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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头一天，天还没亮时，主人就把家中事先准备好的一口猪放到神位前面。然后，主持祭祀的萨满手拿酒杯，口念祝词，把酒杯里的酒浇进猪耳朵里，猪若动，意味着吉兆。接着，萨满率全体家人向神位行礼，把猪杀掉煮熟吃肉。晚上举行背灯祭（即不点灯祭），仍然要杀一口猪，全家人聚在一起并邀请族人来吃避灯肉。
大祭第二天，将院子中的索罗杆子立起来，叫做立杆祭天。索罗杆子顶端有一个锡做的斗，“形如浅碗”。祭祀时仍然杀猪一口，男子脱帽向索罗杆子行礼，妇女不参加。祭祀时把猪肠及肺肚等内脏放在锡斗中，用来喂乌鸦。据说乌鸦曾救过满族的祖先，所以才有这一风俗。
大祭第三天，主要活动就是换锁，所以也叫换锁日。“换童男女脖子上所带之旧锁也。其锁以线为之。”参见《吉林通志》，卷27，5～6页。线做的锁俗称长命锁。
大祭活动持续三天，要杀猪好几口，一般满族人家能坚持每年一次，已很不易。其他还有祭马神、田苗神、痘祭、糕祭、秋收祭场院、夜晚祭七星等各种活动。乾隆把这些祭祀活动都编入《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还分别配上了祝词。虽然各地区居住的满族人并没有按照书上的记载去祭神，但凡是满族人家内室必有神板，院中必有神杆，却是整齐划一了。另外，祭神时萨满有时边唱边舞，所以也叫跳神。通过祭神活动，以增强满族人的民族意识。
维系满洲旧俗萨满与丧葬：丧葬守制
满族的丧葬，自有其习俗，虽几经变化，却与汉族等民族仍不相同。乾隆帝尽管日理万机，处处以国事为重，但他也是人，免不了遇到生老病死。就死人一事而论，在丧葬操办上，他是坚持恪守满洲旧制的。突出的事例是他经手处理的皇后富察氏的丧葬仪式。
富察氏（1712—1748），自从雍正五年（1727年）与乾隆成婚之后，先为皇子及宝亲王的嫡福晋，乾隆二年册封为皇后，和乾隆感情甚笃，先后为乾隆生了永琏和永琮。这两个小皇子个个聪明伶俐，但不幸短命，一个活了九岁，一个活到二岁，分别死于乾隆三年和十二年，两个都曾被秘密立为储君，又都没有真正实现当皇帝的结果。为此，乾隆自责说：“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清史稿？永琮传》，卷221。意思是，清朝到他那时为止，尚无一个皇帝是皇后嫡子出身，他想立富察氏皇后之子为储君，也不会成功。乾隆为此而伤心不止，却又遇上了富察皇后之死。时间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富察氏随乾隆奉皇太后巡幸山东，回程到济南，富察氏微感寒疾，经过几天休息与调治，大有好转，岂料行至德州，富察氏病情迅速恶化，不治而亡，年仅三十六岁。这位富察皇后之死，给乾隆带来了极大的悲痛，回首二十二年的夫妻关系，想到她所生的两个儿子的早逝，难过得无以言状。
乾隆帝为了寄托他对富察氏的哀思，非常重视这桩葬礼。因为富察氏死于德州附近的船上，乾隆下令把富察氏所乘的船连同遗体一起运进北京城。皇后乘的船当然很大，负责运送的官员连北京城门都拆毁了，还是运不进去。工部尚书海望想了一个办法，“命造架堞上，以菜叶铺垫，千夫维挽，舟藉其柔滑而入”昭梿：《啸亭续录》，卷4，《海司空》。。富察氏梓宫从船上卸下，由东华门入苍震门后，安置在长安宫中。妃嫔以下、文武官员及公主、福晋咸服白布截发辫剪发。王以下、文武官员及公主福晋、乡君、奉恩将军、恭人以上；民公侯伯一品夫人以下，侍郎、男夫人以上；皇后戚男妇、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官员、护军领催等之妻；内管领下几筵前执事男妇并革职宗室觉罗等俱成服，齐集举哀。外藩额驸王公台吉公主福晋郡王等，朝鲜国使臣于服内来京者，亦成服。关于富察氏葬礼仪注规定，每日三次祭奠，王以下文武官员俱斋宿二十七天。清政府将富察皇后去世的消息向全国公布，各省文武官员在接到讣告日起，摘冠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清高宗实录》，卷311，2、8页。
皇贵妃高佳氏去世时，乾隆定其谥号为“慧贤”，当时富察氏在旁边说：将来有一天我若去世，希望能得到“孝贤”二字，不知行不行？乾隆遵从死者生前的愿望，在富察氏的谥号中用了此二字。以后富察氏的弟弟傅恒、傅恒子福康安，深受乾隆信任，父子官至大学士，据说都是因为皇帝怀念富察皇后的缘故。
