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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纸上又写下了第二个小标题。对梁君揭发自己的起因无从判断，他只能从最坏处作准备：设想她以最敌视的态度，对他进行“最全面”（以至添枝加叶）的揭发。
又需列清单：
（1）“文革”中当过校文革副主任？（其间都干过什么？一一想。并无任何恶迹。后来不是下台了吗？他想着，对这一条作了排除。）
（2）插队期间？
（3）“国家资本主义”？（自己在给梁君的信中讲过，中国是社会主义，但需要搞些国家资本主义。）
（4）“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他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种危机同资本主义危机有不同，但无疑也是危机。五十年代末期不是经济危机？比例失调不是经济危机？）
（5）对某些政策的评论？（仔细想想自己私下的谈话。一条条想。最“出格”的、可能被整材料的有哪些？）
…………
他一口气写了七十点。梁君可能揭发的方面都涉及了，还扩大到更大范围：自己的一切“薄弱环节”。在省调研室工作，上大学，到古陵当县委书记，在北京的联络，写过的文章，发表过的言论……他有些出汗了。挨整时自审，危险丛生。
（71）“有野心”？
（72）“生活作风”？（他把和自己有过各种程度感情交往的女性逐个想了一遍。真荒诞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被如此审查，都会不成样子。他感到了耻辱。）
还有什么？是否初中、小学时的事都要检查一下？搞政治，若不想平庸混世、顺时升迁，就要这样准备经受“磨”和“炼”？
他心中突然浮现起一件事——在一片迷雾后面，那是他始终不敢在心中正视的往事。小学时，一个叫胖墩的同学乘老师不在，溜进办公室，把还没判过的期末试卷上的错误改正了。此后，自己和另外两个同学经常拿这件事吓唬胖墩。胖墩本来有些呆痴，后来有些精神不正常了。上中学以后，听说胖墩（他没考上中学）精神失常了。他至今能回忆起吓唬胖墩时自己心中那狡猾的恶意：我去告老师，你偷改卷子。看着胖墩惊恐的模样，他就感到智力上的优越和抓住对方弱点的快感。他一次又一次地吓唬对方——只要两个人一闹矛盾——凭此征服了这个比自己有力气的对手。
每每忆及此事，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犯罪感，感到自己很坏。他总是很快地打断自己的回忆，那成了潜藏在内心的疚悔。
而这真正的罪过却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被用来整成“材料”。
好了，还是继续考虑眼前的题目吧。七十多点了。如果知道别人在哪几个点上搞自己，问题就简单多了。军事上，在漫长的防线上预断敌人的进攻点，从而配备自己的兵力，向来是件困难而又重要的事情。敌人的进攻往往只在一点，两点，但估计中却可能是几十点。未知向来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一群人围着一桌酒席，杯盘狼藉。
“我看这份材料就不错。”凌海喝得两眼发红，把一份打印材料撂在众人面前，“后面这些附件不用了。”
“就这么两点就行了？”邢笠拿起材料翻了翻。
“要致人命的，一点就够，两点还少？”凌海又仰脖干了一杯，“你们谁送上去？”
“我不能送……”
“你当然不能出面，这材料里有你老婆，你得回避。”
“我想办法送上去吧。”张老的儿子张克平沉吟了一下，说道。
“让你老子送？”
“不，我也不让他看。你们别管我怎么送上去，保证送上去就行了。”
“这份材料……”邢笠又有些犹豫。
“蠢蛋。”凌海骂道，“他‘文革’中组织批斗会，这一条不够？还有，野心勃勃，自以为最高决策者，满嘴狂言，这一条不够？这两条，能打倒就把他打倒了，打不倒，剩下的材料还可以其他方式、其他渠道再上嘛。”
一群人沉吟着，给最高层领导一人送一份，毕竟不是开玩笑。
