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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之役缩短了革命运动的历史。任何运动都需要行动，单单文字宣传，不能刺激老百姓。而在民气消沉的国家，更需要激烈的行动。有了黄花岗之役，暗杀满清大官之事遂层出不穷，温生才之暗杀凤山，△△△之暗杀李准，均足以鼓动民心。一切革命运动多发生于广州，盖广州与香港仅有一水之隔，可由香港运入武器。若认广东为最好的革命策源地，我却不敢赞成。因为广州距离北京太远，由广州出师，打至长江流域，再打至黄河北岸，而后直捣黄龙，所花的时间必不会短，师老民惫，往往不易成功。
“革命学”有“首都革命”之说，即主张革命须在首都，既然取得心脏，天下就可一鼓平定。反攻当然有些不同，但是距离首都亦不可太远。其应在何地，事关军机，这里不欲多说。
第二部分 我们的玩耍第9节 辛亥革命
天下常有不可思议之事，在辛亥革命以前，大约是在宣统二年，福州常常发生罢工之事，轿夫罢工（当时尚没有黄包车）、挑粪罢工（当时尚没有抽水马桶），社会秩序已经动摇，而表示政府没有能力控制了。大约是二年吧，也许是三年，天上现了彗星，每晚由七时出现，至十时才不看见。该彗星极长，又极光亮，令人望之发生畏惧感情。彗星消失之后，一夜天上又现出五色，有似民国初年之国旗一样。俄而四川铁路问题发生了，俄而武汉革命军又起义了。福州光复似在阴历八月中秋以后。我们天天希望革命发生，这种希望与其说是排满，不如说是小孩子好奇。当时家家都往城外乡村逃避，我们家里因为常与革命党人往来，故于起事之前一天，妇女小孩才避至乡村——桐口乡程家。第二天夜间有人报告，革命军起义了。我们远远的看见城内大火，俄而又有人报告，旗下街大火，未曾延烧别处，总督松寿（旗人）、巡抚某某（旗人，忘记其名）皆自杀了，城内已为革命军控制。过了数日，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全家均回到家里。
满街贴有革命军的告示，我还记得：“我军约期起事，志在伐罪吊民，幸得神人（？）庇护，福州瞬息告平，凡我同胞兄弟，各安生业勿惊，成立共和政体，大家同享太平。”这个告示虽然浅显，而却缺乏劲力。一般人民所希望于政府的是政治清明，安居乐业，知识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是国富兵强，马上收回失地，马上驱逐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当时各地革命军发出的通电大约文用骈体。明伦学校复课之后，我们常常读此文章。然而此种文章对于我们影响甚微，所以今日没有一点印象。
所谓标语、口号，在当时是没有的。标语、口号大约开始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时。标语是愈短愈好的，使人一望就可知道其内容。口号须取一般人民所认为最所要求之事。抗战时期，汽油不易输入，路上常贴“一滴油，一滴血”的标语。其实，看标语的是步行的人，他们根本没有汽油。反之，有汽油的乃坐在汽车之内，他们又看不见标语。如斯标语贴在满街，空费纸张，毫无用处。
口号要简洁，字数不能太长，使人能够念得下去，又须系一般民众所切切关心者。法国革命之时，口号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这个口号没有用处，也就是没有效力。“自由”乃为当时市民阶级所要求。“平等”也为一般民众所希望，吾人读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即可知之。俄国革命，口号为“面包、土地、和平”，当时欧洲大战，粮食恐慌，故用面包为口号。而农奴虽然解放，而却因为借了国债购买土地，每年须缴纳不少的利息，而致由农奴变成债奴，所以“土地”也成为口号。大战数年，人民渐渐厌战，故“和平”二字又为人民所欢迎。国父曾说“革命成功，大家有白米饭吃”，此语固然过长，不能用作口号，而其适合人民需要，深受人民欢迎，则无疑问。
