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审讯朱荃亲属供认其“勒索新进诸生规礼及补禀、出贡等银约有四五千两”《清高宗实录》，卷369，11页。。朱荃与张廷玉是儿女亲家，因此举行京察时，张廷玉将他列为一等。待保举主考官时，经汪由敦全力推荐，朱荃出任四川学政，得以主持童试。此时张廷玉已回老家，乾隆下令张廷玉交还“历年颁赐诸物”，并且没收了张廷玉在京中护国寺附近的房子，该房中有张氏私人财产一万五千两白银，算做替朱荃补交赃款充公。二十年，张廷玉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乾隆总算大发慈悲，命仍“配享太庙，谥文和”，得以保住死后声名。《清史列传？张廷玉传》，卷14。
4．反对师生同年结党。在封建官场中，科举出身的官员往往因师生、同学或同科关系，结成朋党，互相庇护，串通消息。乾隆对此恶习十分痛恨，一经发现，即予处罚。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3）
方苞泄露机密案。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由举人会试中式。五十年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有大逆语，被刑部拟处凌迟，方苞受牵论斩，不久得到宽大免治罪，著入旗籍效力。康熙以其擅长文学，特令入直南书房。雍正时被特赦，出旗归族。并历官内阁学士、《一统志》馆总裁等。乾隆即位以后，官至礼部右侍郎，因其年老并患足疾，诏免随班行走。乾隆四年（1739年）五月，七十二岁的方苞连连泄露机密，遭到乾隆的严厉谴责，“著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方苞泄漏的机密有，上年冬天，因他条奏事件，偶尔受到皇帝召见一次，他则出外即私告于人。还有，魏廷珍与任兰枝为同年进士，皆当朝尚书，方苞在乾隆面前举荐魏廷珍，而参劾任兰枝，惹得外界人士议论纷纷。乾隆经过察访，得知方苞和魏廷珍相好，魏廷珍以尚书衔守护泰陵，方苞住魏廷珍的房子，所以他荐举起用魏廷珍。没过几天，乾隆拟用魏廷珍为左都御史，命令未下，方苞先搬出了他的家，以此示意魏廷珍将起用，也就是泄漏了他奏对时说过的话。又有庶吉士散馆，方苞已将人数奏闻，内阁定期即将考试，可是前一天，吴乔龄后至，方苞又为他请求增补参加考试。其实是因为方苞搬到了吴乔龄家，住人家的房，替他说情。一一被乾隆发觉，说他“似此数事，则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在当时朋党盛行的情况下，这不是一般的往来关系，乾隆认为这是“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锢习，到老不改”。因此才免了他的一切官职，只准仍带原衔食俸。方苞从此也觉得再不能有所作为，加上年近八旬，时患疾病，便恳请回到了原籍。《清史列传？方苞传》，卷19；《清高宗实录》，卷92，15~16页。
陶正靖徇私请托案。乾隆五年（1740年），京畿地区数月晴空万里，田禾枯萎，农民日夜盼望天降大雨。乾隆也为干旱焦虑，他在接见刚刚上任的太常寺卿陶正靖时，说或许用人方面有什么不当，以致得罪上天，不肯降雨，叫陶正靖直说不妨。陶沉思很久回答：“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清史稿？魏廷珍传》，卷290。陶正靖是指工部尚书魏廷珍请求告老还乡，乾隆因他从雍正朝以来历朝廷内外官，办事推诿，因循懈怠，屡诫不改，乘其老病乞休，放还原籍，以肃官风，处理本来恰如其分，因此乾隆对陶正靖的说法颇有些疑惑不解。过几天，乾隆阅读《圣祖实录》时发现魏廷珍、孙嘉淦、任兰枝三人是同年进士，推测陶正靖可能是魏廷珍、任兰枝等的门生，因此有此请托。当时魏廷珍还乡、孙嘉淦外放，几天后接见礼部官员，乾隆遂向时任礼部尚书的任兰枝说起这件事。任兰枝承认陶正靖是他的门生。乾隆已知任兰枝与魏廷珍为同年进士，又联系到陶正靖为魏廷珍请托，便想到这是任兰枝指使陶正靖这么干的，但是任兰枝为自己辩护，矢口否定他向陶正靖说过将魏廷珍屈抑之处应上奏的事，只认为这可能是陶正靖自己私下猜摸。问题到此尚未完结，乾隆听到任兰枝的这番话，便下令任兰枝把“有关于师生年谊比周朋党之渐”的谕旨写出来，“申饬陶正靖，并使众人知所警戒”。任兰枝在此耍了一个小聪明，就是把乾隆问任兰枝而知陶正靖是他的门生，写成乾隆问陶正靖而知之。乾隆认为这是避重就轻，欲于笔墨之中逞其伎俩。结果不但魏廷珍没有复用，任兰枝、陶正靖皆交部严加议处。后来任兰枝仅得留用，陶正靖被降调。《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卷290；《清高宗实录》，卷115，30~32页。