富察皇后的葬礼，完全是按照满族丧葬旧俗进行的。满族在关外时期，与汉族葬俗区别最大的就是实行火葬。乾隆对此曾解释说，满族在东北时，经常迁徙，战争也很频繁，遇到父母亲去世，“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清高宗实录》，卷5，22页。。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福临死后仍然是火化安葬的，从康熙起改从土葬。满族改土葬后，仍保存本民族许多葬俗。如满族有剃发习俗，平时男子脑袋前剃一圈，脑后梳成一根大辫子，“父母之丧，一季而除，以不剃头为重”。入关以后，清政府规定满族人遇丧事百日不剃头，并且写进会典，“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清高宗实录》，卷316，16页。。另外还有不外剃的规定，如居住在北京的满族人到外地任官，身死他乡，待尸体运回北京时，“家人和有发致挽髻者”萧姡В骸队老苈肌罚�2上。。满族妇女与男子相反，妇女梳旗头，这时要将头发放开或剪断若干。满族妇女有一耳戴三钳的习俗，遇丧事要摘去一个耳钳。八旗兵的帽子上有红缨装饰，遇丧事要去红缨，“一旦除服后戴青、蓝、白缨”萧姡В骸队老苈肌罚�2上。，加以区别。
乾隆在富察皇后丧服内，由于心情极端忧郁，以违反满族丧葬习俗为名，惩处了一些大臣。当年六月，有人揭发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知府金文淳在皇后大丧百日内剃头，当即下令交刑部治罪。按律姜兴汉、金文淳应立即处死，刑部尚书盛安却从宽定为斩监候（即缓期执行）。乾隆得知后，大骂盛安“曲意徇私，市恩邀誉”，反把盛安抓了起来。盛安说，金文淳“罔识国制，且请命大僚然后剃发，情可矜恕，请上宽之”。乾隆怒斥道：“汝为金某游说耶？”盛安答：“臣为司寇，尽职而已，并不识金某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为天下平也？”乾隆气得下令要把盛安连同金文淳一起杀掉。昭梿：《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后来又发生塞楞额剃头案，他们二人才幸免于死。
金文淳剃头案发后，江苏巡抚安宁又揭出周学健剃头案。周学健当时任江南河道总督，于富察皇后死后二十七日外剃头，并且属下文武官员也都剃了头。乾隆因此大发雷霆，命令立即将周学健押到北京从重治罪，还告诫押解官员，不得让周学健途中寻机自尽。两江总督尹继善有意隐瞒此事，也受到了乾隆的斥责。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湖广总督塞楞额上疏自陈：他自己在二十七日丧服后剃头，另外属下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以及两省文武官员都已剃头。
乾隆面对众人犯法，采取杀一惩百的办法。他说：“（金）文淳已拟斩决，岂知督抚中有周学健，则无怪于文淳。”而满洲大臣中有塞楞额这样的大僚带头剃头，又不能怪罪周学健了，塞楞额对于祖宗定制、君臣大义，如此轻视，“法无可逭”《清高宗实录》，卷321，22页。。虽然塞楞额坦白自首，乾隆仍然令其自杀，周学健被革职发往直隶修理城工效力赎罪。后来江西巡抚开泰报告，在周学健的老家发现其受贿罪证，乾隆按贪赃罪令他自尽。杨锡绂、彭树葵、金文淳算是保住了命。
因富察皇后丧葬不守旧制受到严惩的还有不少人。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并不诚心哀痛，乾隆明确宣布“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清高宗实录》，卷317，13页。，彻底剥夺了两个年长皇子的继位资格。镶蓝旗汉军旗人李坦，称病不到祭祀现场，被革去伯爵。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于进孝贤皇后册文，把汉文“皇妣”译成满文时，错译成“先太后”，被革职处斩监候。乾隆似乎因皇后去世失去了常态，才如此过分处罚这些过失之人。
乾隆对塞楞额剃头案的从严处理，对保持满族固有的丧葬习俗起了不小作用。满族人索宁安编辑了一部《满洲四礼集》，于嘉庆元年（1796年）出版。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记载满族人的葬俗的，还有婚仪祭神等内容，以供满族人共同遵守。
维系满洲旧俗养赡旗人：封禁东北
