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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三姐，她说，最近我常常听到有人说，某某凭借权势贪污，某某借助金钱从政，虽然我憎恶他们，感觉不平，但是消极怨世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多赚些钱自己支配，做那些自己梦想做的事，我觉得没有钱，在今天是不能自立的，何况梦想？
我意外地发现，她长大了，不再天真了，生活真能造人。
我劝你也暂停徒劳的跋涉吧，傅筝说，人生只有一季春天，三姐，春天逝去，所有花儿都将飘落尘土，你还要去哪里找寻这样芬芳的日子和生命的活力呢？
但是，其它季节也有花香，只是花期迟些而已，比如梅花，我说。
梅花？傅筝笑了笑说，三姐，你不觉得那样太孤独、太清冷了吗？你总是那么执着，眼里容得下一切变迁，你把一切变化都看作是趋向美的过程，但是，在事物抵达完美之前，难道我们仅以等待的心情感叹时光飞逝吗？
傅筝的话听起来蛮有点道理，于是我说我可以再走走别的路。
其实，我的父母一直认为以我的文字功夫更适宜作报社编辑或记者，早在毕业前，他们就已经托人打听大众晚报的情况了。大众晚报是一级报社，据说正值用人之秋。那时正值报社‘内乱’，原任总编即将调离，因而没有决策权。现在，父妈妈正托市委一位身居要职的吴市委领导继续帮忙办理进入报社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位很清正的领导，只因为妈妈的学生——省委的某位领导的一句话，他就一直不辍在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屡次告诉妈妈‘你不要急，办任何事都要一个过程的。’
在办理工作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听闻外界人的一些传说，诸如：一个叫水凝的大专毕业生，个子矮小、相貌平平，又没有本科学历、素质一定不行。这些传说击中了我的要害。的确，我个子矮小，顶多一米五十六公分，而且在老天赋予我智慧时，因为对我的内在修饰得太细密，以至于忘记给我一副沉鱼落雁的皮囊，所以许多人一叶障目地以为我是个平庸得很彻底的女孩。但是，相貌足以代替一个人的内在素养吗？形象的矮子比之智慧的矮子毕竟好得多，文凭的高低又怎能估价一个的素质？这正如一个人的眼睛大小不会影响他的先天视力一样，我实在不明白制造传言的人究竟怀着怎样一副肚肠？是不是为将来不录用我而铺陈些依据，让全天人都知道我的确不值一用？
去报社接受社长面试时候，是早晨，社长对于我的到来简直不屑一顾，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用眼睛和语言正视过我（令我很尴尬），我想是他个子太高吧（他有一米八十五）——骆驼只有在遇见可以遮住他视线的东西时才肯低下头（早在小学课本里，我就学过骆驼和羊的故事），在总编眼里，大约我是个‘拇指姑娘’。旁边一位漂亮的、高挑的女记者更是将我上下左右打量了足有七十二眼，我想她已经记住我的衣服是国产料子还是进口的了，并且她会记住上面有几只钮扣，每只钮扣合人民币多少钱了吧？ 因为她‘刻画’我素朴的衣着时的神态，就仿佛一位古董鉴别商在估价一件稀世古董，而且她的眼中最终留露出两簇鄙夷和同情。她又态度极其‘庄严’地捧起了我的稿件，指着那篇曾获全国征文大奖的散文问我：为什么它的格式那么乱，一点也没有诗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直接告诉她——那是散文不是诗，诗要分行的，要有意象的。我只含蓄地说，我的诗没有参加过大赛。她受窘了，于是她立即和社长一道面试我，并‘语重心长’地说，水凝啊，报社需要的是人才，应该是大本毕业的，而且要善于言谈，善于交往，可是你给我的感觉却太文静了。
她在说这些话时，那眼神也还在忙着上下打量我，这使我想起乡下那些没啥文化的长舌妇，她们一般是喜欢用这种俗不可耐的方式打量一个人的。