孙嘉淦党比许容案。乾隆八年（1743年），湖南衡阳知县李澎和善化知县樊德贻纵容衙役，加征粮赋浮费，民怨沸腾。粮储道谢济世乔装成交粮农民查清敲诈事实，将二知县参劾。巡抚许容包庇李澎和樊德贻，反诬谢济世“荡检逾闲”，故意滋事。《清史稿？谢济世传》，卷293。谢济世捕衡阳丁役交长沙知府张琳审问，获得大量证据，许容竟将谢济世调离，还指使布政使张璨写信给接办人仓德，让他篡改丁役口供。仓德将此事上报湖广总督孙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孙嘉淦包庇许容，将此案压下不办。顾琮报告给都察院，御史胡定“录湖南民揭帖，谓布政使张璨、按察使王玠、长沙知府张琳、衡州通判方国宝、善化知县樊德贻承容指，朋谋倾陷”。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谢济世之冤，乾隆派户部侍郎阿里衮赴湖南查清真相，孙嘉淦、许容、张璨、王玠、张琳、樊德贻、李澎均被革职。乾隆还要求“诸督抚当深自儆省，以嘉淦、容为戒”《清史稿？胡定传》，卷306。。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木兰习武（1）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首举木兰秋狝盛典，不但保持了其后数十年的这一习武传统，而且揭开了四处巡游的序幕。八年，往盛京（今辽宁）谒陵；十一年，去五台山礼佛；十三年赴山东曲阜祭孔；十六年南巡江浙视察河务及海塘工程。从十六年后，乾隆帝每年都要率领大批扈从人马，出巡以上某个地方。木兰秋狝和巡游各地是乾隆为政及个人生活中的大事件，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木兰秋狝是满族狩猎作战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木兰围场在承德北二百公里（今河北省围场县），整个围场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相距二百里，总面积约一万多平方公里。围场境内山峦起伏，雨量充沛，森林密布，清泉萦绕，河流纵横，孕育着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乾隆六年的秋天，在围场东道的崖口地方，只听马蹄声声，但见尘土飞扬，约有一支上万人的骑兵队伍，举着黄、白、红、蓝各色绣龙大旗，正直奔而来。这就是乾隆帝首次亲自率领的木兰行围的满蒙骑兵，正按着预定的计划在行动。
木兰行围始于康熙帝玄烨，以后被清朝皇帝视为训练八旗兵的“家法”而得到坚持。何以称之谓“家法”？原来满族人在关外就有围猎的习惯，“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2页。。牛录厄真是满语，译成汉语为“大箭主”，是临时的小头领。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后，将满族人这种围猎组织加以改造，创立了八旗制度。努尔哈赤规定每三百人立一牛录，五牛录立一甲喇，五甲喇合为一固山，即旗。牛录成为八旗兵的基本单位。清太宗皇太极赞扬八旗兵战必胜攻必克。八旗兵作战勇敢，配合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围猎传统。所以皇太极经常带领八旗兵围猎，作为训练手段。清军入关后，八旗兵多半驻进全国各大城市，战斗力大不如前。康熙十二年（1673年）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康熙费八年时间，依靠起用赵良栋等绿旗将领才平定了这次叛乱。在平定叛乱过程中，有的满洲八旗将领，甚至欲举襄阳以北投降，“故屯兵岳州城下，八年不战，诸将皆闭营垒拥诸妇女逸乐而已”昭梿：《啸亭杂录》，卷10，《衣衣道人》。。这种情况迫使康熙帝必须找出加强八旗武力的办法。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就率领京师八旗兵出长城口外行围，以训练士兵。