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特别是满族兴起的白山黑水之间盛产人参、鹿茸、蜂蜜及无尽的森林等。谁来开发利用？清代统治者有他们的打算。18世纪40年代，乾隆帝提出：“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所关甚重。今彼处聚集民人甚多，悉将地亩占种。盛京地方粮米充足，并非专恃民人耕种而食也，与其徒令伊等占种，孰若令旗人耕种乎？即旗人不行耕种，将地亩空闲以备操兵围猎，亦无不可。”《清高宗实录》，卷115，18页。乾隆从保证盛京旗人利益出发，提出封禁东北的基本设想，令兵部侍郎舒赫德拿出具体办法。乾隆五年，舒赫德经过一番研究，向皇帝报告：“奉天地方关系甚重，生齿日繁，又兼各省商民辐辏，良莠不齐，旗人为流俗所染，生计风俗不如从前。若不急为整饬，日久人烟益众，风俗日下，则愈难挽回。”《清高宗实录》，卷115，18～19页。从他们君臣二人的谈话中可知，他们要封禁东北，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证当地旗人生计；二是维系满族旧俗，“操兵围猎”，保证八旗兵的战斗力。
舒赫德提出八条具体措施：1．守卫山海关官兵加强稽查，凡携眷移居民人一律不准出境。2．严禁赴辽东半岛各海口贸易船只载民人上岸。3．奉天各州县官员稽查保甲，驱赶流民。4．奉天空闲荒地只准旗人垦种，民人不得开荒。5．严禁民人开矿。6．从重惩治偷挖人参罪犯。7．整顿奉天旗人风俗。8．出关旗人给予凭记以便查验。
上述八条，其核心是不准汉族农民携眷移居东北，使东北地区的满族人保留固有的风俗习惯。乾隆立刻批准了舒赫德的八条措施，并要求从前移居奉天的汉族农民，一律取保编入当地户籍，“其不愿入籍者，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清高宗实录》，卷127，24页。。乾隆还相信这样坚持若干年后，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会逐渐减少，当地的满族人就可以“渐归旧习”。六年，根据吉林副都统哲库纳的奏请，又把“吉林之长白山及乌苏里等处相通之水旱道路”，列入封禁范围。十一年，批准直隶总督那苏图的建议，将山海关以西长城喜峰口等十五处关卡全部封禁，照山海关之例，“给票放行”《清高宗实录》，卷261，25页。。这样，进入东北地区的所有通道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
乾隆的封禁政策，使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明朝末年，辽东地区长期战乱，加上清军入关，战争的破坏和人口的大量迁徙使东北经济最发达的辽沈地区受到极大的破坏。明代号称“岁有羡余，数千里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的地方，清初却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满目荒凉。顺治年间，据新设立的奉天府尹张尚贤讲，辽东地区人烟凑集的地方都变成了废墟。奉天、辽阳、海城三处还有点人口，铁岭、抚顺地区只有少数流放罪犯。整个辽西地区，只在锦州设一佐领驻守，其人民之少由此可知。《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辽东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政府不能任其荒凉。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令》，鼓励汉族农民出山海关垦荒。康熙初，继续采取奖励垦荒政策，陆续在盛京地区设置州县管理出关汉民。雍正末年，盛京将军辖区设奉天府，下辖辽阳、复州、承德（今沈阳）、海城、盖平、宁海（今大连金州区）、铁岭、开原八州县。锦州府下辖锦县、广宁（今北镇）、宁远州、义州（今义县）四州县。吉林将军辖区设有永吉州（今吉林永吉县）和长宁、泰宁二县。这些民治机构都归奉天府尹管辖。
为了抗击沙俄，康熙、雍正两朝还加强了清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吉林、黑龙江地方的满族、赫哲族、索伦族、达斡尔族被编成八旗兵，称“新满洲”。东北八旗兵分别驻防盛京、牛庄、盖州、锦州、凤凰城、宁远、熊岳、兴京、辽阳、义州、开原、复州、金州、岫岩、广宁、宁古塔、吉林、伯都讷、三姓、珲春、阿勒楚喀、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清史稿？兵志一》，卷130。
