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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我有一次请李大哥吃饭，我点了一份七分熟、带血的神户牛排，李大哥立马跟服务员说：我和黄安点的一样！我说：“李大哥，七分熟、带血的牛排对您老人家，会不会太暴力了？”李大哥说：“不会！只要你们年轻人吃什么，我通通奉陪！我是不会输给你们年轻人的”。
这就是李敖！当年为了活得比蒋介石久，蒋介石怎么过日子，他便怎么过日子。所以他也和蒋介石一样：不酒、不茶、不咖啡、不抽烟，唯一的饮料就只有白开水。他这么严格的要求自己，终于等到了老蒋死了，他开始写文章报仇、给自己平反！现在年龄在他前面的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也都长大了，他便回过头来跟我们斗，真是其乐无穷、乐此不疲！李大哥不光跟人斗，甚至还和阎罗王斗。李大哥的母亲前几年以九十几岁高龄过世了，李大哥认为他妈妈本来挡在他和阎罗王之间，现在母亲死了，李大哥直接面对阎罗王，他更有来日无多的感叹。他下定决心，那些一时一地、尖酸刻薄的“鲁迅式”杂文今后不写了，他要用来日无多的余生写出几部真正能流传百世、不朽的作品。就像他跟我提过的《李敖中国大句典》，将他一身的绝学化为一套真正超越时空的作品。我想这不单是一部“句典”，同时也是他写作生涯的“句点”也说不定！因为李敖的文字常有双关语，他取名为“句典”或者有意如此吧！
有一次，我打个电话给李大哥请安，他在电话中提议我们两个不妨合作，由他做词、我作曲，合作一张唱片，保证有市场。我告诉他这个点子不错，这张唱片的名称我都想好了，就叫：“骂最多的人和最多人骂的人”，感觉最到位。并说好几个星期之后联络。几个星期之后，我打电话给他，李大哥告诉我，合作的事可能要缓一缓，因为最近新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接下来要安排一连串的宣传造势活动，不过明年（2000年）三月十八日晚上投完票以后，可以打电话给他，他一定有空，因为他一定会落选！有的是时间。这又是标准李敖式的回答。
结果，我决定不找他了，我决定让这个合作的案子黄掉。因为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近况，他告诉记者，说他“忙于写作、被告缺货”。李敖告自己合作伙伴的前科累累，这难道是一种暗示？原告和被告不也是一种合作的模式？算了吧！还是那句老话：“没那种肛门就别吃那种泻药！”，除非李敖在我的心目中，证明不是王八蛋再说吧！
我看过一个笑话，最能够表现李敖的狂妄：
天主教皇和前美国总统里根死了之后上天堂时，他们向守门的天使要求和上帝面谈。于是天使带他们去见上帝，那时上帝正坐在一张舒服的扶手椅上。
上帝问：“你们曾经做过什么事让你们觉得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吗？”
教皇回答：“我曾经对抗过世界各地的邪教，并且强烈的压制堕胎及节育，好让人类能够生生不息。”
上帝听了说：“你做的太好了，过来坐在我左边。”
然后上帝转问里根：“那么你呢？”
里根说：“我是最忠诚的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美国总统，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好让天国能够再度降临地球。”
上帝说：“嗯，做得好！你可以坐在我右边。”然后上帝才发现作家李敖就站在一旁。
他觉得很窘，但还是很镇定的问：“李敖，你曾经做过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吗？”
李敖说：“废话少说，你走开，不要坐在我的椅子上。”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上）罗大佑（1）
1980年代初，我正在读大学，并开始大量的创作中文歌曲。在当时，台湾国语流行歌曲正是所谓“校园民歌”的强弩之末。
任何的流行文化都有一定的寿命，甚至寿命还极为短暂。日本趋势专家曾在80年代初预言流行文化的寿命，从大流行到乏人问津，前后大约五年。到了90年代，又下修到三年。某些社会的次文化甚至只有三个月寿命。例如过去在台湾曾一度流行“葡式蛋塔”，所谓葡式蛋塔与传统蛋塔的差别只是：葡式蛋塔是现做现卖，保持蛋塔的新鲜度，和传统蛋塔摆在面包店里冷冰冰的口感不同，光是这点差异，就让台湾的消费者疯狂了三个月！