闲话说得太多了，现在再来讲讲辛亥革命之时我们小孩子所能记忆的事。闽省光复之后，许多年青的人都做起大官来了。当时“官”的威望似比前清低些。前清官吏出门，必坐四人抬的轿子，前有两位差役，一人执“肃静”的牌板，一人执“回避”的牌板，随着有许多步行或骑马的差役，而后才抬来这位官员所坐的轿子，官员后面又有差役。官员出巡，不大看到，每年立春之日，必有“迎春”一幕。上自总督，下至县知事，无不游街。此时不坐轿子，而坐在木板钉成的高架之上，或由四人抬，或由八人抬，大约是依官品大小。官员皆穿皮褂，此种皮褂都用上好的皮，如貂、獭之类，皮皆向外，而如今日妇女所穿的皮大衣一样。头上戴冠，帽顶用红绿色的宝玉，最低级的官则用白色帽顶。平时，帽顶是圆形的，迎春之时则用长形帽顶。革命之后，官员出门，没有前呼后拥的差役，也没有迎春出巡的仪式，甚至步行街上。官民是平等了，然而官的尊严乃减低了。甚至有些官员，喝酒大醉，坐在大街店柜之上，大呼大笑，官的威望又减低了。他们年龄都很轻，既乏政治经验，又无建设能力，人民失望了，当时官员绝无贪污之事，清是清了，然而人民所希望者，不是希望官员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政府兼善天下。
辛亥之年，我尚在明伦小学，当时小学生年龄较大，在前清时代，小学毕业就是秀才，高等（当时学制，各省均有高等学校一所，毕业后，进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就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就是进士。民国成立，这个制度便取消了。辛亥之年冬季，我才由小学毕业。当时小学生的常识虽然比不过现在小学生，而对于中国古书还读得不少。我在明伦小学最后两年，读过《四书》。《五经》之中，读过《左传》、《尚书》、《诗经》。《礼记》一书只读《曲礼》与《檀弓》，《易经》因为太过深奥，未曾读过，当时作文，喜欢引用古人之言，我甚想引用《易经》，文中有“易曰”之语，大可表示我的学问，然而我自己阅读《易经》之后，竟不知如何引用，所能引用者不过韩愈三苏已经引用过了的。
小学毕业，只考国文、算术及历史，我是以第一名及格的。第二名似为林荣向，此君后入北洋大学，再赴美国。前数班毕业均由学台亲自颁给毕业文凭，在我毕业之时，则由教育司司长（即现今之教育厅长）黄鲁贻先生颁发。他是吾家诸叔父的朋友，常常来到吾家，凡人遇到常见之人，往往不觉得伟大，毕业文凭不由学台颁发，我觉得差劲多了。
第二部分 我们的玩耍第10节 中学
民国元年，我同本煟胨搅⒎ㄕ街小１咎牖妊＃渌畹芑乖诿髀仔⊙АＫ搅⒎ㄕ殖っ窦傲醭绲v所创办。他们两人最初是咨议局正副议长（？）。其后，均到北京，似皆加入共和党，而与汤化龙同一党派。
我在附中一年，学问似无什么进步，国文练习比不过明伦小学，历史亦然。英文在小学时已经读过两年，中学英文并不比小学深，算术更不必说。此时学生运动已经萌芽。然运动目的不是促成政府致力建设，而是受了政客利用，要驱逐一位姓彭（似名为寿松）的官员。我还记得每天报纸均攻击彭某，曾画了一只蟛蜞，旁写“看你横行到几时”。报纸是革命党办的，姓彭的也属于革命党。革命成功不久，党内即见内讧。后来姓彭的辞职了，而另外内讧又继续发生，有识之士早已知道清政府虽已推翻，而革命却未必能够成功。