社长则自从坐到对面他的办公椅上之后就没再看我一眼，他的神态状如沉思，但不知内容是什么。
回家的时候，我颓丧地对父母说，我担心我们是在用竹篮盛水。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听过我和妈妈对于面试的陈述，市委那位吴领导笃定地说，水凝你耐心地等等看吧。
我开始耐心地等，同时，我也在总结去那六家电视台应聘失败的经验教训。
水澄水渊也参加了总结的行列。在“肯定”了我的应聘经验不足的同时，他们毫不客气地说，姐，我看从前你在播音学上取得的荣誉都是老天的谬误，你的舌一定有问题，不是大舌头也是舌短——你巴成是只笨鸟，口齿不利，只能发单音，再不就是你长得太小，试想，电视台那些人都是千里眼（属远视和仰视范畴的）怎能注视到眼下站着个小人国？
我告诉他们：现在我怀疑，不是我的个子小，而是口袋太穷，我们的门槛也不够高，巨人是不喜欢走门槛，注视贫穷的口袋的。要不，财政局长那位比我还矮小的、主持节目一榻糊涂的儿媳怎么能将我和傅筝这样的科班毕业生挤到一边而入主电视台？再说了，傅筝可比她漂亮多了，并且也不矮小。
是吗？水澄立即转过头来跟水渊商量说，前几天你眼里吹进的那粒沙，经过这几天化学作用，大概可以长成琥珀了，不要留着娶媳妇用了，现在捐出来填满姐的口袋，那么姐就可以喂得巨人们打嗝，何愁工作不成呢？
咳，可怜的姐啊，水渊说，你竟堕落到靠银子来找工作了吗？世道不古啦，人心不古啦！
为了让我开心起来，水澄兄弟两个破例耐住性子坐在电视机前看了几天本地的电视节目，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广告词要浅得让小孩都懂，俗得可以用脏话以外的大众话语，比如：×××胶囊，让男人更坚强；采访语言越是语无伦次，越没文采，不讲技巧越好；拍摄节目时，镜头越晃越好，越不调整黑白平衡，越不再乎画面艺术效果越高明；镜头切换时要善于制造突发音响；打字幕时错字要多多益善，句子嘛，越不通越好，最好的是连当地方言也用上，因为那样显得实在，文艺不是提倡三贴进吗……
一些连最起码的艺术原理都搞不明白的人在搞艺术，能弄出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水澄说，在当今，总有那么许多人做着自己不懂的事，搞得一切乱七八糟却被捧得好高。看看近几年的大陆影视剧吧，总是每场必吹，每吹必冷，为什么？是人们的欣赏水准下降了吗？NO，是搞艺术的人越来越鱼目混杂，有钱就是导演，就是制作人，这些人的素质不等，产生的作品必然也不高明。总是赶潮流地拍片，一会儿风，一会儿雨，人物个性大同小异；故事情节七拼八凑，面孔神似。再不，就拍些女人、男人之类的片子，说是文艺为大众服务，贴进老百姓，天哪，老百姓不会因为自己土生土长就固守土话、土故事、土做事方式吧，人类谁不向往至真、至善、至美？导引人类精神的东西如果都是美好的、有创造性的，人们自然就会淘汰那些档次不高的、低品味的东西。
水澄又建议我趁一些新兴报刊、杂志的机体还没有被世俗完全濡染，积极投稿。2
冬天来了，雪花覆盖着整个城市，我的工作依然杳无音信，投出的稿件也如石沉大海。家里的收支也越来越不平衡，本来，妈妈一个人的薪水除了供水澄伙食费用，还可以勉强维持生计（欠下的两万元债可以暂不计入）但是到了十一月，竟也时发时不发了。这使我的心情格外沉郁。于是想起大学时认识的一位小说家，或许他会帮我些什么。
见到小说家，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文字总是沉寂无声？是不是我的思想不受这个时代欢迎？还是我的文字本就是丑陋不堪？而有的作品文字分明又俗又鄙陋，为什么却能频频刊发？
小说家眯缝着眼睛说，我和他七岁的女儿一样爱迷惘，其实，文学界的人并非都是好质料的，而是特殊质料的，这个，你慢慢会懂，而且，文人相轻，不能披文入情，无法剔除个人喜好与偏见，这是许多美文成为被遗忘的角落的原因这一。当然成长是一个过程，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文学者生来就卓而不群，再由这些‘卓而不群’组成一个纯粹的团体，光耀中华文学，他们也是要经过多次的否定之否定，才可以变得完美的。所以呢，你要看到：毕竟有许多文学者在为人类扫除精神尘埃，并且很精心，很投入……
