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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没对你说谎。”昨夜，当我们在科罗拉多旅馆她的房间门口停下脚步时，她对我说。
尽管她已经三十七岁了，可看起来仍进力非凡。她穿着一件自己设计的浅蓝色曳地长裙，经过漫长一天的社交活动，看起来有些疲倦。她刚刚在旅馆的餐厅里向“美国革命女儿组织”做了报告（她被介绍为“那些黑暗年代中的一缕希望之光”）听众中仅有的男性就是餐厅的侍者同我。
“你当然对我说了谎，”我说着，伸出一只手支住墙，把她限制在那里，她的背部倚着门，“你说没有飞行。”
“不，我没有说。”打趣的神情掠过她丰满迷人的嘴唇，她把双手垫在身后，“我说我们不会乘火车旅行。”
我竖起一根手指，在她眼前摇晃了一下，“你说我们在这次小小的演讲旅行中，不会从一个城镇飞往另一个城镇。”
她仰起下颏，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是不会，但演讲旅行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要飞往加利福尼亚……在飞机上，斯莱姆曾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他不知怎么搞的，把操纵杆撬了起来，他的伙伴布雷肯里奇失去了对飞机的控制，而我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功能的控制。”
她大笑起来，笑声中既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同情心，“我的上帝，林德伯格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有病态幽默感的男人……我曾经看见他把一罐冷水倒在一个孩子的睡衣上。”
她对林德伯格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我感觉到了一丝对美国最著名的飞行员的怨恨和护忌，这怨恨和妒忌来自他最强劲的对手——被人称为琳蒂小姐的女人。
“时间还早，”她说，从她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她正忍受着另一次头痛的折磨，“想进来待一会儿吗？”
“你还需要颈部按摩？”
她的面颊上浮起一丝笑意，“我那么容易就被看透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那么容易。”
她有一个套间，带起居室——这是慷慨大方的G．P．安排的，这样她就可以更方便地接受记者的采访。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像印第安人一样坐在地板上，背对着我，靠在我展开的两腿之间，我为她按摩颈部。房间服务员出去为她准备可可茶，为我准备朗姆酒。
我们现在成了好搭档，阿美和我。当我们在午夜和黎明前驱车，穿过那些纵横交错的公路时，我们互相倾诉着心中的秘密。那辆又笨重又庞大的弗兰克林变成了一间忏悔室，澄澈的天宇中星光灿烂，诱惑着我们两个人彼此分享着信任。
我知道她对家庭的酸涩感受——她的妈妈和姐姐要由她供养，她死去的父亲疯狂酗酒，使整个家庭不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我知道她依然没有从“沽名钓誉”的犯罪感中解脱出来，因为在她那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飞行——乘坐友谊号飞越大西洋——中，她的确只是一名乘客。
她也知道我那理想主义的激进的父亲，由于对他唯一的儿子进人了腐败的芝加哥警察局感到失望，用我的手枪结束了他自己的生命。那把枪我一直带在身边，这是一件最触动我的良知的事情。
我没有同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她保留了两个秘密：其一，当然，是她丈夫雇用我监督她的一举一动，看她是否是一个忠诚的妻子；其二，是我感觉到对她的友谊正在向别的方向深入。如果我对后者采取些什么行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这样很好……很好，内特……”
