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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建造起来的现代性机制，那么高楼大厦再多都不能成为现代化的标志而只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强权发展模式来被反思。“上海双年展”的种种问题都出在这种非完全的现代化制度上，但是这种非完全现代化模式却依然被“上海双年展”参与者原封不动地遵守着。
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上，我对开幕式时某一自由艺术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去向何方）站在门口被警察拘留的事件进行了评论，这种评论首先是针对“上海双年展”，即如果因为“双年展”而使其他的自由艺术家无辜被抓，那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取消“双年展”。同时我也说了，就这一事件发生后，在美术馆这个“安全套”内的策划人、批评家和艺术家，居然没有一点抗议之声，那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想从地下进入体制而后也变成观赏者的那群人而已。反过来说，“上海双年展”越来越政府化，那么更大的场面，再多的资金（像本届“上海双年展”，从美术馆扩展到馆外的几个展区和预算耗资为1100万人民币），都是一种危险而不是一种喜悦。这种“上海双年展”内部机制的非现代性，即依然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计划分配和行政独断，那么名义上的“上海双年展”，就会变成“寡头政治”的风采展现。
首先，是当代艺术在上海美术馆缺少一个基础层面，我也说过，一个“双年展”等于要有很多小展览的积累，当然除了美术馆外，还要有非营利艺术空间等等的活动来推动。而我们现在是除了大喊“美术馆的时代到来了”（其实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美术馆能称为真正的美术馆，因为我们的美术馆做不到非营利），却想也没有想过，一个政府基金会对自由艺术空间的资助的重要性。所以尤其像上海美术馆，在“双年展”之外没有其他的自主性当代艺术展览，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的展览，也是一个西方边缘艺术收藏机构的中国当代摄影和录像展。所以比利·安娜（BiljanaCiric）就此写了一篇文章用于反问这次展览，而我要说的就如我在2000“上海双年展”上的发言那样，上海美术馆自己不动脑筋，而只是满足于出租它的后殖民摊位。据此也可以说，在这个策划人的年代，中国是一个没有策划人的国度，有的只是加工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的一个艺术标准和成果是在本土建立起来的，就是中国政府对外的当代艺术都是如此。上海美术馆也没有在两年一度的双年展之外，有什么真正让策划人策划的展览。
《镔铁》 第四部分“上海双年展”要成为“寡头政治”？（2）
其二、由于策划人在上海美术馆变成了两年中只有一次机会，谁在这两年一次展览中充当策划人显然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双年展”策划人了。因为正像策划人制度并没有在上海美术馆建立起来那样，“双年展”策划人也一直是一个暗箱行政。说是暗箱行政的原因就在于上海美术馆的“双年展”策划人制度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程序，它的“双年展办公室”就是一个问题很大的部门，即这个双年展办公室是一个行政部门？还是一个学术部门？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该美术馆的研究人员进入了双年展办公室就是理所当然的策划人，或者双年展办公室就是一个给美术馆内部人员提供轮流策展机会的部门，这种内定方式，使得“上海双年展”的策划人制度缺乏社会公正性。我们有必要站在现代管理制度上来解释这种行政的性质，什么是行政部门，什么是学术部门，这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给我们的模式，行政高于一切，而学术要听从行政。行政部门只管理具体事务与执行策划人的学术项目，如果“上海双年展”办公室要设立的话，就属于这样一个行政部门。因为策划人制度，尤其是“双年展”的策划人制度更应该考虑民主社会的积极因素，策划人的独立化使社会公共领域更应该鼓励独立策划人的优先权。除了美术馆内部典藏的研究和展览之外，其他的动态的学术展览都应该由馆外策划人来策划。学术的全面开放的保障在于馆长从学术决定权转变为行政执行权。这就决定了“双年展办公室”不能成为每次都参与“双年展”策划的学术部门和尤其是决定“双年展”策划方案的学术部门。这是一项回避制度的建立，要么是行政管理，要么就是独立学术，一个人不能同时有两种身份并用于同一个工作上。就像策划人制度已经将美术馆馆长与策划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制度化，美术馆之外的策划人对美术馆馆长的权力进行直接制约那样，美术馆内部的工作人员也不能成为本馆内的“双年展”策划人，因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与馆长是上下级关系，从行政执行的角度来说，下级当然要服从上级，这种下级工作人员在行政上的被动角色如果让馆内的工作人员充当“双年展”策划人，那么事实上很难保证行政与学术的角色划分。
其三、“上海双年展”更可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当代艺术展览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是其一，本土的官本位是其二。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只是念出了一个哈哈镜中的中国当代艺术，离开了中国的现场和语境，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当代艺术主题都是不可信的，尤其是那些为海外边缘文化政策所做的展览更是这样，做多了就会以为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样板，而且现在这种样板已经和政府意识形态建立了策略上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所以一种“被差异”而不是主动选择的边缘文化政策作为艺术的国家形象工程一次一次地被中国政府所带动，是政府文化政策上的后殖民性。2000年“上海双年展”与“龙的形象”的当代艺术已经开始了这场艺术的国家形象工程的宣传，这样的展览理所当然会使“双年展”政府化，策划人官员化。
