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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康熙“欲将大统传与允”，还不是真正以《遗诏》的形式指定的，但与“降旨”召其来京相联系看，也可算是康熙有指定之意。而明确说有《遗诏》并被篡改的是同时被讯的另一些犯人供称，听到有人议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辑，121页。这完全是按书面文字的篡改来说的，当然那个书面的东西就是康熙的《遗诏》了。但是对满文的《遗诏》却不能玩这种文字把戏，而当时很可能留下满文《遗诏》据雍正《上谕内阁》所载，康熙逝世后宣读的《遗诏》就是满文写的。。还有一种舆论说，雍正不但没有被康熙指定为皇位继承人，甚至他是谋害死康熙以后，自己宣布自己当了皇帝。同是听到雍正篡改《遗诏》的犯人又听说：“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辑，121页。按照这一传说看来，雍正是害了康熙以后，不顾其他兄弟是否可以登大位，而自作主张，当上了皇帝。迄今学者们仍在研究雍正继位之谜，有的将种种传说归纳为“篡夺皇位说”、“合法继嗣说”及“自立为帝说”。冯尔康：《雍正继位之谜》，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乾隆的父亲在即位这一关键问题上，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有两个方面的关系，主要的是说雍正能被康熙确定为继承人，是因为康熙看中了雍正的儿子乾隆，也就是说雍正沾了乾隆的光。康熙逝世不久，朝鲜使者曾通过翻译听到一则消息说：“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乾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4378页。又如康熙在世时看见乾隆的母亲连称“有福之人”，乾隆在木兰围场受到被射的熊威胁时，康熙御枪殪之，然后所说“是命贵重，福将过予”，等等。这些话好像都预示着康熙认为乾隆能当皇帝或他就想让乾隆成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但是另一方面，乾隆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觉得祖父对他的喜爱不管如何超过同辈兄弟，都是祖父喜爱他父亲的结果。乾隆曾回忆说：“皇祖之孙百余人，其中聪明才识好学博闻年长于孙臣，而任事于朝者彬彬济济，孙臣年甫弱令，性复钝鲁，顾特被恩宠，迥异他人者，岂非我皇祖推爱我皇父之心比诸孙有独挚乎。”《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8，《皇祖圣祖仁皇帝恩赐御书记》。照此说来，乾隆受到康熙的特殊照顾是沾了雍正的光，雍正即位并非出于康熙喜爱乾隆所致。
储君一瞥秘密皇太子：密立的储君
乾隆的父亲雍正即位以后，在关于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采取了一项空前的措施，这就是秘密建立储君的制度。而第一位成为密立的储君就是乾隆。因清朝前几代皇帝在这个问题处理上都曾引起过激烈纷争，雍正有此一举绝非偶然。
雍正的继位，就当时而论，不管合法与不合法，无疑是引起了激烈的纷争。从雍正即位后第四年的上谕得知，纷争由来已久。他借与他争位的允禩、允禟、允及其支持者们被惩罚的机会，大发议论，一个个予以痛斥。如斥责允禩“狂悖已极”，贬为“阿其那”。说他不孝不忠，其罪倍于二阿哥（允礽）。给允禟改名为“塞思黑”，说他系“痴肥臃肿，矫揉造作，粗率狂谬下贱无耻之人，皇考从前不比之于人数”。至于“允生性糊涂气暴，不知天地之高厚，亦不知自处为何如之人。皇考知伊在家，必然生事，特远遣出征在外，允乃信阿其那、塞思黑之唆诱，顿萌大志，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身名美好之理”？王、贝勒、大臣等听皇上一番训谕，共同提出阿其那罪状四十款，塞思黑、允罪状十四款，并说“阿其那等以邪党为足恃，而要结之念弥坚；以大位为可干，而拘祸之心不已”，一致奏请“速正典刑”。雍正又讲了许多不忍心的苦衷，最后还是分别首恶，严惩了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将其幽禁，同年先后死于幽所。允等也遭拘禁，但希望有所悔改。雍正就此还说：“总之，此数人者，希冀非分，密设邪谋，贿结内外朋党，煽惑众心，而行险侥幸之辈，皆乐为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之大义，此风渐积已二十余年。”蒋良骐：《东华录》，卷28，465页。这时雍正尚未预料到三年之后，又有曾静等案发，继续攻击他篡夺皇位，要他不得不再次为自己的登基即位合法性辩护，刊布《大义觉迷录》，以正视听。也就是说，康熙晚年出现的皇位之争，前后不止二十余年。
尽管雍正是皇位激烈之争的胜利者，而他作为亲身经历这场骨肉相残并造成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当事人，还是非常厌倦这种斗争的。所以他即位伊始，在他的宝座基本坐稳以后，便着手解决继承他的皇位问题。为此，他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宫西暖阁，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等，向他们面谕说：“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皇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溥海内外，莫不倾心悦服，共享安全之福。”充分肯定康熙这次选择继承人是完全正确的。然后又说：“圣祖之精神力量，默运于事先，贯注于事后，神圣睿哲，高出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则岂能及此也。”