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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在入阁以后的情绪，徐阶很快有所察觉。他知道糟了：走了一步大大的臭棋！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智者徐阶也难免千虑一失。
他在紧张地转脑筋，既然事不可追，那就要有个法子来补救。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张居正。
在我们中国古代，师生关系、师徒关系都有点儿像父子关系，民间既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庙堂上“天地君亲师”的排列，也暗示着一种伦理纽带。老师，往往就充当着“精神之父”、“人格之父”的角色。
今日当然不同了。有的地方，我看师生关系就好比训兽员和野兽之关系。老师视学生为野马（不戴笼头我抽死你！），学生视老师为屠夫（干嘛每天都宰杀我的灵魂？）。
我认为，徐阶对于张居正，自在翰林院结缔师生关系之后，一直就扮演了“政治人格之父”的角色。
张居正在选了庶吉士后，发奋研习国家典章制度，不吟风弄月，不“交通”权贵，表现特异。据王世贞回忆，那一批同年进士多沉迷于古文诗赋，以汉唐大家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
明末还有人说，他在这个时候就有志于宰辅，将“户口、扼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条列”（林潞《江陵救时之相论》）。并且逢到盐司、关司、屯马司、按察司司长出差还朝，就携带一壶酒、一盒菜拜访，详细询问关隘要害。回到公寓后，挑灯记下，“其精意如此”（王思任《与周延儒书》），非腐儒可比。对这样的有志青年，《明史》上说，“徐阶辈皆器重之”。
徐阶很早就开始有意引导张居正担大任，期望值很高。在翰林院看见张居正写的文章，虽然也引用子史百家的话，但并不脱离治国之本。对此，他深感满意，曾亲口对张居正说：“张君，将来一定要尽忠报国啊！”（《文忠公行实》）
当然，对于老师的一套政治谋略，年轻时的张居正，也有个理解的过程。
徐阶老成谋国，有人不理解。严嵩时期，有人讥他是“四面观音”、“一味甘草”。其中，被他救了命的海瑞就是反映最强烈的一个。但他仍不改隐忍作风，“碌碌无奇”。对严嵩这条毒蛇“阳柔附之，而阴倾之”，终于得以保全自己，等到了翻手的机会。
张居正起初对老师的一味隐忍也是气闷的。三十三年他请假归籍之前，给徐阶的信里，就显出了一股急躁。他对老师说，你固然内心有想法，但外表却随波逐流，想用这个办法等待时机，不亦难乎？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不如“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生平”，与严嵩大干他一场算了！如果老天有眼，青史留名指日可待；如果这路走不通，“即抗浮云之志，遗世独往，亦一快也！”
这时候的张居正，还有很浓的名士气，慷慨任事，看不得老师那样的窝囊。
但这只是私人之间的通信，不是公开的政治表态。从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以进士二甲九名的好成绩跨入仕途之后，到如今，已是19年蹉跎过去，中间除了在嘉靖二十八年给皇帝上了一份《论时政疏》之外，再没有露过任何一点锋芒。
他的身份，是词臣、文字匠、书虫。他的官场形象，是沉默，无所作为。官场上的时光，一刻值千金，他却整整沉默了19年。
这里面，徐阶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其实徐阶与张居正，根本是两种类型的官员。人们对徐阶的责难种种，多半有道理。他乐于居间调停，玩平衡；一遇险阻，立刻后退。海瑞说他是“甘草国老”，“畏威保位”，大概是不错的。他的原则，就是最终要把事情干成，否则就不干。
杨继盛上疏参劾严嵩，他不赞成，认为无益。杨继盛因上疏得罪嘉靖而下诏狱，他不援手，认为事已不可为。张居正对他的麻木不满，他却不无幽默地让居正自己去试试。——不用真的去说情，只让你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难度。
而张居正，则与高拱是一类人物。他们俩都是一定要做事的，剑在匣中则鸣不平。所以才有相期“以平治天下为自己责”，要做“救时宰相”。他的原则，是要干事，对“无为”的状态感到难以忍受。
老师的传授，对他，显然起了作用，张居正接受了徐阶的策略。也就是，将“要把事情干成”作为第一原则。
因此，在张居正“刚”的一面上，又加上了“柔”的色彩。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他即将踏入内阁的前夕，都处在“守雌”的状态，养精蓄锐也。进入内阁后，一开始也很谨慎，直到大权独揽为止。
先柔后刚，是他仕途生涯一条明显的曲线，这也是他和高拱日后的命运有天壤之别的关节点。
我可以等待，我甘愿沉默，但不是无原则的，为的是拿到“干事的权力”。
张居正说过，徐阶“沉机密谋，相与图议于帷幄者，不肖一人而已”。很多机密的国家大事，徐老师只和他一人商议。从老师那里得到的益处，“天下莫不闻”，没有谁知道。比如，嘉靖皇帝曾经怀疑过裕王的接班能力，让徐阶去查成祖是怎么看待太子的。成祖故事，就是老皇帝老是想换掉太子。徐阶会意，做了很好的解释，打消了嘉靖的疑虑。张居正说，“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
徐阶这样做，自有他的用心，是刻意培养居正成为大器。
这些熏陶日久，让张居正学会了掩盖住本色，先随波逐流，后中流击水，免得尚未有所动作，就被滔滔大水呛死。
但是，张居正从本真上，是一个“贵乎自我”的人，倾心向往“竹林七贤”那几个人“有谤牍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的气概（《七贤咏…序》）。他只要一得手，就会“欲报君恩，岂恤人言”！才不管你同代人、还是后世人怎么说三道四。
徐阶把他作为“图穷匕首见”的一个人物，在最后拿了出来，以挽回自己招揽高拱的失败，是个大智慧。但徐相公决然想不到，他一下子就为大明帝国放出了一头潜在的雄狮！
要让张居正赶快入阁！
这是徐阶头脑中电光火石的一闪。这位老先生，现在的思维完全集中在具体的人事问题上了，其实也难怪，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人事问题、权力分配的问题。至于主张什么东西，倒成了其次的。今天说这样，明天说那样，不过是为拿到权力的一个手段而已。
徐阶目前最看重的，恰好是张居正所具备的人事上的条件。首先，他跟李春芳——目前的次辅——是同科进士，李是状元，张是二甲九名。同年，成绩又都很好，两人彼此服气，会相处得很好。不至于两个接班人在内阁里掐起来。