二十年，康熙再次率八旗兵出长城喜峰口，经宽城进入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会合当地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三千蒙古骑兵，长驱北上，一直登上蒙古高原东南角的塞罕坝，然后又转向西南方向，沿途一面射猎，一面选择围场。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他选择了北接蒙古诸部、南近北京、道里适中、气候凉爽的地方，拟设围场。《康熙起居注》，第1册，678页，中华书局。在康熙的授意下，喀喇沁、敖汉、翁牛特、克什克腾、巴林等诸蒙古部以“敬献牧场”的名义，把上述地区交出来，“以为搜猎之所”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习武木兰，毋忘家法”。康熙设立木兰围场后，每年四月从北京率领四五千名八旗兵前往木兰行围，有时一年两次，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一共出塞四十八次。然而，雍正帝继位后，由于政治斗争的严峻，仅在北京郊区行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准备重新举行木兰秋狝时，就有不少大臣反对。以监察御史丛洞为代表，“伏祈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他们的理由是：现在“纪纲整肃，营务罔弛”，没有出塞的必要。乾隆不得不作一番解释，“古者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就是说，从古代已形成利用狩猎来练兵的制度，因此秋狝是历史上的老传统，并非满洲皇帝独创。乾隆举例说：“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都是因为平常士兵经常到木兰行围的结果。“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致生疏矣。”《清高宗实录》，卷136，10页。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副都御史孙灏又请停止行围，“称索约勒济（围场名）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乾隆斥责孙灏所言荒诞不经，说即使孙灏言之有理，只能证明行围是习武练兵，比巡幸江南好处多，“益不可中止矣”。从乾隆六年开始，除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四十二、四十三年外，乾隆每年都举行木兰秋狝活动。他在《避暑山庄后序》中说：“皇考十三年间虽未举行此典，常面谕曰：‘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承德府志》，卷首第22，4页。乾隆抬出皇祖皇考的“煌煌圣训”，后来大臣们就没有人敢反对了。
秋狝盛况。作为一种礼制，木兰秋狝是人数众多的狩猎活动。据说康熙朝参加的人数约四五千人，乾隆朝因有皇太后参加，达到六千人以上。乾隆时曾参加过秋狝的法国人亚苗神甫指则说有一万人以上，“应该设想一支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的军队，向一处沙漠进军，在那儿扎营生活十五天，这些人要消耗多少粮食饮料，那些行装要多少牲口来搬运”侯锦朗、毕雪梅：《木兰图》，台湾故宫博物院印本，26页。。清人记载的是参加围猎的八旗官兵数，亚苗神甫指包括随围蒙古猎手、夫役等全部人数。每次秋狝要派六千名八旗兵参加，除京师八旗外，各省驻防八旗也要派代表参加。乾隆规定各省驻防分为三班轮流来京随同前往，杭州、京口、西安为第一班，江宁、天津、右卫为第二班，荆州、青州、乍浦、河南为第三班，“遇行围之年，令该将军、副都统照例送来京”《清高宗实录》，卷134，8~9页。。一般来讲，每省驻防只派十几名官兵作为代表参加。为保证数千人物资需要，清政府每年要征用大车七百辆，骆驼八九百只，总人数几乎上万人。