“就这样吧。”不知是谁说，“搞不成再说。”
“你们真废物，天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搞掉一个人了。最最容易的事就是罗织罪名，懂吗？再加一句：最、最、最——容易的事，就是搞掉一个像他这样露锋芒的人了。”凌海不耐烦地说。“依我看，政治就是整人。你们不是都搞政治吗？政治上的成功不在你干这干那，就在于搞掉对手。搞掉一个，进一步。搞掉全部对手，就是最后胜利。”
邢笠等人警惕地看了凌海一眼。
凌海今天喝多了，有些露凶相：“你们回去好好看看中国几千年历史，白纸黑字写的什么？就是整人，杀人，搞掉人。”
上卷：第二部分自己目前的处境
（三）自己目前的处境
——后半夜三点了，他又写下了第三个小标题。夏夜的闷热已经过去，窗户流进微凉的空气，很静。隔着院子都能听见向东说梦话的声音。
虽然并不能完全确定“揭发材料”如何“揭发”自己，但他已有大致的感觉。他们一定是在最狠处下刀子。一个人总要时刻估量自己的处境，要尽可能全面、深刻。在这种时候，最好的方法是跳出自己的主观角度，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看自己。这叫“由彼观己”。只有最透彻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或许还应包括企业家——才懂得这样做。“由己观彼”是容易做到的，那是人人在做的。而“由彼观己”就很难了，是和人们习惯的方向相反的事情。
高众一筹的聪明，恰恰就在能破习惯而思而行吧？
这个世界是为那些按习惯生活的人设计的，它总把大多数不按习惯生活的人罚下场，但偶尔又给个别不按习惯生活的人以最高奖赏，所以总有各种勇敢的冒险家。
（1）顾恒对自己什么态度？
（2）靳一峰？（就要这样一个个因素地估计下去。）
（3）成猛呢？（最重要的。）
（4）省里各派力量对自己将采取什么态度？
（5）县里支持自己的干部会不会为自己呼吁？（在北京这盘大棋上，那是个很微弱的力量。）
（6）县里老百姓？（是更微弱的因素了，北京绝对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也还根本不懂得自觉推举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7）那些搞自己的同代人？（他已经多少知道他们都有谁了。）
（8）新闻界呢？
（9）国务院体改委？（自己过去给他们写过政策建议报告。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发言权？）
（10）父亲？（他在上层的联系能用吗？）
（11）自己在北京的所有联系、影响、力量都能起什么作用？（逐个想一想。）
（12）自己还能采取哪些活动？（活动范围、渠道、方式的全部选择余地都要考虑到。不要遗漏任何可利用的条件。）
…………
成猛照例又在午睡后坐在葡萄架下的浓荫下，悠闲地阅看报纸文件。高大而魁梧的身体压得藤沙发不时吱吱微响着。
一份最新的《参考消息》放在一摞报纸文件的最上面。他拿起来慢慢翻着，一二三四版地浏览一下标题。好像已经看过这张报？他皱了一下眉，刚要放到一边，第二版上一个头条黑字标题吸引了他的目光：
中国当代社会的力量结构图和五代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采访
中国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
他把文章大致扫了一遍，皱起眉转过头问：“就是顾恒省里的那个李向南？ ”
秘书安晋玉在旁边沏着茶，一直注意着成猛对这张《参考消息》的反应。是他又一次把这张报放在成猛要看的报纸文件中的。
“啊，是。”他看了一下报纸，装作刚反应过来，答道。
上卷：第二部分任务及策略
（四）任务及策略
——他把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考虑好，窗外已泛出微明。