小说家喜欢摆事实道理，不过，他看起来真的乐于扶持新人的样子，他答应帮我为稿件寻找‘归宿’。
在我的路上，小说家算是我父母、老师之外唯一肯为我帮忙寻路径的人了。而水澄则认为这是我个人的臆测而已，发一篇稿子就足够阿米托佛了。不料，到年底就在市一级报纸上刊发了我的两份稿。接下来在其它一些杂志上又刊发了一些我的散文、通讯和诗歌。水澄听说后，写信说，这是由于妈妈从一个笃信无神论者皈依有神论者之后，每初一、十五都向神灵祈福所致。这叫扑朔迷离！水渊说，记得《木兰诗》里的那句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雄雌？现实就是这样的。
是吗？我暗地里想：那么我的工作问题究竟能给我喜悦的，还是愁郁的结局呢？现在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中旬了，时间迅捷得象一汪逝水。一念及这些，我就很难再融入文字的胜利中了。爸爸和水渊赖以生存的工厂依然死水般煎熬着日月，妈妈的忧愁和爸爸的苦闷，全部陈在我心灵的担子上，真的好累，多少回我想要大哭一场，但是不能够，倘使我的泪水可以洗涤旧有的日子和旧有的梦，倒可以试一试。而现在，爸爸和母在忧愁生计的同时，就是不时地瞥一眼他们娇小而敏感的女儿是怎样竭力浸润在文字里，让所有的苦郁都化为秋后的蝶，之后作茧自缚一样地存在着。他们的疼惜在目光里，我品得出。我曾经建议放弃找对口工作，但是，父母制止了我。
踽踽地等待到元旦，收到葛矜的来信。信中说，好已经在县里谋得一份打字工作，虽然实在进入不了对口部门很觉瘳落，但是毕竟还要生活。为了生活，总要低着头看一看脚下的路。
知道伙伴们都已有了定数，我那决心等待到最后的心情开始摇曳，而我不知道该怎样为我自己努力，据说，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里，居住的都是黑色‘乌鸦’，所以我开始怀疑多年来我坚守的信念，也许人根本不该活得象支山百合，无论外界多么华美，它只在自我的信念里独香。转瞬三个月过去了，我决定致信报社社长：
当初，您们也曾经历生活的沧桑（一方面是生活的担子，一方面是求业的困惑），如果您的用人单位也说：你年轻，阅历浅，先等有了经验再来；你个子矮小，不漂亮，不是公费本科毕业生，素质差，不适宜入主我们部门，您会怎样想呢？
好吧，设若我们本身一无是处，象鸿蒙初开那样，我们只晓得吃和睡，我们交流的方式只是彼此龇牙和努嘴，高兴时牵手，气恼时大吼，我想，找不找工作，投不投所好已无所谓。为了避免大自然的发怒，我们也把鸟毛当作图腾，祈求保佑，我想这种愚蠢的活法远比文明潇洒！可惜的是，我们长着智慧的头脑，我们把正义和良知都装在里面，可我至今没有发现过一位相马的伯乐，只听到世俗的歪风唏嘘过耳，玷污着人类的视听——我不知道，何时‘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是，信象一枚极小的绣针坠入深海，没有一痕回音。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我反复咀嚼着雪莱的这一句诗，聊以自慰。而心怀里却荡了忧郁的尘滓。
这时，葛矜突然来到了我家。她的神情看起来相当落没。好象当初朱丽叶发觉罗米欧已经死掉了，而她竟还活着。她的身子不知怎样，有些雍肿，象是生病似的。
我慌心地请葛矜驻足我的小屋，品品清茶，说说什么名字的忧愁困扰了她，不想，听到我的柔声安慰，她哭了。
谁惹你生气，大宝贝儿？我拍拍她的肩说：我家‘战斗力’比较强，要不要水澄和水渊帮你打扫‘战场’？
葛矜勉强笑了笑，说，三儿，我只是有一件事事你帮，而且你千千万万要替我保密。她看起来有什么苦恼事似的。
什么事？我奇怪地注视着她陡然红润的脸：我的保密水准是属于‘吉尼斯’的。
可是，我不敢说，怕你笑我。葛矜扭怩说，并下意识地把腹部的长衣撩起——她的腹部竟隆起了。
噢，要做妈妈了？有些紧张是不？我笑了，你什么时候结婚的，是和苏楠吗？