小围、合围与哨鹿是木兰秋狝的三项主要狩猎活动。乾隆率领大批人马从首都出发，经怀柔、密云两县，出古北口长城，经两间房、喀拉河屯、小营至波罗和屯，便到了围边。“自波罗和屯入围场有二道，东道由崖口入，即石片子也。西道由济尔哈朗图入。”乾隆最初入围场的路线是由崖口入，出也由此。二十四年之后，济尔哈朗图行宫修成，若从崖口入围，则由济尔哈朗图出围，反之亦同。《承德府志》，卷首第26，《围场》，1~2页。
小围。礼亲王昭梿把小围又叫做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不合”。满语又称为“阿达蜜”。这种活动系秋狝队伍进入围场后，通常在平原或低冈上进行的练习活动，虽人数少，却有蒙古王公参加，乾隆有诗说：
诸部皆携猎骑行，为听指使各将诚。便教小试龙沙坦，嘉彼殷勤奉上情。麋鹿虽无饶雉兔，平川浅草苦飞。肃置不藉爰爰中，嘉兆今秋第一围。侯锦朗、毕雪梅：《木兰图》，128页。
小围除在木兰围场外，其他地方也可举行。
秋狝和巡谒木兰秋狝：木兰习武（2）
合围是专门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事先选择一个四面皆山，中间较平的地方作为围场。在高冈处搭好供乾隆皇帝检阅和休息之用的看城。看城由黄幔围成一圈，中间有一个大蒙古包和几顶帐篷。天未亮时，满、蒙管围大臣率满洲八旗、虎枪营兵、蒙古骑兵和诸部落射生手齐出营地，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据围场大小，或二三十里，或五十里不等。然后以看城为中心，四面合围，逐渐缩小包围圈，将围中的野兽向看城所在地集中。大约上午十时，乾隆率大臣、侍卫、虎枪手等入围，至看城蒙古包稍事休息。这时随着包围圈的缩小，形成马并马、人并肩的两层人墙。在里层的是卓索图和昭乌达二盟供给的一千二百五十名猎手，“谓之围墙”。在外层由满蒙旗兵和虎枪营士兵、各部落射生手组成较大的防线。这时乾隆方从看城出现，在大批随从的簇拥下，检阅围猎官兵，然后跨上骏马，首先发箭，宣布开始围猎。之后，乾隆回到看城附近，满蒙王公和各路官兵、猎手们个个箭上弦，剑出鞘，一时间狼奔鹿逃，战马驰逐，杀声震天，围中的困兽应弦而倒。即使侥幸冲出，还有外层的虎枪手将其击毙。整个行围比真正的两军对阵还要紧张激烈。但有时围中野兽过多，乾隆也会下令网开一面，故意让其逃生。
哨鹿，满语叫做木兰，由此可知木兰秋狝主要就是一个以鹿为对象的狩猎活动。乾隆有许多首诗是专门讲哨鹿的：
晏起在所戒，冒冷天将晓。减从四五人，攀陟穷峰。
八叉忽做声，餮切羊肠绕。一枪立毙之，今日机缘巧。
为了安全，堂堂大清皇帝当然不会只带几个人去，实际上有几百人，但行至十余里留一队人待命，再前行四五里又留下一队人马，离哨鹿处二三里留下最后一队。这时乾隆身边也就只有十几个人了。哨鹿是在鹿经常出没的林壑中，事先安排一名猎手，身穿鹿皮衣，头戴鹿犄角，以哨引鹿，哨用木做，以嘴吹之，发出呦呦声响，仿牡鹿声。牝鹿听到呼唤，就从远处来会。“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昂声和，倏听枪声一发，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昭梿：《啸亭杂寻》，卷7，《木兰行围制度》。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182页，及《清史稿？礼志？秋狝》，卷90等，均有所载。乾隆以后的清朝皇帝有即时取鹿血喝的习惯，乾隆享年八十九岁，如此长寿是否得益于此，可惜迄今尚无明确记载。
木兰行围可以哨鹿称之，但所有行围不只是哨鹿，猎获其他野兽也包括在内。如木兰杀虎也是有的。据说乾隆狩猎木兰，如闻有虎，以必得为期。初出塞外，过青石梁，至两间房，当地虎最多，虎枪人必须贡出一二只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秋在木兰围场，一天正是停围，宴请蒙古诸王，演大戏，乾隆见蒙古两王耳语，问其所语，奏报营中白昼来虎搏马，乾隆立即下令止乐，飞身上马出猎，侍卫仓促跟随，虎枪人疾驰始及，先探得虎穴，取两小虎，继攫两母虎，最后虎枪人翻山越岭，追到天黑杀死一大老虎，用骆驼载归，列于幔城。乾隆嘉奖虎枪人，赏孔雀翎一枝、银二百两。赵翼：《簷曝杂记》，卷1，《木兰杀虎》。
塞宴四事。从康熙时起，每当木兰秋狝时，内蒙古卓索图和昭乌达盟的盟长都要代表蒙古王公多次举办宴席，略尽地主之谊。乾隆为了表示体恤蒙古，命令合并为一次。就宴会规模来说，设蒙古包六座，备白骆驼十八只、鞍马十八匹、骣马一百六十二匹、牛十八头、羊一百六十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