第一个因葡式蛋塔赚大钱的人是台湾艺人kk彭伟华。他在台北市延吉街开设了第一家葡式蛋塔店。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有人因为排了半天队，结果买不到，愤而泼洒油漆泄恨，还上了晚间电视新闻的头条。紧接着台北市开始出现第二家、第三家，一直到了正餐不吃、改吃蛋塔的地步！演艺圈也有很多艺人看上了这种投资报酬率极高的行业，纷纷下海投资。当时当然有人找我投资，但是任何稍微懂得流行文化兴衰史的人都可以看出：等我把钱准备好，葡式蛋塔的风潮早就过了。不是我动作慢，而是流行的东西，寿命只能这么长。
果然不到三个月，葡式蛋塔盛极而衰，沦落到夜市里头三个50块加送气球或明年的月历，原本是一个50块还不一定买得到！台北市的蛋塔店也一家一家倒闭。台湾演艺圈过去流行一句话：“某个知名主持人只要投资什么行业；那就是你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了！”因为该名主持人投资什么倒什么，就连蛋塔这种小东西他都能赔个五百万，你说他神不神？有一阵子台湾股票还不错，他语带惋息的劝我说：做艺人能赚几个钱？像我操作股票，一个早上就赚了五百万！我听了实在也很心动，咬咬牙，跟了！一年以后（2000年）陈水扁当选所谓的“总统”，股市大跌，那位著名主持人赔了三千万台币、我赔五百万。
流行就是如此，如果你不是第一批，最好祷告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不然会赔死你。
“历史选择了罗大佑”
作为流行文化，校园民歌流行起于1976年。本来在此之前，校园民歌是自发性的，大学生基于爱好，不屑演唱当时像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等所演唱的流行歌曲，标榜自己唱自己的歌。接着因应这种热潮，一家叫新格唱片公司便以商业的运作，举办了“金韵奖创作歌谣比赛”，鼓励年轻的朋友报名参加。有了商业运作，几乎是在一夕之间，以金韵奖为首的校园民歌便唱遍了大街小巷，同时也掀起了年轻人学习吉他的热潮，而我也就是在这股热潮中开始学吉他、写歌曲的。
由于年轻人作曲缺乏理论基础，依靠的全是所谓的灵感，创作出来的校园民歌通常结构简单，和弦更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吧！写来写去开始千篇一律，到了80年代初，已经奄奄一息。歌坛开始出现新的曲风的需求。
而我自己一路的自我摸索也遇到了这种瓶颈。碍于年纪与经验，我是明知要改变，却不知怎么变！我甚至写了一首曲子叫“革命”来表达我对校园歌曲的不满，并试图宣布他的死刑。请看歌词：
“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歌曲太型式化？放着正事不做却去洒落一路杜鹃花！（洒落一路杜鹃花是当时极为走红的校园民歌，演唱者是包美圣，她还唱过“捉泥鳅”）你是否觉得我们的歌曲太美化？唱来唱去不就是爱情你、我、他。歌曲的未来该讲什么话？我不知道；但一定不是哗啦啦！整天雨在下（这是“雨中即景”的第一句歌词，后来在罗大佑的“之乎者也”歌曲中，也讽刺过这首歌！）……”。
如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样，陈独秀在打倒文言文方面，功劳不在胡适之下，但是历史选择了胡适。当年和我一样想打倒校园民歌的年轻创作人一定很多，但是，历史选择了罗大佑。
罗大佑在1982年推出的“之乎者也”专辑，像是先知，敲响了校园民歌的丧钟，并预言着一个新音乐时代的来临。如果我们是春笋，罗大佑的歌曲就是春雨。历史支持了罗大佑，如同历史支持美国的抗议歌手鲍伯˙狄伦。如果没有越战，鲍伯˙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g不会唱遍美国校园。如果没有校园民歌的陈腔滥调，也就突显不出罗大佑的别出心裁。历史总是如此，有许多艺人、作曲家之所以出不了头，甚至与草木同朽，有很多情况不是艺人实力不够，而是时空背景不对。也可以套句李敖的名言：“一个正确的人站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生在一个错误的年代！”。李敖有如此感叹，他认为他应该出生在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最高的五四时代，他晚生了五十年。于是他决定等时代变对，他的方法是：想办法活得久一点儿！因为他走得太快，得等大家跟上来。后来李敖等到了！大走老运，六十好几的老前辈，保养得像是F4的哥哥。不但成了总统候选人，同时也以《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世上又能有几个李敖呢？大部分的人在中途多半是不支倒地、陈尸遍野。