其次，张居正和高拱都曾是裕邸的僚属，在国子监和修《永乐大典》时搭档多次，高拱不会抵触，张居正的进入可以很顺利。
三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关系微妙。两人有过一段情谊不假，但高拱这人心高气盛，没有真正把张居正当个人物。以他看来，张居正才具平平，辈份又晚，根本不在自己的这一档次上。当个副手，还可以。别的，看不好。
张居正和他交往，是忍让的时候多，压在心里不说而已。高拱对此一点也察觉不到，但是徐阶却看出来了。而且徐阶对两人水平高下的评价，与高拱本人完全相反。徐阶看张居正，其才干、胸怀、气度，无一不比高拱强。把张居正收进内阁来，由他来制约高拱，是决无问题的。否则，我老徐一退，靠一个好好先生李春芳根本压不住高拱，说不定还会被干掉，那样的话晚年就别想平静了。
明代的官员薪俸都极低，官员不受贿是活不下去的。像海瑞那样两袖清风，自己种菜吃，冬天披着被子御寒，那是疯子所为。贪污受贿，人人心知肚明。但是政治上不能倒台，一旦倒台了，贪贿就成了个问题；不倒呢，就不是个问题。
退休，也就是失权。失了权跟倒台有点类似，万一人家借什么风潮追究起来，就会有尴尬。因此，退休了，台上也得有自己的人，作为防火墙吧。这就是徐阶从张璁、夏言、严嵩的结局上悟出的道理。他要跳出这个宿命的怪圈。
他在执政的最后这几年里，主要考虑的事儿，就是选人。
老官僚，看人往往凭直觉，这次他完全看对了。以张居正的能量，对高拱岂止是制约？人们不会想到，低着头做人的汉子一旦爆发起来，会有何等惊人！
因为老马失过一次蹄，这次他徐阶小心多了。在引进张居正的问题上，他当然也要卖个人情，好为自己的将来做铺垫。但是前次的教训是要吸取的，所以这次他的行动不露声色。
他开始频频地去探望张居正，表面看来，只是欣赏他的才干。我，嘿嘿，不过是个老伯乐而已。
张居正当然感到欣喜，知我者，徐公啊！两人之间的走动，从这一年的夏季开始频繁起来。《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的“阶代嵩首辅，倾心委居正”，当是指这一阶段。
张居正在这一年，已从裕邸讲读“升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成了翰林院院长了。这个“学士”，是个五品官，品级不是很高，距离入阁的资格还差得远。且看这高高的龙门，他将怎么来跳？
徐阶自有办法。
他是皇帝身边唯一的肱股大臣，嘉靖的情况他心里有数。从这年8月起，皇帝看上去要不行了，自己已经在安排后事了。把那个一块儿玩火烧了房子的尚美人赶紧封为妃子。眼看要上西天了，唯有美人忘不了。
秋来，好歹熬过了六十大寿。嘉靖不能相信，春秋还正盛着呢，又求了这么多年神，怎么眼看着黄泉路近了呢？
嘉靖迷信丹药不是一般的痴迷，几乎是生之唯一意义。他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骤然君临天下，生杀予夺了一辈子，天下也还算是承平，就欠一个长寿了。
吃丹药，让他遭了不少罪，还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猪都不想吃的野草。为理想，付出的代价外人不可想象。仙药都是他召来的方士们献的，人可疑，药更可疑。服了以后，急火攻心，“火发不能愈”，身体彻底垮了。
10月，他挣扎着去万法坛祈祷，老天又捉弄他淋了一场冷雨。回来就彻底倒下了。
难忘的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躺在西苑的嘉靖熬不过了。徐阶很着急：以前武宗就是死在大内之外“豹房”的，没法向后人交代。好在皇帝已经没有意志了，太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急急忙忙抬回大内，寿终正寝。“崩”于乾清宫，圆满解决。
人总是要死的，但皇帝死了，人民总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宫里一片忙乱，人人都像死了父亲一样。这时候，徐阶的位置就凸显出来了。
嘉靖先后有过三个皇后，被他吓死一个，废掉并“幽禁”死一个（别人不能再用了），还有一个他眼看着被火烧死，却没有让人去救（就是把无辜的曹端妃给杀了的那个方皇后）。此刻宫中等于没有主人，徐阶在这几天，暂时代替了全国人的“父亲”，请裕王入宫，办丧事，继位，“改元”，尊老皇帝庙号为“世宗”。时候都进蜡月了，太紧迫。
这次改元，是将“嘉靖”年号改为“隆庆”。转过年，就为“隆庆元年”了。不到半个月，换了新天，在有明一代里是最快的一次。换皇帝时，按例是等第二年元旦改年号，旧年号有时还要用很久。这次是逼到年跟前了，说换就换了。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顾命大臣执笔，但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讲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平反，活的要起用、死的要抚恤；对方士“查照情罪各正刑章”，也就是要杀要判；“斋醮工作”（原文如此）等劳民之事，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廷和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全都给废掉了。这次的情况很相象。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五品官来掺合。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几乎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终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与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官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才能体会到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把金带再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明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龙庆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六、唯有他一人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