这里点出他本人不想继续如康熙实行过的这种办法，就是说，他虽然被指定为继承人，而对这种“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的办法，不以为然。接着从康熙提出皇位继承人的重要转到他的设想则说：“皇考当日，亦曾降旨于尔诸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朕自即位以来，念圣祖付托之重，太祖、太宗、世祖创垂大业，在于朕躬，夙夜兢兢，惟恐未克负荷。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此身利害，听之于命，盖未任天下之重也。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以下雍正阐明他的建储办法并请诸王大臣发表意见，他说：“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诸王大臣等当各竭忠悃辅弼朕躬，俾朕成一代之令主，朕于尔等亦必保全成就笃厚恩谊，岂非家国天下之大庆乎。朕意若此，诸王大臣其共议之。”在场的诸王大臣异口同声：“皇上圣虑周详，臣下岂有异议，惟当谨遵圣旨。”雍正看到诸王大臣完全赞成，甚为高兴，回敬大家说：“尔诸臣既同心遵奉谕旨，朕心深为慰悦。”于是命令其他诸臣退下，只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认为万无一失才出去。《清世宗实录》，卷10，15～18页；蒋良骐：《东华录》，卷25，411页。按历史记载，雍正又别书密旨一道，藏诸内府，为异日对勘之用。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7，186页。从此，不仅在清朝，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秘密建储制度。
秘密建储制度的办法，最重要的是由在位的皇帝，选定继承人，秘密写名，装在锦匣里，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何时皇帝逝世，取下锦匣，打开事先写好的谕旨看选定谁为皇储，然后由他继位当皇帝。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皇位继承法的立嫡长子制度，而有一定的选贤任能精神。甚至发现预立者有问题，还可以更换，和清朝原来不立储君完全不同，可以避免仓促之间而一言定大计可能出现的失误。但它虽然立了储君，却又不公之于众，被立的皇子本人不知道，其他的皇子也不知道。这既可以防止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又可以防止诸皇子与储君及皇子之间为争储位而进行的斗争。极而言之，在封建君主制度下，争夺皇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避免一些纷争，这是雍正做出的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历史性贡献。
乾隆十三岁，以英俊与才华出于众兄弟之上，加之曾受到康熙的钟爱，他的弘历名字被雍正写在谕旨上，成为清朝第一个被预立的秘密皇太子，一直到十三年以后雍正逝世，这个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储君一瞥秘密皇太子：读书与写作（1）
乾隆的父亲雍正，由雍亲王一跃继承大统，成了“今上”皇帝，做儿子的乾隆也就水涨船高，由亲王之子变成了皇帝之子。乾隆为皇子时的主要活动是读书与写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地位的变化，乾隆为皇子时的读书要求比为王子时提高了一步。雍正元年，他父亲选择了当朝硕学大儒做他的老师，对他教书、课读。书房设在乾清宫内懋勤殿的上书房。和乾隆一起就读的有他的哥哥弘时，弟弟弘昼。雍正非常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为皇子拜师作了具体规定。雍正元年谕：“诸皇子入学之日，与师傅备杌子四张，高桌四张，将书籍、笔砚、表里安设桌上。皇子行礼时，尔等力劝其受礼。如不肯受，皇子向座一揖，以师儒之礼相敬。如此，则皇子知隆重师傅，师傅等得尽心教导，此古礼也。至桌张饭菜，尔等照例用心预备。”行拜师礼的那天，有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四位先生出席，一切都遵雍正谕旨行事。乾隆在怀念朱轼的一首诗中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同时加以注明：“我朝成例，皇子初就学，见师傅，彼此皆长揖。皇考择此四人为余兄弟之师，命在懋勤殿行拜见之礼，示尊重也。”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50～51页。
在上书房教书的师傅受到较为特殊的礼遇。王公大臣见皇子，皆双膝跪，唯上书房师傅，则以捧手为礼而不跪。乾隆的师傅先后有十余人之多，著名的有福敏、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鄂尔泰、胡煦、蒋廷锡、顾成天、蔡世远、梁章钜、邵基等人，而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福敏、朱轼及蔡世远。福敏，字龙翰，镶白旗满洲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为亲王时就聘他为乾隆的老师，雍正即位后，擢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晋左都御史，出署湖广总督，雍正手诏谕称：“近日廊庙中颇乏卿贰满臣，皇子左右亦须尔来辅翊。留尔在楚，乃出于不得已，宜体朕意，勉力为之。”说明经常需要这位满族大学者来教育乾隆兄弟。乾隆时福敏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继续请他教皇子读书，四十四年（1779年）乾隆作《怀旧诗》，称为龙翰福先生，诗中说：“忆年舞勺岁，皇考抡贤师。即从师授经，讵惟习少仪。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背诵自幼敏，匪曰诩徇齐。