此后学生运动继续发生，学生分为两派，互相攻击。此时有一位姓邱的学生，他在什么学校，我不之知，他是一派之领袖。据说，他善于演说。学生不去读书，而乃参加政治斗争，鼓励罢市、罢工，社会秩序不甚安定。人们对于共和民主早已失望，反而希望有一位真命天子出来收拾残局。罗马在纪元前八十二年，发生两派斗争，结果Sulla便成为独裁官了。英国在清教徒革命时代，发生Roundheads与Cavaliers的斗争，结果Cromwell也成为护国官（Lord Protector）了。法国革命，Jacobins 与Girondins斗争不已，遂由Robespierre的恐怖政治，发展为拿破仑第一之帝制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此后袁世凯之帝制，张勋之复辟，以及北洋军阀之割据斗雄，考其原因，革命之后，各地民党不致力于建设，而只热心于争夺权利，乃是最大原因。倘令地方政治清明，中枢机关虽然累经变动，似亦无妨。
我在私立法政附中最有印象的，乃是周年（？）纪念，大大的庆祝，放假有七天之长，学校之后为山（乌石山）。山中及学校，到处筑有“克难”草舍，挂以花花绿绿的彩色纸条，由专科学生经营茶馆或菜馆，我们中学生则为伙计。有一间菜馆，招牌为“也也壶”。“也也壶”是什么意义，当时不会知道，只觉得新鲜。“也也壶”生意最佳，许多士女均在那里吃茶休息。我同本煟蛟谝晃槐炯遥ㄋ俏颐堑脑短檬遄妫┧牟枋易龌锛啤４思洳枋疑獠簧跣寺。颐浅３Ｅ艿酵饷嬗瓮妗６鋈ブ保庥中寺×耍习甯芯跏纸挪还唬绷钊私形颐腔厝グ锩ΑＮ颐且唤怀觯廖β担欢醺行巳ぁ！ �
一天学校忽然罢课了。罢课的原因为何，我已忘记。但促成罢课的原因，我还记得。因为刘崇祐之弟不肯接受学生某种要求，大骂学生，且说“你们退学好了”，此语遂引起公愤，由专科学生发动，中学学生附和，我们一年级学生不过随众而已。我听过他们演说，情绪激昂，似非驱逐这位刘姓先生不可。刘先生教我们英文，我对他没有好印象，也没有坏印象。最初罢课因为某种原因，后来忘记了这个原因，唯以驱逐刘先生为目标。中国民众运动往往中途变质，都是一样。
暑假不久，本铁已以第一名考上清华学校。因为我家都很守法，只唯本铁年龄与清华入学年龄相同，所以我家只有本铁一人赴考。本铁既考上了清华，本煟腿肼斫＞弦岛螅椒迅坝⒐粞В以蛲奈换壬诿窆暾伦吧虾＃庥缮虾８叭毡玖粞А�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1节 赴日船中
民国二年阳历一月，我同四位华侨生，即梁贻隆、杨文澜、杨允修、林振成四人同赴日本留学。是时，依吾闽习惯，是十七岁，其实十六岁还未满。先由十一叔父带我赴上海，住在七叔父家里，此时七叔父方由英国回来，他住上海哪里，我已忘记，房屋似是二楼二底，同住者有十叔父及堂兄师同（我们叫他灼哥）。不过灼哥在军舰服务，每星期中不过来住一天而已。
七叔父因为我年龄尚幼，要我先在上海圣约翰学堂读书，我则希望留日。当时带我们赴日本的是一位姓黄的人，最初以为一到上海，即可赴日。哪知此人久留不行，因为他的旅费是由我同华侨生五人分摊的，多住上海，多玩一天，他何乐而不为。久而久之，我们都急了。我急他不急，又有什么办法。我在上海，看见了阴历过年，看见了十叔父结婚，时间过得很快。
最后，赴日日期决定了。姓黄的要坐三等舱，七叔父告他，三等舱绝不可坐，至少要坐二等舱，华侨生不知道三等舱情况如何，未加反对。我只能随众坐三等舱。
船是日本船，泊在北四川路日本码头，送我上船的有七叔父及灼哥。我一进船，即觉得臭气太重，七叔父又与姓黄的交涉，要求改乘二等舱，未蒙接受，又怕我一人独坐二等舱，彼此失去联系，所以我只得跟着他们同坐三等舱。船开了，又臭又闷，不但我吐，华侨生也大吐。我打开舱内的小小圆形玻璃窗，以通空气。轰然一声，海水泼进来了。赶紧把玻璃窗关闭，然而被褥已湿。
