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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政布新消除严苛：改善经济（2）
裁革冗税。雍正朝为增加收入，扩大税源，除关税杂税外，各地方官巧立名目，随意滥征，给一般商民带来很多骚扰，如落地税，“凡锄箕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清高宗实录》，卷5，2～3页。，大大影响了民用商品的正常流通。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下令府州县城内由地方官派人统一征收，不准重征亦不许额外苛索，乡村集镇则全行革除，以便商民。一个月后，淮关监督年希尧擅自把徐州所属四县落地税改为关税征收，“私添税口，差遣多人横征生事，正耗之外复索取票钱饭钱，甚至民间收获粮石棉花并市集零星买卖极细微之物，如鱼虾等类亦勒令上税”，百姓骚然，被江苏巡抚高其倬告发，乾隆接报后十分愤怒，下令将年希尧革职，及家人郑三逮捕法办。《清高宗实录》，卷6，7页。同日，江南太平府芜湖县杂办江夫河蓬钱粮二千三百零四两。又山东泰山碧霞灵应宫香税上万两，都由乾隆亲自下令，永远蠲除。《清高宗实录》，卷6，15～16页；卷7，25页。各省督抚大吏遵照乾隆的意旨，纷纷检查本省税收现状，申报裁革税目。二年四月，乾隆批准取消广东巡抚杨永斌报告所列以下杂税：1．海阳县杉饷，广州府通桥税口，潮州府陷隍一口，高州府梅菉墟期等小税口，肇庆府黄江厂，恩平县牛河税，揭阳县杂税内粪麸、牛骨、皮碎、农具、棉条等项。2．揭阳县并肇庆等四府州比例加征税382条，俱系额外加征。3．潮州府广济桥税，例有带征大埔税银各有零尾。《清高宗实录》，卷41，31～32页。乾隆批准云南巡抚张允随报告裁除的冗税有：曲靖、元江、大理、楚雄、永昌、云南六府落地税，普洱、武定、丽江三府一切杂货土税。六月份，批准广西巡抚杨超曾疏报裁革的杂税有：桂林府厂鱼税，临桂县墟税，灵川县及永宁州小税，平乐府厂糖油鱼苗鸬鹚等税，永安州陆路峡口塘盐木商税，梧州府厂鱼课鱼苗灰饷渡饷地租等税，怀集县各墟生牛猪苗小税，直隶郁林州属博白县沙河蕉麻及阴桥鸦山詹村各墟小税，柳州府来宾县小税，庆远府厂南关杂税，思恩府属武缘县各墟小税。《清高宗实录》，卷44，8～9页。从以上三省取消的税项可以看出，所征收对象多系当地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价值无几，“原属重征巧取”，刻薄小农。交易所在又俱系乡镇村落“离城窎远，难于稽查”，地方胥吏趁机鱼肉乡民。因此取消这些冗税朝廷收入并没有减少，百姓和小商贩又可均沾一点实惠。
免除民欠。康熙末各地方财政亏空很多，雍正朝采取大力追赔政策，官欠者抄家赔偿，民欠者每年加征，必须全完。但由于年代久远，偿还困难。如山东一省，欠银有三百万两。乾隆继位，于“恩诏”内将民欠十年以上者概予蠲免，当年九月又决定“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一并宽免”《清高宗实录》，卷3，15页。，实际上是将康雍两朝民欠粮赋一笔勾销。十二月又宣布把交纳漕粮各省“雍正十二年以前未完带征缓征本色改折米银”，“两浙、山东、福建、广东诸处，各有旧欠场课盐折银两，事同一体”，“一并豁免”。《清高宗实录》，卷3，16页。地丁、漕粮、盐课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乾隆上述决定彻底解决了钱粮亏欠问题，体现出新政的宏伟气魄和宽厚利民的情怀，也简化了以后征收钱粮的手续。免除民欠以后，有的省份负担仍然很重，如江苏苏、松、常、镇四府额赋比他省重达数倍，“雍正六年以前，每两加耗仅五分，雍正六年以后增至加一”《清高宗实录》，卷7，35页。。乾隆命仍恢复其旧，民众负担稍得改善。陕西省因清在西北连年用兵，火耗银由年羹尧、岳钟琪定为加二征收，“以一钱五分作为各官养廉及一切办公费用，其五分则采买社仓谷石以裕积贮”《清高宗实录》，卷9，1～2页。。乾隆以清军已大部分撤出，军队用粮减少，将陕省耗羡减去五分。清代江苏粮赋最重，陕西供应军需最繁。乾隆在豁免了全国各省前朝民欠之后，又专门减轻这二省耗羡，可以说是既考虑了普遍性，又照顾了特殊性，使全国各地同受豁免之惠。
宽私盐。食盐为民众生活必需品，又是朝廷重要收入。清朝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发给盐商票引，指定专卖区域。盐商拥有垄断权，往往超出正常价格贩卖，私盐应运而生。地方官为保证政府财源，盐商为维持高额利润，全力缉拿私盐贩子，官商缉私人员于“州县毗连之界，四路密布”，其中不乏无赖之徒，“凡遇奸商夹带，大枭私贩，公然受贿纵放。而穷民担负无几，辄行拘执，或乡民市买食盐一二十斤者，并以售私拿获，有司即具文通详，照拟杖徒。又因此互相扳染，牵连贻害，此弊直省皆然”。此种情况比比皆是，江浙尤甚。乾隆深知私盐宜禁，但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牵连无辜，黄巢等人就是从贩私盐开始武装反抗朝廷，因此要网开一面，“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准禁捕，所有商人私雇盐捕及巡盐船只，帮捕讯兵，俱严查停止”《清高宗实录》，卷11，11～12页。。这样做对降低官商垄断价格，改善百姓淡食状况，都多少有一些益处。