乾隆朝初，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因为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旗地、民地加在一起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从康熙末年开始，关外粮食大量进关。正当东北地区的农业开发从盛京向吉林推进时，乾隆发布了全面封禁令。
东北封禁之后，汉族农民移居东北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清初，清政府在盛京地区利用明代旧有边墙修筑柳条边，东起大东沟（今辽宁东沟县）濒海处，北上经凤凰城边门，东北经今新宾县东南旺清门，折而西北至开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称为“老边”。又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称为“新边”。开原以东归盛京将军管辖，开原以西归吉林将军管辖。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政府制定山海关给票制度，旗人由兵部，民人由临榆县给票出关，主要是稽查人参贸易。乾隆五年（1740年）以前，出关民人到临榆县后，只要向当地兵丁衙役店主等人交点钱，单身出关交三十三文，有家眷乘车辆者上百文，“即为出保，该县据保给票”《清高宗实录》，卷102，16页。，就可以出关。封禁令宣布后，关内汉人仅商贾、工匠和单身佣工三种人可以照常领票出关。这是因为东北地方需要他们出关流通商品，修筑房屋，耕种旗地。东北经济开发最需要的是劳动力，而大批垦荒农民则被拒之关内。清政府按照乾隆的指示，将在东北居住的出关移民，一律编入户籍。对没有入户籍的人，清政府则采取强制驱逐的方针。据大学士傅恒报告，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从奉天地区被驱赶回原籍的流民就有六千多人。阿桂：《盛京通志》，卷129；傅恒：《清理奉天流民以培风俗议》。吉林地区永吉州和长安、泰宁二县，也被乾隆下令裁撤。乾隆一朝，东北地区没有增设任何州县。
乾隆的东北封禁政策，还为后来的清朝皇帝所奉行。嘉、道以后，人口激增，流民不断涌入东北。清政府屡次重申乾隆的“祖训”，坚持封禁东北，多方设法阻止流民开荒种地，使东北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维系满洲旧俗养赡旗人：京旗生计
“京旗生计”，指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八旗兵丁及其家属的生活普遍每况愈下。北京城里的旗人唯一的职业就是当兵，依靠兵饷为生。旗人人口不断增加，而兵额固定不变。从康熙朝起北京城的旗人就出现了生活困难，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愈加严重。乾隆执政后，则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
乾隆经常无偿地赏赐给八旗兵丁大量钱物，作为谋生的资本。元年（1736年），乾隆下令将八旗官员因贪赃犯法被没收入官的九十多万亩土地立为公产，由八旗都统派人管理取租，同时还把没收入官的房屋八千三百多间交给各旗收租。所收租银，令“分给旗人之贫乏者，使得各立产业，以资养赡”《清高宗实录》，卷33，11页。。乾隆又采纳一些大臣的建议，借给八旗兵饷银，帮助他们置产谋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清政府借给八旗兵饷银有数百万两。按照规定，这些饷银要按月扣除，但八旗兵随借随花，根本无力偿还，乾隆只好下令加恩全部豁免。清政权入关后，曾圈占民地分给八旗官兵。由于生活困难，很多旗人将土地典卖给种地民人。乾隆下令花大笔银两把这些土地赎回来，然后叫穷苦八旗兵承买。所谓“承买”，只是八旗兵挂个名，“不至花费，即作为恒产，以为生计”《清高宗实录》，卷122，7页。，等于国家无偿奉送给八旗兵。乾隆自己说，他继位以后，为八旗生计多方谋划，凡对旗人有益之事，无不实行，但效果并不理想。“国帑所费已多，而于旗人究未能永远补益”，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