有一回，我在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参观，发现在一套丛书中，李敖已经和鲁迅、胡适、林语堂、闻一多等人摆在一起，成了白话文学庙堂之中的古人也！我后来告诉李大哥这件趣事，他笑着跟我说：我还没死呢！而如果有一天罗大佑的音乐和莫扎特、贝多芬相提并论，那就意味着罗老师已修成正果、可以瞑目了。就我的了解，罗老师也是这么自我期许的。这倒也不是什么神话，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不也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吗？而且起码在英国，甲壳虫（港台译成披头四）乐队已经不朽了，并且其中两位也已瞑目。
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为我们这些大学生带来了一个音乐可能！当我的同学拿了卷“鹿港小镇”的磁带给我听时，那种震撼至今难忘！有历史癖的我立刻就有一种联想：历史选择了罗大佑，像“之乎者也”，用的竟然是我们没听过的雷鬼节奏，这种曲子我们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是要当罗大佑的徒子还是当徒孙！当时罗大佑留着长发、戴着墨镜、一身黑色打扮，媒体称之为“黑色旋风”，我们同学之间还开玩笑说，为了模仿罗大佑，有人还故意把眼睛戳瞎，为的是要戴墨镜。
既然历史选择了罗大佑，罗大佑也的确表现出了大师风范，忠于了历史、佳作连连。第二年（1983）又推出了“未来的主人翁”。我个人认为是这张专辑奠定了罗大佑在国语歌坛教父的地位！今天听来仍震撼我心。罗大佑成了里程碑，更令人感到高山仰止了。而我们当时才二十岁，亦不是神童，智商有限，作品又烂得不得了，所以只能选择崇拜他，并祝他长命百岁。
自此，罗老师的音乐持续着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一直到2002年的三月。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上）罗大佑（2）
“和罗大佑同台演出”
2002年三月，我和罗大佑在江苏无锡同台演唱，我也是这场演唱会的主持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罗老师本人。当时他刚刚结束极为成功的北京演唱会，感觉相当意气风发！我们一到无锡就立刻参加由无锡市委宣传部所安排的新闻发布会，我被安排坐在罗老师的旁边，正好可以和他聊几句。我们两个应该是属于那种很有话聊的朋友，当天晚上，他就请我们到他的房间去，大家一起喝啤酒、侃大山。
那天晚上，我唱了几首连罗大佑本人也没唱过的罗大佑作品。那是电影《闪亮的日子》（男女主角分别是刘文正、张艾嘉）主题曲和插曲：
“你心知我心，我俩永远不分开，前途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创，眼前将埋藏着多少困难阻挡，我们信心变得份外的坚强。你我就好象浮萍一模样，漂浮在蓝蓝的水面上，如果你愿意我永远陪在你身旁，幸福将永远属于我们俩！”。
这首“浮萍”一唱，罗老师立刻绝倒在沙发上，“你怎么可能会这首歌？”罗老师用极为吃惊的口气问我。我告诉罗老师：“我不但会唱这首歌；可能还是少数看过《闪亮的日子》那部电影的人。因为当年《闪亮的日子》在台北上映，一天就下片了，创下台湾电影史上上映最短、卖座最差的纪录！”。罗老师听得很入神，我接着说：“我家开了我家乡那个小镇上唯一的一家电影院，所以我看过那部电影，在我家也是一天就下片了！不过，我却发现电影里头的歌很好听，之后我还特地去买了这张唱片，记得是歌林公司出版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罗大佑’这个名字。”罗老师边听我说、边表现出极佩服我的记忆力的表情。“当时我会注意到‘罗大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过去台湾电视公司有一位新闻主播叫‘罗大任’，后来到美国去了，你和他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罗老师说他也记得这主播。
