找事，认为思想意识消极甚至人有问题。绝大多数人患了头痛感冒，哪怕是心脏搭桥、换肝换肾，都会理直气壮地求医看病。然而，人得了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却往往讳疾忌医，即使求医也尽量隐姓埋名，不敢让人知道，甚至不敢让自己最亲近的人知道。
多年来，我曾接触过不止一个心理疾病患者，也特别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知道这些患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
崔永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在央视坦言自己的病状，告诫人们，要正视这种疾病，心理疾病患者同样有权利得到治疗和关爱。这使得“抑郁症就是精英症”这样的标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一位心理医生曾对我说，崔永元坦言抑郁症，可能比拨给卫生部一亿元资金宣传心理卫生更有价值。这里，崔永元以自己“实话实说”的黄金品牌投入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就像高耀洁医生、桂希恩医生和演员濮存昕为消除爱滋病歧视做出贡献一样，崔永元独挡一面，开始了消除心理疾病歧视的新纪元。
这是唯有实话实说的崔永元才能如是做的。
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此投赞成票。
今天，全社会亟待解决的是，要尽早消除对心理疾病的歧视。
这种歧视已经毒化到几乎每个人的头脑中。
忙于竞争的现代职场人士，中青年知识分子、金领白领，据说已有多达百分之二三十甚至更高比例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除了抑郁症，还有焦虑症、强迫症、恐怖症、疑病症之类在很多人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现代亚健康问题首先表现在心理上。心理疾病是生理疾病的先驱。
心理疾病伴随生理疾病，成为人们再也不能忽视的生存问题。
消除“疾病歧视”这一大社会不公，让全社会都敢于在实话实说的气氛中明明白白正视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关怀他人的身心健康，创造一种真正平等自由的气氛，那是建设现代文明小康的必须。
让我们从今天起，绝不歧视自己、也绝不歧视他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以敢于自我坦言为勇。
以善于理解和帮助他人为荣。
（原载：柯云路的博客）
柯云路博客文章受困“精英”如何突围？
——全面减压、事半功倍地工作（五）
中科院研究员博导胡可心三十八岁、浙江大学教授博导何勇三十六岁先后英年早逝，在一片叹惋中曾引起知识分子过劳死的话题。说起一大批这样累死在工作岗位的人，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似乎千真万确。
然而，看着社会上还有更多的教授副教授及各种职场人员忙得累不可支时，我们要问：他们都不会休息吗？
睡觉，旅游，足底按摩，网球，锻炼，谁不会？
如果有人劝他们休息，他们往往一句话就回了：没时间。
说穿了，他们不是“不会休息”，是没有余力休息。
他们被工作压满了。
这时，让他们放下工作去休息，很难做到。
由此，我们只能别开生面地提出，要善于全面减压事半功倍地工作。
这样工作了，才有时间休息，才能成为事业成功又身体健康的人。
这里有一整套生存本领要掌握。
这里不妨讲一个小故事。
一位年轻的副教授曾经郑重其事地和我讨论什么事最难。他说，得了绝症想战胜绝症活下去，很难；陷入绝境想反败为胜，很难；企业濒临破产想起死回生，很难；但这些难都难不过他现在面临的难。我问他的难是什么？他神色疲惫地叹道，他想在现代生存压力下活个成功，但纯粹因为太累，力不从心，而陷在困境中活不出来，身体也每况愈下。
他又说，这个死局看着简单却围困了成千上万人，谁都没有办法。这难道不是最难吗？
对待这样的问题，你笼统告诉他要会休息，没用。据他自己说，他已经把各种人情世故的应酬、没必要的活动都精简得不能再精简了。他忙的都是正经事。
我从查他的“忙累账”开始。
他很惊讶“忙累账”的说法。
我问他第一忙什么？他说上课。作为大学副教授，这自然天经地义。第二忙什么？带研究生，这也无可非议。第三忙什么？写学术著作，这似乎还是必要又必要的劳作。第四忙什么？跑科研项目。这对于一个大学执教的人来讲，又攸关重要。再往下，发现他忙的事多了：还要跑学术交流中心的施工，还在一些公司当顾问，还在一些学术期刊当编委，还为一家报纸写专栏，甚至还在双休日“走穴”，为一些大公司做培训，纯粹是为了挣点钱——他稍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应该说这一切都不是玩物丧志，都在忙正经事。对一个想在人生舞台上活得更壮观的年轻人来讲，无论是发明创造学术地位，还是挣钱买房买车，都在情理之中。
我对他说，把你正在做的所有事情排排队，最重要的排第一位，顺序下来，二三四五六。他想了想，拿起笔。一是上课，二带研究生，如此等等。最后一位，是双休日“走穴”。
我说，把最后一项删掉。他盯着我问，这就行了？我说，先删掉这一项，如果还力不从心，就再删掉倒数第二项。他说，你这是末位淘汰制。我说，对。
他皱了皱眉：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
副教授神情犹豫，半信半疑。
我说，把你的犹豫直截了当说出来。
他想了想，直截了当说了。第一，他确实不太相信他的问题能被这样简单的方案解决。第二，他现在做的这些项目，无论是当顾问、开专栏、走穴，都在进行中。如果中断不做，就可能失去机会后悔不及。我告诉他，做事情必须从全局考虑，要有成本收益核算概念。北京多少大学都有中青年教授英年早逝，你现在心脏血压已经出现问题了，莫非真要步那些悲剧的后尘吗？
这位年轻人研究过许多有关人生的高论，一时难以相信如此简单的方法能扭转乾坤。然而，舍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