三儿！葛矜有些不情愿地制止我说，我不想生下这个孩子，因为我还没有结婚。
你是说要打掉它？我惊诧地注视着她微愁的双眼：据说很难过的，它的爸爸怎么说？说真的，这时我有些恨它的爸爸，我忘记了葛矜也是它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同谋。
它爸爸……她喃喃地说，它爸爸在西宁怎么知道呢？
果然是苏楠？！我更加吃惊：你们之间竟然会……我要打电话找苏楠，告诉他为你带来的麻烦。说着，我抓起听筒。
不要，葛矜慌忙求恳地止住我：他并不知道会这样，何况是我甘心的，当时我们都很忧伤，担心缘尽了，喝了几杯酒。
那么，他就可以逍遥事外了吗？我仍旧气恼，仿佛受伤的不是葛矜而是我，同时，我真的搞不懂：他们怎么会偷吃‘禁果’？
三儿，你知道，我父母如果发现了它，葛矜指指腹部，略带哭音地说，我和苏楠就永远不能够，不能够安宁的，我求你帮我找个医生，我一定要打掉它。
我私下里觉得这件事非小可：一、我不知道堕胎的危险系数（看样子，这小生命至少四个月大了）以及堕胎会不会对葛矜未来的生育造成不良影响；二、我不了解苏楠听说有它会不会决定娶葛矜——如果这样，倒是促成他们早日结合的好方法；三、我实在不希望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失掉了为人的机会，那是残忍的，小时候，为了一条要好的狗被打死，我都凭吊了一年之久，何况一个孩子？
我每天带着它很难过很沉重，三儿，她又流泪了。
好吧，好吧，我说。可能我是泥捏的，她的泪水冲垮了我的担忧，我决定帮她。
我向父母撒了谎，带葛矜到一家专做人流的私人诊所找到一位退休的人流专家。
扎了引产针，葛矜安静地睡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阵痛的她抓住我的手说，她疼得要死掉了，她不想再继续这种苦痛了，宁愿做未婚妈妈，宁愿忍辱负重。
可是，引产针已经发生了效力，再有十几个小时，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大宝贝儿，我平静我地说。此时我是她的精神支柱，我想尽管我很担心有危险，而我必须让她相信一切都是正常的，没有危险的，就好象，雨后天空一定重新晴朗。
葛矜的情形看起来越来越糟，她辗转反侧着，汗水如注地渗出额际，我只好让医生再扎一次镇定剂，直到她再度睡着，我才发现我也吓得冷汗涔涔了。
到第三天早上六点一刻，葛矜才结束了这场痛苦。那是个很漂亮的男孩，只可惜它不能为人了。看着它被掷垃圾似地掷到垃圾筒里，筋疲力尽的葛矜拥住我大哭起来，她一直跟我说：不是我这个妈妈不想留下它，实在是难以承受生命之重。
我一直在心底忏悔，就安慰她说，现在，你们母子都得以解脱，相信它会在天国的花园里对你微笑的，因为它不必象许多弃儿那样被心事熬煎。你现在这份痛苦只是暂时的，而平静或许是永恒。而且，我听医生说，因为你和苏楠是喝酒之后有了这个孩子，即使留下来，也可能是畸形儿。
葛矜为了不耽阁上班，没有休息就匆匆回到了她的小县城。妈妈见到葛矜后，猜到了她是流产了，便为她煮了几个鸡蛋让她带上，葛矜哭了。
葛矜的事使我蓦地晓悟了许多。我对总是因生活而夜半偷泣的妈妈说，我终于知道妈妈有多么伟大，多么维艰，为了育儿，她肩挑的生活和生命的双重担子，我知道今后我该怎样补报这深恩了。
于是，我不顾父妈妈的反对，开始四处找寻一些并不适合我，但能够赚钱的工作。我想我不能够因为清傲不群的个性而忽略父妈妈的辛苦。何况，写作人生，本来就不该是漂白的纸张，没有生活的油彩涂染，它怎么会动人？
但是，每当我应征时，总会被一些世俗的目光和语言深深刺痛，有些独办企业用人似乎不是重在体力与才能，而是外形的‘美好’，有的人干脆告诉我，现在的事你不明白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比较善意的人会劝我说，你这么娇小而充满艺术天分，为什么不做适合自己的事，或到父母身边做小鸟？你混在这个复杂的人际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