在一个官员化（也可根据中国的情况包括宽泛的行政裙带，而不仅仅是政府官员）的展览策划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行政的居高不下，用行政方式去争取当代艺术的展览权力，那就是当代艺术的体制化，体制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美术官”身份的权威化，即策划人也要先做“美术官”，只有做了“美术官”才能成为重要的策划人。“美术官”策划的展览总会带上行政气味，否则的话他就做不成“美术官”。与政府搞大的工程一样，在艺术领域也可以搞点小的形象工程，现在奥运会形象工程正在“瘦身”，但艺术上的形象工程比以前又有了进展，这就是第五届“上海双年展”，也是当代艺术行政化后的反映，新闻发布会上就是这样介绍的：开幕式当天要有“上海正明月”的晚会，对着中秋月来个“人天遥望”，有钟声和东方红的音乐，还要从上海美术馆到人民公园搭一座“断桥”，靠近人民公园北大门由电视屏幕组成的“天柱”上借助影像展现百年之前南京路上“七重天茶楼”等旧貎，这样月、光、影交织在一起就可以跨越历史时空等等。展览文件上也写着这是“中秋之夜与古人‘秉烛夜游’之雅事”和“涟漪般的，相互映照的展览系统”。这种“上海正明月”的展览仪式说到底就是“杭州霉气＋上海俗气”，因为如果展览“批评性”的当代艺术，它会得罪上级领导，而如果做原来的党派艺术会被公众说是极左，那么就将当代艺术搞得玄乎乎的，这样既可以说我们在做当代艺术，同时也没有什么冒风险的作品。以至于我们看到了当代艺术的娱乐身份，“美术官”做的活动总是会呈现出官方喜洋洋的场面，这种“与民同乐”的民俗，甚至是酸溜溜的“发情”，都已经与非营利领域的当代艺术思想水火不容了。
空洞的内容必然是行政化展览的一个特征。即使是“双年展”的呼吁项目也是为了行政上“假、大、空”。要“建立中国摄影历史博物馆”作为本届“上海双年展”的内容并被他们重点提出就是一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连上海美术馆都不达标，还要建什么中国摄影历史博物馆。真正需要呼吁的是，这在我的一系列的文章中都是很明确的：（1）艺术家要享有宪法上的表达自由的权利。（2）取消展览的事先审查制度，如果禁止展览需要有法律诉讼程序。（3）政府美术馆一定是非营利的学术机构，完全的财政拨款。（4）任何的民间艺术社团的成立都不受政府的限制，社团的申请只是一种行政管理程序而不是政府的权力控制。（5）建立国家艺术基金会，用于非营利艺术社团的资助申请和从事非营利的艺术活动，使艺术制度体现出公平原则等五项。如果要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让“双年展”同时也作为一种呼吁并成为“双年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五项才是最基础的呼吁。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上海双年展”的呼吁，但是这个呼吁与所有行政独断所出来的呼吁相差无几。基础问题解决不了，即使建立了中国摄影历史博物馆也将以出租场地而告终。我们的瞎指挥行政都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瞎呼吁的专家队伍。这支瞎呼吁队伍对最为关键的问题不但提都不敢提，而且是想都不敢想。针对当代艺术而言，如果实现不了我的五项呼吁，那么我们的展览只能是下级行政做给上级行政看的展览，像现在这样，“寡头政治”是“上海双年展”上惟一可做的体面而风雅的事情。所以我再一次说明我的态度与立场：“上海双年展”首先不是“双年展”，甚至于首先不是艺术展览，而是一种民主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主的“向上向下”（套用胡介鸣的作品名称），我虽然不相信现在的艺术家也能成为一种民主的政治力量，但是我依然相信只要是前卫艺术不死，它仍然是最有可能成为这种民主的政治力量——哪怕没有任何人会去相信这一点。
《镔铁》 第四部分策展方法与艺术批评（1）
——关于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及相关艺术问题
黄笃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现代化对全球化起着关键性推动作用，而全球化又被看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只要留意就会发现，由流动资本和技术进步驱动的全球化力量，使人为隔绝和统一化社会向全球化的多元主义状态转变。这在文化上并非意味着同一性，而是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总强化了各自独立文化的立场、态度和观点。
可以设想，倘若中国当代艺术展缺乏中国当代艺术，就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或欠缺的。中国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国。这无疑说明了我们与世界紧密相联，也就是全球化的较量。全球化是我们在文化理论和实际中无法回辟的重要话题，正是当代“动态”的文化特点之一，按照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全球化可以这样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加强，这种联系以一地发生的事被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所影响（或相反）的方式将相距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见荷兰让·内德文·皮特斯的“作为杂合的全球化”一文）全球化不仅加强了与地方化的联合或结合，还表现出“全球地方化”症候，即在全球范围构想，在地方范围内行动。这无疑促使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和分析这个复杂的世界，诸如：跨国的、国际的、大地区的、国家的、小地区的、城市的、地方的问题等。当然全球化的观念是多元的、多维的、复数的，而非一元的、单一的、单数的。与此同时，全球化必然导致分裂的抵抗力量，也会产生赞同的融合力量，它既存在政治差异性的意识，又促使共同认识的力量。在国际间文化交流过程中，全球化不仅可以彼此增进理解或消除误解，还能映射出我们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更是提升和发展自身文化的重要前题之一。于是，我们置身于“在之间”中思考文化的“再定位”。