“电子琴花车的岁月”
我们又聊到我做“电子琴花车”乐师的岁月。所谓“电子琴花车”就是在80年代，台湾社会很流行用中型货车改装成一种有舞台、灯光、音响的表演车。上面站着几个穿得非常清凉的小姐演唱歌曲。电子琴花车表演的地方通常是婚丧喜庆的宴会场所，不管台下办的是喜事还是丧事，也不管台下是笑得欢天喜地、还是哭得死去活来，不管是你爷爷要驾鹤西归、还是你哥哥要洞房花烛，台上的歌唱表演永远是同一套，在外人看起来，画面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它就是流行，请的花车越多，主办方就觉得越有面子。
每辆花车上都有一台电子琴，请一位琴师来负责伴奏。这个琴师的工作，我曾以兼差的方式陆续干了两年多，多少人间悲喜剧在我眼前上演，虽然置身事外，但很难无动于衷。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女歌手还打扮成丧家孝女，跪倒在灵堂遗像前，痛哭失声，感觉比真正的家属还伤心难过。这种兼差的孝女，这一行里有个行话叫“孝女白琼”，因为“白琼”是台湾民间传说中有名的孝女，因以为名。担任“孝女白琼”因为工作辛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所以待遇较好，很多女孩还抢着干呢！
话说那名孝女哭得是如此呼天喊地、极有艺德。虽然明知是冒充的，看了也令人动容。她不断的喊着：“爸爸！爸爸！你怎么忍心放我孤单一个人，就这么走了？爸爸！爸爸！……”，我听了眼眶也红了。这时，有一位老先生悄悄的走向前去对着她说：“不要难过了。”然后用手指着遗像说：“那个是妈妈，不是爸爸！你哭错了！”孝女白琼立刻擦了擦眼泪，然后对他说：“喔！我知道了，那请问你是谁呢？”那老头看了看四周，然后很神秘的对她说：“我就是爸爸！”。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因为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老人家拍出来的照片（尤其是遗照），只要够老、头发掉得够光，有时还真分不清是爷爷还是奶奶。难怪那位孝女会“误把冯京当马凉”、“何瑞奇齿科”看成了“阿端哥酱料”！
罗老师听了我说的这件趣事，笑得好久好久，直说：你吹牛！你吹牛！罗老师生在医生世家，家里的生活环境不错，对于台湾中下阶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他是极有兴趣，但缺乏真实经验。所以对于我的花车生涯，他听得极为投入认真，并且我猜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说服自己去相信：坐在他眼前一表人才、风流倜党的安公子，怎么可能干过这些工作。唉！中国一句老话说得好：“无酒不成筵席，无色世上人稀，无财谁肯早起，无气反被人欺。”若不是环境所迫，我又何尝想干那个“死去活来”的电子琴花车的工作？！我家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破产，从此家里人必须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却也让我有机会接触了中下阶层的工作与生活，这点履历我还常引以为傲呢！
后来我出道唱歌，我还写了一首《花车皇后》来纪念那一段皮肉生涯呢。（随书附赠的CD有这首歌）
星光大道上的人来人往（上）罗大佑（3）
“巨蟹座的罗大佑”
很多人都知道罗大佑家里开的是医院，但却很少人知道医院开在哪儿？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就知道！我对罗老师说：“您家开的医院叫‘东海医院’，取其‘福如东海、药到病除’之意。医院开在高雄市鼓山区。”罗老师又一次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东海医院的院长叫邱国雄，是我爸爸的高中同学。我爸爸带我去过几次你们医院，找邱院长叙旧，所以我才知道您的这一些个底细！”
罗大佑在我的感觉里面，是一个不太希望别人太了解他的人。他写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