由上海到长崎，船行两天两夜，真是度日如年。只闻船客呕吐之声，他们吐了，又引起我们之吐，我们均睡在床上，床不是一人一架，而是日本式之“他他密”，每人各占一席。三等舱客人大约都是中国人，而以福建兴化及浙江温州之商人为最多，他们大约是惯于航海，未曾呕吐。晚间听兴化人读“平话”，其声甚觉讨厌。福建多山，每过一县，土音稍稍变化，逐渐变化，到了远县，就完全不同了，然除少许土话之外，语源总是相同。因此之故，我们那里人学台湾话是很容易的。不会说国语之人更容易学到。为什么呢？他们把福州土话改变少许，就变成台湾话，我们读书人常把字音变了少许，反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兴化与福州邻近，他们朗读平话，我也略略知道。在晕船之时，听他们凄凉声音，觉得难受。
在船中两天两夜，未曾吃饭，因为吃不下去，一吃，就呕吐出来，只吃带来的饼干与水果，不是充腹，而是渡饥。过饥了要吐，吃饱了也要吐，此种苦况，阅者大约没有尝过。
船到长崎，我们就决定舍舟，改坐火车。最初姓黄的不愿接受，因为船票买至神户，中途退票，公司不会退钱，我们不堪坐船之苦，愿意牺牲金钱，并代姓黄的出钱，遂于长崎上岸，住在兴化人所开办的四海春旅社，休息一天，拟翌日夜里乘火车赴东京。船三等，火车二等，盖我们受了三等舱之苦，不敢再尝“三等”之味。其实，坐船固然至少要坐二等，坐火车，三等并不苦痛。惜小去大，所花旅费已经增加。
住在四海春旅舍之内，各人心里都有一种疑虑，即到了东京之后，话语不通，苟分别而居，更觉寂寞。翌晨，听路上叫卖糖豆之声，其音为Nado、Nado，实在难受，而引起怀乡之心。
当时长崎不甚热闹，路上行人不多。我们在旅舍洗澡，脱光衣服之后，忽然有一下女进来，要为我们擦背，我们面红耳赤，赶快挥手叫她出去。
第三部分 赴日船中第12节 到了东京
由长崎到东京，路途颇远，火车须行一天一夜（？）。沿途车驿都有穿制服的贩卖东西的人，或卖水果，或卖该地土产，而以卖“便当”的人居多。“便当”是热热的米饭，装在木匣之内，上包以纸，附以木制的箸。我嫌其菜太甜，太过难吃。但是大家都吃“便当”，我在出国以前，虽然学过日语一两个月，而应用之时，却说不出口，只有随众吃“便当”。
大约是夜里吧，火车到了东京，那位姓黄的人，把我们安置在神田区岗村馆之内。此后就很少见到此君了。旅馆很小，只能容纳十余人。但尚有三间未曾租出，我就与梁贻隆同住一室，林振成与杨允修同住一室，杨文澜独住一室。大约那位姓黄的往访福建留学生监督叶某，翌日叶君来访，告我们暂住这里，现在学校都已开学，过了数月，暑假之后，再入成城中学，搬入宿舍去住。
我们住在岗村馆，约有数月，合请一位日人，教我们日语。先学日常用语，“阿姊，请拿饭来”，“阿姊，请拿开水来”念个不休。不久，就有许多同乡来访了。其中有一位姓陈的，大约他自认日语很好，教我们往访朋友之时，先把纸门叩一下，叫道“ゴメンクタサイ”（Gomenkurasai），房中的人若说“イラシヤイ”（Irashai），你们就可以开门进去。说毕，他就扮作客人，把纸门关闭，在外面用手叩叩，不断地说“ゴメンクタサイ”，我们故意置之不理，他开门进来，对我们说，“为何不说イラシヤイ，你们太不知道招待客人”，我们大笑不已。
我们在旅舍住了二三个月，日语渐渐进步，不怕独自出门了。神保町为书店集中之地，我常常到书店看书，因为日语差得太远，购买回来，也不会看。但邻近有“十钱均一”或“五十钱均一”之店，“十钱均一”是每件东西都是一角，“五十钱均一”是每件东西都是五角。店中所卖的物多半是玩具，这对于我，不失为一个诱惑，每晚非到“十钱均一”或“五十钱均一”，心中好像有一件事没有做。但到了之后，并不是每到必买，不过看看而已。
初学日语，每句都很简单，读了一小时，就可背诵，闲极无事，想看小说，在家之时，常常听见家人谈《红楼梦》，什么凤姐呢，刘姥姥呢，我听得有趣，然又不许我们小孩子看，所以赴日之后，即写信给十叔父，请他购一部《红楼梦》寄来。我看《红楼梦》几乎废寝忘餐。其实此书不是诲淫的书，小孩子所以不能看，乃是因为小孩子心情不定，看了之后，也许发生悲观之念，由悲观而颓唐，看破世事，而遁入空门。大观园由热闹渐渐变成冷落，“众鸟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