一切都想清楚了。为了从政，为了推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他已经做了长久充分的准备。他研究了理论，研究了历史，熟悉了中国国情，从京都，省，到县，农村，社会各层次他都有实践和调查，建立了初步的影响，联络了一批力量，在政治斗争和领导艺术方面，做了训练，在意志力方面也经磨砺。他已付出了大的代价。再残酷，再险恶，他也绝不退下来了。
他凝视着墙上一轴屈原仰天悲啸的国画。他不当屈原。他要当一个胜利的改革家。
恍恍惚惚，他眼前浮出一个熟悉的幻象：碧蓝的夜空和金黄的圆月下，一个火一样活泼泼的小红孩儿在紫禁城旁雄赳赳地建造着金字塔……又一个熟悉的梦境，他看见紫竹院的小湖小山，绿得透明、画一般的树，童年的自己和小朋友玩打仗，他争着当司令，而且要当好人的司令，他指挥着将士向对方山头冲击……又一个幻境，一辆又一辆高级小轿车驰入巨大而肃穆的地下军事指挥部，他主持着会议，他视察稻田，视察长江水利工程，人群簇拥着走上大坝……
他赶走了幻觉。好了，经过一夜的分析思考，他又清醒又坚强。他全副武装了。他又回到最初的“总论”上来了：要做一个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
窗外，夜空已发出冷冷青亮，他最后翻看了一遍多达几十页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策略》，加强了记忆，然后一下下把它撕碎，站了起来。
上卷：第三部分向南，以后你掌权
一切都想好了，开始行动。列了一个名单，要见的高级人物，包括靳一峰（需再见一次），张老（他对自己赏识过），父亲的老战友（自己叫叔叔伯伯的）。要通过各种途径使上层了解自己。见成猛，看来很难。同时做件大事：拟写《中国的社会主义》一文，把自己的治国方略表述出来，呈递上去。该含蓄就要含蓄，该展露思想就要展露。分寸把握好：形象要端正。
他先邀集了最亲近的朋友们星期日上午来家中。他自己的圈子，几乎都是从学生时代就围绕着他的同学们。“文革”中一块儿下乡插队，不在一处的后来又设法调集到一个村子里，在治理一个几千人大村的实践中，几十个人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现在，他们纷纷回到了北京，各自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院子里满满当当，男男女女二三十人，搬椅拿凳，准备在当院围坐。他们相互之间都很亲热，但和李向南更亲热。只有李向南才能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们都极愿一聚。可以回忆，可以交流，可以年轻快乐。一回到咱们这群人中，我就觉得扯下了一张皮，可以大说大笑了。可以一个个叫你们外号了：拿破仑，小炉匠，大鸭子……有人兴奋地嚷道。人们哄笑起来。
向南，以后你掌权，我们就是你的沛县帮。又有人用汉高祖刘邦的典故开着玩笑。人们又是哄笑。
嗳，诸位知道不知道，本人已经当学报副主编了，公开发行。谁要？我以后每期给你们寄。有稿子，好的，不要太长，往我这儿寄。一个瘦高个儿扯着沙哑嗓子喊道。
哪位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自报奋勇一下，啊？我想送儿子上实验一小，你们谁有门儿？又一位又高又宽的主儿嚷道。有赏没有？有人笑道。对。有啥赏？更多的人嚷道。赏一套《鲁迅全集》。为什么不赏别的？因为我现在有两套《鲁迅全集》。又是哄堂大笑。
更多的人在三三两两地交谈，说不完的话。有的还掏出小本记着什么。
李向南一边和人们说笑着，一边给大家倒水，沏茶，找板凳。今天父亲不在家，可以放肆活动。这群人聚在身边，他很有一种陶陶然的享受。
“好了，诸位请就坐吧。”他拍拍手招呼道，用含笑的目光看着兴奋嘈嚷的人们一个个坐下，“咱们聚一次不容易。今天聚，我没别的考虑，主要是请大伙儿来帮助帮助我。”他停顿了一下，见人们都平静下来，便进入主题，“我的处境，你们都已经知道：很狼狈。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该退下来，不干了？”