日课每速毕，师留为之辞。以此倍多读，忠益平生资。谁知童时怨，翻引老日悲。不失赤子心，能无缱绻思。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基。”《清史列传？福敏传》，卷13。朱轼，字若瞻，号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人，授知县，历刑部主事、郎中，出督陕西学政，擢光禄寺少卿，转奉天府尹、浙江巡抚。雍正即位，召至京师充《圣祖实录》总裁。雍正年间，命直南书房，加吏部尚书，复加太子太保，进太子太傅，拜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时复充《世宗实录》总裁。这位朴诚事主的先生，其以经训进讲，亟推崇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的学说，深受乾隆尊重。元年九月卒后，乾隆盛赞：“大学士朱轼品行端方，学术醇正，为圣祖简用大臣。皇考眷注有加，简任机务，纯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在《怀旧诗》中称为可亭朱先生，并说听他讲授时间最多，“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清史列传？朱轼传》，卷14。。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奉命参修李光地为总裁编纂的《性理精义》一书，书成后辞归福建，主讲鼇峰书院，声播八闽。雍正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迁侍讲、侍讲学士、少詹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主要是侍乾隆等皇子读书。他“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于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清史稿？蔡世远传》，卷290。。乾隆在《怀旧诗》中称之为闻之蔡先生，说他“奉命训吾曹，风吟而月弄。虽未预懋勤，八载寒暑共。常云三不朽，德功言并重。……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用”《清史列传？蔡世远传》，卷14。。
乾隆做皇子时，在福敏、朱轼、蔡世远这样的老师的教育下，过着严格的读书生活，每天顶着白纱灯进书房，“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毕，则又有满洲师傅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赵翼：《簷曝杂记》，卷1，《皇子读书》。。那时他已在熟读《诗》、《书》、《四子》的基础上，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朱轼序。主要是经、史，一般是先经后史。乾隆曾称：“朕自幼生长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清高宗实录》，卷5，4页。作为一位满族皇帝，乾隆的文化素养是极高的，这和他个人天资有关，也与从小接受老师的教育及饱读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分不开。
储君一瞥秘密皇太子：读书与写作（2）
从十四岁起，乾隆开始边读书，边写文章。最初主要是将读书心得体会和个人生活经历及见闻写成诗文。文章的体裁多种多样，有论、记、跋、序、表、颂、箴、铭、赋及杂著等。而作诗最多，反映出乾隆早年就有作诗的爱好和天才。他即位后，将其以前所作的诗文编辑为《乐善堂全集》，共三十卷，其中诗为十七卷，占半数以上。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到乾隆做皇子时的一些生活侧面及情趣。如秋高气爽、霜染枫叶的清晨，他和五弟弘昼、二十一叔允禧、二十四叔允祕常常结伴到海子外行围。他在《海子外行围》一诗中写道：
朝雾敛秋空，遥天白如水，
猎骑出郭门，寒郊行逦迤。
箭逐双雕飞，鹰伺群雉起。
相逢倚杖翁，农话斜阳里。
悠扬墟里烟，淡挂疏林紫。
归鞍拂晓风，猎罢心犹喜。
对在晴空万里，泛舟西海的惬意之感也有诗描绘：
轻舠荡入蒹葭丛，波澄西海连长空。
云山倒影弄明媚，寂寞残荷摇晚红。
（《游西海》）
平湖参错芙蓉紫，看罢莲花食莲子。
轻舟棹入碧州湾，犹有新红才出水。
（《食莲》）
但是，乾隆做皇子时已经注意从读书中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了。对此他也写了一些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可分为二种：刚暴之君和柔懦之君。刚暴者一意孤行，残民以逞；柔懦者大权旁落，权臣外戚宦官女祸之辈横行，二者相比较，“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4，《汉元帝论》。。由此推论，他主张宽大为怀，遍施仁政。自然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对老百姓，“非仁无以得其心”。对臣下，“非宽无以安其身”。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猛烈抨击历史上的刻薄之君，“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宽则得众论》。。乾隆倾心于儒家的明君贤相政治。他研究了中国古代各朝的帝王，其中最服膺的是汉光武帝刘秀和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看来，自古中兴贤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汉有光武帝，皆因英明大度，用贤任能，宽以爱民，仁以抚下，天下归心。尤其刘秀中兴汉室之后，又能“保全功臣，恩昭九族”，这比刘邦高明得多。《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