乾隆承其父苛严政治之后，在经济领域里对前朝诸弊政做出了各种补救和更改，其核心是减轻老百姓的不合理负担。从表面上看，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减少，但乾隆心里清楚，对虚报的已根本不存在的土地的税粮收入多增加一分，老百姓对清政府的怨恨必然增长十分！被他豁免的民欠因年代已远，对清政府现时财政根本没有影响，而对每一个具体纳税人来说，则关系到一家妻儿老小土地房屋存留去向的大事了。乾隆对经济政策如此的调整，其意义主要是政治上的影响，“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昭梿：《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乾隆政权的根基因此而得到了巩固。
初政布新消除严苛：优待士人
清朝开国元勋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宜广其途以搜之。”《清史列传？范文程传》，卷5。这番话准确道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作用。在汉族传统观念中，主张优礼和崇拜“天地君亲师”，知识分子与国君和祖宗相提并论。在父系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小农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由此推移，封建统治者被尊为“君父”，教书先生则被尊为“师父”。在封建大一统的中国，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盘踞京师，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却遍布穷乡僻壤。因为“山高皇帝远”，对穷苦百姓日常生活时刻产生影响的正是他们。但在亿万人民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只是少数的“秀民”。乾隆的新政有意优待他们。
重举博学鸿词。以满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为迅速步入先进民族之林，早有重视知识分子的传统。除了自太祖、太宗及顺治以来一般的振兴文教之外，从康熙初年起，还开创了一个“博学鸿词”科，作为发展文化和笼络文人学士的特殊措施。康熙帝为此发布的谕旨说：“自古一代之典，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清圣祖实录》，卷71，11页。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破荐举的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康熙帝亲试于体仁阁，取中一、二等彭孙遹、李来泰等五十人，授翰林等官。蒋良骐：《东华录》，卷11，186页。雍正朝也曾特谕内外大臣荐举博学鸿词，皇帝要御试录用，但是迄无结果。《清世宗实录》，卷130，8~9页；卷132，15~16页。
乾隆继承前朝传统，即位后便要求各地加紧办理，使雍正朝不能实现的举博学鸿词，至此再见重光，因此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候旨廷试。”《清高宗实录》，卷6，15页。时代发展了，气氛不同了，果然有了效果。仅三个月时间，在乾隆的亲自督催之下，各省就推荐上来一百多人，陆续到京。乾隆命令具体办事之人，将先来者每人按月发给四两白银，让这些饱学之士衣食无忧，优容待考。元年（1736年）九月，乾隆亲自在保和殿主持考试，应试的士人共有一百七十六名，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邵基充当阅卷官。最后取中十五名，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五人授翰林院编修；二等陈兆、刘于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五人授为翰林院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锽、陈士А⑵胝倌衔迦耸谖擦衷菏俊！肚甯咦谑德肌罚�28，9~10页。这十五人都受到乾隆的专门接见，给他们极大的荣誉。
此外，又开乡会试恩科。新君登基，一般都特别增加一次科举，称做恩科。乾隆元年恰是会试正科之年，乾隆宣布举行乡会试恩科，八月举行乡试，二年三月举行会试，“以副朕兴贤育才之意”。根据乾隆的部署，元年四月，取中金德瑛等二百三十四名进士，二年五月又取中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名进士，其人数大大超过正科。乾隆还特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显出对恩科进士的格外重视。