我可以感觉到她脖子与肩膀上的肌肉正在放松，然后我把手指插人到她蓬松的发卷里，抓挠着她的头皮。她的呻吟声带着痛楚的快感，听起来几乎是激动的，或许说，我希望它们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工作？”我一边抓挠着她的头皮，一边问。
“为了钱。”
“你那昂贵的爱好？”
“是的，同时还要买书，买衣服，每月给我亲爱的妈妈养老金，支援我姐姐和她一无是处的丈夫，而且我喜欢生活得舒适……住在一套宽敞明亮的房子里，银行里有存款。”
“你大部分时间都住旅馆。”
“哦，是的……不止如此……不止如此……”
她在我的触摸下完全放松起来，我可以闻到她的香水——巴黎之夜——和她的头发飘散出来的芳香。一个心情激动的家伙就坐在她身后几英寸远的地方，她却一无所感；一个口袋里装着手枪的强盗走进她的商店，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的财产正受到威胁。
我说：“我一直以为你丈夫很有钱。”
“我也这么想……但许多人已不像他们曾经的那样富有了。”
她的意思是指破产。
“无论怎样，”她接着说，当我继续为她放松肌肉时，她把头慢慢地转了一圈，“他仍然能找到生财之道，他有一条迷人的舌头。”
“你没对它感到厌倦吗？”我问，指的是她排得满满的时间表，但是她以为我指的是别的东西。
“当然厌倦，”她说，“婚姻对我而言不是自然而然来到的……但它不仅仅是……生意伙伴关系。我很感激G．P．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当然……无休无止的时间表，他对名利的热衷，更别提他那丑恶的脾性……”
“什么样丑恶的脾性？”
她回过头来，从肩膀上瞟着我，有片刻的时间，我仍在按摩。“你的意思是，他有身体上的缺陷？他知道我永远不能忍受这一点。噢……就这样……就这样……曾有个男人向我举起手，走出我的生活。”
“听起来你似乎在这方面有些体验。”
“这不确切……好吧，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我父亲和那瓶威士忌的事？”
在穿过中西部的那些个漫长的夜晚，我们已经在路上分享了彼此童年时代的秘密。
“没有，”我说，“我想没有……”
“他应该不再喝酒了……应该接受了那种‘治疗’，我想那时我七八岁……哦，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摸到那个结节了吗？……我可能是七岁，他当时突然要出去做一次旅行，有时候他为铁路调查一些事件。他亲自整理行装，我想给他帮忙，结果，我在他装软底鞋的抽屉里发现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倒在浴缸里，他发现了。”
“哦，天哪。”我说，我的拇指正在她的肩肿骨上摩擦。
“他打了我几下，然后我妈妈跑来干预了，”她说，“那并不是一顿真正的毒打……但是我发誓不会再让任何一个男人伤害我。哎哟！”
“用力太重了吗？”
“也许有一点儿，我想可以了，内特。”
“我不累，我还可以再为你按摩一段时间。”
“不必。”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仍然像印第安人一样坐在地板上。她又慢慢地把脖子转动了一圈，“再按摩下去，这会变成一种伤害……”
于是，我决定不去吻她，澎湃在胸中的激情也慢慢退潮了。
房间服务员终于为我们拿来了可可茶与朗姆酒，她在我身边坐下来，但并不挨近我，我们又闲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如果这次旅行中没有你，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当她杯中的可可茶只剩下最后一两口时，她说，“离开这里之后，事情只怕会变得一团糟。”
“是的，我想那些‘美国革命女儿组织’的成员们打算拿椅子砸每一个从这里出去的人的头。”
她大笑起来，很开心的样子，“不，今夜来的女士们不会这样做，但是那些在公开场合的人群……推挤……叫嚷……我的意思是，上帝啊，他们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崇拜之情啊？他们甚至会从你的机翼上撕下一条纪念品来，总有一天，那些收藏家们会收集起活的纪念物来。”