“造境”（Synthi…Scapes）是策展人范迪安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视野下新造的词语，它作为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不是要表达深奥玄妙之意。词义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游牧思想，就是一种文化解码（decode），对艺术的重新定义和再解释，使词语目的与作品对象确立理解之途，即：词与物（或人）之间建立一种联想式的联系，一种独特流动的再现，一种自由的书写方式。同时，它表明了艺术家独立、自由、自主的文化态度和立场。“造境”从动词向名词转变的“动态”过程，既反映了艺术创作主体和客体的依存关系，又再现了全球化与中国都市化之间交相辉映的基本特征。显然，“造境”包涵了多方面的意义：它的词义整合了语言学与社会学、传统与现代的表征；它的观念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作者与观众之间有平等对话、交流和互动；它的审美语言获得扩展或延伸，即是相对于“中心”艺术的一种另类艺术形式，也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的空间，它的风格特点不完全是叙述性的，而是把中国传统山水画美学和中国传统园林观念转化和建构成空间——人——物质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凝固的规律和规定，而是编织和营造了象征性的多层涵义的文化空间。
在当代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关于中国艺术“异国情调”（exotic）问题的讨论一直都在争论不休，至今也没有澄清。这让我们思考：谁是“异国情调”的制造者？为什么要“异国情调”？什么是“异国情调”？为谁“异国情调”？这个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话语从理论和实践的复杂文化命题，不仅给艺术批评带来了价值和意义判断的困惑，而且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动向。掌握话语权的非中国评论家和策划人来中国选择艺术家仅有几天的考察，就轻易地表示了很了解中国艺术，是否真“懂”，确实值得怀疑，他（她）们对中国“陌生”、“想像”和“好奇”，易于把“差异性”作为“正确理解”，常常把中国艺术的“异国情调”主观而简单地理解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的社会主义角落”模式，他们原来艺术标尺已经移位，偏向解读中国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符号”，不是把艺术观念与社会政治置于一个相对客观和特殊文化语境加以考察，而艺术观念和语言反倒被遮蔽或淡化，由于艺术判断的偏离，无形趣味和话语也就偏离了艺术走向。在我看来，艺术家对“异国情调”的反应无非有两种态度：一是艺术家对“异国情调”表现出被动性、屈从、迎合的态度，其中必然存在深层的政治和经济的动因，他们将政治符号、社会叙述和历史风格作为“素材”挪用，在所谓的素材转化为艺术语言时往往出现了障碍，只要简单堆砌表面“符号”，就可以马上获得商业利益，正是由于与生存状态有关，成为后来艺术家一味追求功利反复造仿的对象，从而导致艺术家智慧、观念和美学的贫乏；一是艺术家对“异国情调”采取主动性，他们表现出了独立、自主、自由的实验精神，以积极态度不断地否定、批判和超越，而放弃了“犬儒主义”方法。在将文化传统“素材”向艺术观念、艺术形式的变化过程中，转译和生成起着关键作用，检测了艺术家文化素养和智慧的实践能力，即他们从宏观思维到微观思维吸收和融合，并提高了人们的认知力。艺术家蔡国强对“异国情调”的态度则说出有趣的看法：“实际上，大家都在做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异国情调……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做民族主义的时候，是否做得好，……”显然，这要求艺术家必须应对现实，将传统推倒当代文化“前沿”。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情况下，只有远离被编码的话语，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当我们发现游牧主义思想时，它的运动之“力”正有推动当代艺术实验的活力，有催生新的艺术语言的可能。这种流动的思想使艺术家不断喷发出创作活力：利用、再生和革新。他们由“精神进入”（从中国到西方）和“精神出走”（从西方到中国）建立的“融超经验”，（trans…experience）即吸收、融合与超越，能自由地转换传统语言，提出与现代性相关的新的诠释，正是当代艺术能量之所在。因为艺术家不是遵循线形思维，而是以非线性游牧想像不断地打破和否定各种各样规定性，他们不是按照西方艺术语言的逻辑系统来编码，而把逻辑化和秩序性的概念作为批判、解构和超越的对象，他们从中国自身的经验出发，直接用地域语言（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表达了中国文化编码范围内从未被揭示过的东西，针对中国文化问题，探讨一种特殊的现代语言。对于非西方文化而言，传统文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其没有受到“现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