举经筵在乾隆初政时也是一件大事。乾隆在持服二十七月后，于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二十四日首举经筵大典。其仪式程序是：清晨乾隆来到文华殿，已等待在此的讲官和当日值班大学士九卿等，行二跪六叩礼。然后按次序入殿内站立。接着四名主讲官员走到讲案前，向乾隆行一跪三叩礼。先由讲官阿山、任兰枝进讲《论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节。讲完后，乾隆发表学习体会说：“政刑者，德礼之先声；德礼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礼而求政刑，必成杂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礼，乃见纯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政刑，则非圣人垂教之本意矣。”乾隆讲完，讲官班第、孙嘉淦进讲《尚书》中“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唯时”一节，乾隆又阐发其义说：“自昔圣明帝王，以尧舜为极则，尧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时；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唯时，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节。而探本究源，则莫切于时之一字。知其时，则恒雨恒旸，动关深宫之虑，祁寒暑雨，时切蔀屋之忧。夫其川泽山林，非时有禁，宫功鼛鼓，非时不使，犹其后焉者也。”乾隆讲完，大学士张廷玉等作总结说：“皇上以唯精唯一之心，成中和位育之治，天德王道，一以贯之。圣训精微，诚足诏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大大地吹捧了乾隆一番。整个过程，讲官和侍讲官一直跪听乾隆阐发经义，唯有讲官有站立宣讲经义的机会。待张廷玉讲完，各位向乾隆行二跪六叩礼，算是礼成，经筵大典结束。乾隆回宫，命宫中侍从在协和门设宴招待讲官和侍班官员。《清高宗实录》，卷63，9～11页。
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和御讲经书，其主要作用是造成政治影响，因为参加的人数仅数百人，取中的也有限，只是一种姿态，表示新君乾隆尊重儒家文化和掌握知识的士人。作为笼络士人的措施，不能仅仅如此，乾隆还注意给士人一定的经济利益，从物质上改善文士的生活。这方面的措施有增加学政养廉钱和提高教官待遇。学政是比较贫穷的，教官不管钱管物，也无具体权力，除三年大比之年外，平时两袖清风。乾隆元年决定，从本年冬天起，将两江学政养廉银从原来的一千五百两和两千两各增为四千两，“俾得坚持操守，砥砺廉隅，衡鉴公明，共襄国家作人之钜典”《清高宗实录》，卷24，14页。。对于府州县学里的教官，则适当提高他们的品级，教授原为从九品，乾隆将其升为正七品；学正、教谕原来未入流，也定为正八品；训导从未入流，定为从八品。当时是按品级地位享受经济待遇的，品级多高就有多少好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成了朝廷命官，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带来经济生活的改善是不言自明的。
禁扣举人坊银，也值得一提。清政府规定，各省乡试考中的举人，每人由该省布政使颁给坊银二十两，以资鼓励。对于一饭千金的豪富子弟来说，区区二十两之数确实无足挂齿，而对于既耕且读，或私塾度日的穷苦中式举人来说，二十两确实不算小数。然而，各省贪赃不法的地方官连朝廷的例赏也胆敢动手脚，贵州省只发给三分之一，广西省则全部扣留。还有的地方，虽然将坊银发到举人手中，举人又将坊银孝敬主考官，“而识见浅小之考官亦遂收纳不辞”。此种风气盛行很久，乾隆感到长此以往，既不利于朝廷鼓励士人读书上进之本意，又助长了官场不廉洁之风，辜负了朝廷优恤士人之初衷，因此他特地宣布：从前地方官扣发和主考官收受举人之坊银，“著从宽免其查问。嗣后考官等各宜恪遵功令，不许收受此项银两，该藩司亦必照数给发，不得丝毫扣留，务使中式举人实沾恩泽”《清高宗实录》，卷71，15页。。从此彻底革除了在坊银问题上的积弊，使各地中式举人多多少少有些实惠。
优恤绅衿及生员。清代取得科举功名的举贡生监和退休官员一般统称为绅衿。据清初顾炎武推算，当时全国仅生员就有三十五万人以上。以此估算，到乾隆朝全国绅衿人数约在百万，这些人散居乡间，处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最下层，争取到这些人的支持，就可以保证清廷的政令畅通无阻和地方的安宁，所以，乾隆对他们也要遍施恩惠。即位后谕令：“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者，殊非国家优恤士子之意。嗣后举贡生员等，著概行免派杂差，俾得专心肄业。”《清高宗实录》，卷12，2~3页。他还改变了雍正令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在绅衿当中，生员人数最多，贫富差别也大，有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子弟，也有数亩薄田、勉强度日的贫生，一遇自然灾害，他们和饥民并无两样，“往往不免饥馁”。为此，乾隆三年四月特规定凡遇地方散赈之时，由督抚传令教官，将贫生人名开报给地方官，按照人数多寡“即于存公项内量拨银米，移交本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