“你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你说呢？”
我们很少谈到那些恐吓信，我已经从保镖的角色一变而成为她可信赖的朋友，再变而成为她的密友，但事情似乎就在这里停滞了。
“你的崇拜者之一会不会寄那些恐怖的字条？”
她扮了个鬼脸，对我这个推测不屑一顾，“我的崇拜者为什么要威胁我？”
“为了从那堆默默无闻的人群里走出来，为了让自己在你的生活中显得特殊。”
“我不这样认为，当然，G．P．也不会这样认为的。”
“你认为，这是一个和你竞争的女飞行员干的？”
她点了点头，“我确信有人在妒忌。我的同伴们知道我是她们当中的冠军，而且没有一个人比艾米莉·埃尔哈特更努力地为改善女飞行员的境遇而工作。”
我早已从她演讲中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意识到，作为九十九飞行大队的奠基者，她一直想要为那些女飞行员组织创建一个信息交流中心，以便为她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我也知道，那种努力只会被当作争权夺利的政治手段，从而付诸东流。
“人类是相当丑恶的，”我说，“况且，艾米莉·埃尔哈特为改善女飞行员的境遇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相信我……任何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的人都会有敌人。”
她假装出被激怒的样子，“你认为我是在自我标榜？”
“对一个名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是那样的吗？一个名人？”
“就像把燃料加进你的飞机里一样确凿无疑，阿美。”
第二天早晨，飞机里加满了燃料，昨夜那个高挑、修长、让我兴奋不已的女人正站在我身边的跑道上，靠近她的飞机。她头上戴了一顶褐色的头盔，向我露出了那些新闻记者根本捕捉不到的迷人的笑靥。倦怠感消失了，她的眼睛泛着深邃的灰蓝色光彩，下颏显示出坚毅的线条。她穿着棕色细平布裤子，长靴子，当然还有漂亮的、溅上油渍的飞行皮夹克。皮夹克的领子竖起来，拉链随意地向下拉开两、三英寸，露出了里面棕色与褐色相间的方格衬衫，一条棕色的手帕系在她优雅的脖子上，鲜明极了。
“维哥是一架好飞机吗？”我问，提高了嗓音，以盖过机场上的隆隆噪音。风很猛，我的西服与领带都在风中翻飞。我伸出一只手按住了刮到脑后的浅顶软呢帽，不让它随风飞走；另一只手拎着我的小手提箱，看上去就像是一名正徘徊在路上的上门推销员。
“它很快。”她说。
“那不是答案。”
“好吧，当温度升上来时，狭窄的驾驶舱会很不舒服，这就是我为什么不需要穿飞行服的原因。”
“问题是，它是一架好飞机吗？”
“是也不是。”
“告诉我‘不是’的那部分。”
“在接近地面时，它会恶作剧。这架单起落架结构，有着长得不能再长的机身的飞机，不会让任何别的飞机出风头。”
“什么样的恶作剧？”
“起落架像手风琴一样折叠着，打不开。”
“上帝！你怎么对付它？”
她耸了耸肩，“不打开。”
她踩着靠在机翼上的梯子爬到顶层，打开驾驶舱的舱盖，爬了进去。
我打起精神，钻进了飞机中部的舱门，绕过巨无霸式的燃料箱，找到了那个空着的唯一的座位，我在上面坐下去，系好安全带。我打量了一下这只方盒子形状的燃料箱，这可不是个保险的飞行伙伴，我想象着自己正坐在一只飞行的炸弹上。
她坐在我的前面，位置比我高一点，然而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坐在那幽闭恐怖的驾驶舱里的阿美的一举一动：她的两条腿自然地放在引擎上面，毫无疑问，那上面一定热起来了；她发动了引擎，看到它在空转，她瞥了一眼圆圆的仪表盘的反应，同时检查着汽油与燃料的温度和引擎每分钟的转速。
她那修长的、艺术家一样的手指握住了操纵杆，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起来，冲入了风中。她的手一边稳稳地控制着制动器，一边把操纵杆猛地向身体中部一拉。引擎的速度加快了，她抬起手，旋转了一下操纵杆，引擎的声音改变了，很显然这是她想听到的声音，因为挡风玻璃上反映出她的笑容来。
她用左手慢慢地、轻轻地向前推了一下节流阀，螺旋推进器开始越来越快地旋转起来，同时发出强大的怒吼声，维哥在跑道上冲了起来。她又把节流阀向前推动，推到它的极限，同时向前扳动操纵杆，飞机似乎就要绝尘而去，但是她还不准备让它这样飞起来。