然后他就低头划火点烟。眼前这群人，个个是人物。局长，处长，厂长，记者，要人的秘书，中央政策机构的工作人员，刊物编辑，大学讲师，公司的大小头目……而且，不少人都有身居高位的老子——这很重要。
果然，烟刚从嘴里喷出来，意料之中的反响就在头顶爆开了：退什么？凭什么退？你不干，让那些小人干？退，就是认输了。退，就显得你底虚了。要光明正大干下去。嗳，那份揭发材料上签名的都有谁？列了什么罪状？……
“如果不退——我听了你们的，那第二个问题：我到底该怎么办？”他抬起头，略带忧郁地说。
他就是要显出这种“被动”来。从今天起，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他绝无野心。他不过是在干不得不干的事情。他甚至想起地委书记郑达理挂的横幅：“慎独”。即使独处，也须谨慎如一。中国古代的这些“礼”在同化自己了。
“一个，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你该准备好材料。他们上揭发材料，最后总要找你当面核实吧，你就把你的材料交上去。”开头炮的是个戴眼镜的高个儿，某部报纸的副总编。
“他们能揭发什么，说你有野心？”说话的是一位神情敦厚的女性，在大学搞政工。
“向南，你写份申诉材料，我们帮你送上去。”又有人说。
“我看这不是坏事。闹一闹，站住脚了，只会扩大你的知名度。”
“向南，你把整个情况都说说，我以记者的名义写篇报道，争取见报，干脆把你的事情抖开，越公开化越不怕有人搞鬼。”
“向南，你也要来点灵活的。还是找找上层，有时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众说纷纭……
他只是蹙着眉，目光转来转去地认真听着，似乎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一些人相互争论起来，都以为自己的方案更正确，同时也包含着不自觉的表白：自己与李向南更贴近，对他更关心。
这比当县委书记主持的任何会议更加享受。被真正的崇拜和友情包围着，他显得很平和，完全听大家的。其实，他已经在三言两语的简单插话中，把实质性的东西确定了下来。
你以记者名义写文章，有好处吗？他似乎犹豫地问。“当然有。记者说话是最客观的。你现在已经是知名人物了，就要借助舆论的保护，不要被人捂着干掉。”你一定要写，我就不能管了。我现在只能听任反对者和支持者们去辩论了。他自嘲地笑笑。
上卷：第三部分他要尽量磨钝自己的锋芒
我去找上层人物？找谁管用？“要找的人可多了，看你能找到谁。越上层越好。我可以领你去找两个……”我去找合适吗？到处活动不反而坏事？“那你找几个就行了——最关键的，别的我们帮你找，我们以第三者身份去说可能更好。嗳，我可以和我父亲一起去成猛家，瞅机会替你说上两句，怎么样？”他注意地看着对方，无可奈何地点点头。那意思是说：只能搞这些动作，真没办法。
当人们相互争论最激烈时，他拿出电剃刀，一边垂眼听着，一边剃起胡子来。电剃刀带着丝丝声响在两腮漫不经心地移动着，他目光凝视着眼前，恍惚进入沉思状。此时剃胡子很舒服。这是在家中，是在拥戴他的人群中。当人们在热切讨论他的问题时，他能这样从从容容剃着胡子，能这样沉默少语，能这样“不当回事”，这里有一种精神享受。他是这群人的当然领袖。
“向南，别刮胡子了。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表个态呀？”有人冲他说道。
“我听着呢。”他依然目光凝视微仰起下巴剃着胡子。
“向南，又摆谱儿了。我们这儿个个儿着急，你倒悠闲自在刮开胡子了。”
他依然垂着目光微微一笑，这是他一贯的风度。每次聚会，等大伙儿都急着要听他讲话时，他才有条不紊地开讲。一二三四，言简意赅地总结几条。
但他的电剃刀突然在下巴上停住了，他感到了什么。“摆谱儿”？是的，当众如此不紧不慢地剃胡子，流露出了自己在这群同学中一贯的“领袖意识”。太要不得了。要学会韬晦，就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圈子内做起。要高度自我控制。他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