然后，她向后猛拉操纵杆，飞机轰鸣着离开了跑道，御风而行。它很快爬升到一万英尺的高空，让我得以从旁边小小的舷窗中饱览乡村美丽的景色：棕色的土地上点缀着成片的绿色，偶尔还有皑皑的白雪；波光粼粼的河流与它的支流纵横交错如同一张蛛网，不时被城镇中成排的玩具一样的房屋截断。
我们没怎么交谈，她挤在狭窄的驾驶舱里，维哥的螺旋推进器与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让我们无法听清彼此的话。她计划在两天之内飞完这将近两千英里的行程，并向我保证说在日落之前，我们会在阿尔布奎基安全降落。
大部分的旅程都平安无事，我吃了一顿午餐，阅读了最新一期的《环》杂志，甚至还不时睡上一阵儿。直到在那天傍晚，当我们飞抵新墨西哥上空时，我被飞机的剧烈颠簸惊醒。
我解开安全带，像一个走在冰面上的醉汉一样，踉踉跄跄来到客舱与驾驶舱之间的连接日，将头伸了进去，即使就站在她的身后，我也不得不大声喊着：“我可以问一些问题吗？比如说降落伞在哪里？”
她喊回来：“我们进人了急速旋转的风中，不用惊慌。”
她已经开始朝着阿尔布奎基都市机场的跑道与机库方向降低了高度，在机场的旗杆上有一只袋形风标正在旋转。
“你的那番‘像手风琴一样折叠着’的话是开玩笑的，是吧？”
她向前探了一下身，双手握住横舵柄，“确切地说，更像中国的纸灯笼……坐回去，系上安全带，内特！我还从来没有损失过一名乘客。”
我跳着笨拙的土风舞回到我的座位上，将安全带系紧，这时她对我喊着：“我要降落在那条最短的跑道上，这有可能意味着‘垂直’靠近……”
维哥飞行在风中，犹如一只摩托艇航行在波涛滚滚的水面上。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垂直’？”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让飞机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测滑，我胃里那些还没有消化掉的午餐（金枪鱼沙拉三明治，苹果巧克力馅饼）几乎也要做一个毁灭性的登陆，然后飞机做了几个猛烈的摆尾减速，仿佛维哥正在向该死的新墨西哥州挥手致意。
“见鬼！”我喊着，“我们失去了控制？”
“没问题！它正在减速！”
也许飞机在减速，可是我的脉搏却在加速。
跑道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她仍然操纵着飞机向地面靠近，节流阀开得大大的。我们眼看着就要冲出跑道，她做了一个侧滑，好让飞机不飞过头。我等待着听到维哥的机轮触碰到地面的声音。这时阿美向后拉了一下操纵杆，一股疾风突然之间猛扑过来，迫使维哥后退了二十英尺。然后，就像它突然出现一样，那股疾风突然消失了。
只剩下我们。
在我们像石头一样降落到地面上之前，阿美向前猛推了一下节流问，风又吹来了，维哥毫无颠簸地着陆了，而节流阀仍然大开着。幸运的是，那条跑道建筑在一道斜坡上，这减缓了飞机前冲的速度，我们倾斜着滑到跑道的尽头，最后，上帝保佑，终于停了下来。
那天晚上，在古坡大街希尔顿饭店的餐厅里，我问她：“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么时候？”她问，若无其事地切了一小块剪得半熟的牛排。
“在我们快要着陆的时候，”我提醒她，“然后又不得不再着陆一次。”
她耸了耸肩，她身上依然穿着那件方格衬衫，系着手帕——我们没有时间去梳洗，阿美饿坏了，不在乎这些礼节，“从技术角度上说，”她说，“我们处于失速中。”
“我不喜欢飞机坠毁在技术上。”
她虚情假意地笑着，挥了一下手，咀嚼着、吞咽着，不想在嘴里塞满食物的时候讲话而显得不礼貌，“我们不会坠毁，傻瓜，我们只是暂时被真空吸了过去，那就好像所有的气压都消失了。”
“于是你就大开着节流阀降落了？”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选择。”
“那是一个完美的特技吗？”
“那是的，假如你幸运的话。”
我向她举起了朗姆酒，晚餐我只要了这个东西，“为一个见鬼的驾驶员干杯。”
她很喜欢这句话，“谢谢，内森。”她向我举起了水杯，“为一个见鬼的家伙干杯。”
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我听到她讲脏话的场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