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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奋斗。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有为的范例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乃发愤作《史记》，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成大业。其精神皆垂范后世。
回族作为分布广泛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在迎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社会环境的挑战中，在建设自己的国家的过程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给了他们顽强的精神动力，使他们不断进取，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２．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一部几千年中国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民族精神是渗透在整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既存在于古代文献所体现的精英文化中，也存在于亿万普通百姓的生活、活动中。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数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国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回族，深知自己对祖国所负有的责任，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决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决不明哲保身，决不苟且偷生，决不畏畏缩缩，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或为国捐躯，杀身成仁。活，活得堂堂正正，坦坦荡荡；死，死得干干净净，无牵无挂。
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明明德”和“修齐治平”说对回族文化影响很大，成为历代志士仁人做人做事，报效国家的道德准则之一，清代回族学者马注甚至把儒家的“明明德”的说法直接吸收进来，稍加改造，与伊斯兰文化的“以妈纳”＇4＇说衔接起来，说“明德”就是“以妈纳”，“明明德”就是“培养以妈纳”。
（三）回族的历史实践
无论是伊斯兰文化也好，中国传统文化也罢，只有与回族的历史实践相结合，才能对回族产生实实在在的作用，才能使其爱国理念不断巩固、强化，并内化为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心信念、内心追求。
如果从唐代回族早期的阿拉伯、波斯先民算起的话，回族在其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其身份经历了由“侨民”到“臣民”，再到“国民”，最后到“公民”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也是回族爱国情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唐代，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商人、使节、旅行家作为“蕃客”，受到唐朝政府的优待和礼遇。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遗训，鼓舞著这些东来的穆斯林，他们不但是为经商而来，也是为求学而来，有的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居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公元８４８年（唐宣宗大中二年），阿拉伯人李彦升考中了进士，获得了功名。到了宋代，已有所谓“五世土生蕃客”，入了中国籍，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的“臣民”，他们扎根中国，安居乐业，繁衍生息，至迟到元末，回族的主体完全完成了由“侨民”到“臣民”的转变，士农工商，行行都有其身影。明代，回族已经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族群，其中的不少人如沐英、胡大海等为朱元璋打天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成为开国元勋。清代，尤其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外敌频频入侵，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回族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于是，与各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外敌，抵御外辱。辛亥革命前后，回族的爱国意识空前高涨，不但在行动上维护著国家的主权与祖国的统一，而且在理论上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国家观念与国民意识，国民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族与各民族一样，在政治上、法律上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回族的国家观念、公民意识有了新的飞跃，其爱国情感更加浓烈、更加成熟、更加稳固。
二、回族爱国理念的主要内涵
１．热爱家园。回族是在中华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5＇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祖国是回族的载体，是其家园，是其栖息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亡，民必然沦为亡国奴，丧失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受尽人间一切屈辱，正如人类历史上（包括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所演出的一幕幕悲剧、闹剧、惨剧一样。故爱祖国就是爱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这是回族爱国理念的最朴素的感情基础，用不着深奥的理论就能明白的事情，正如回族所崇敬的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所言：“你们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一样”。千百年来，回族深深地眷恋着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凝结着他们的汗水、情感和智慧，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负载着他们的历史、足迹和生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与这块滋养他们、哺育他们的水土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割舍不掉的感情，一种无法忘怀、如影随形的恋情，他们深爱着这片沃土。只是回族爱国的方式与众不同——她把对祖国的感情深埋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２．“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回族的爱国理念在不断升华、不断成熟——从最初的热爱家园，到古代的“顺主忠君”，再到近现代的“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各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健康的情感；但把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却十分罕见。尤其是清末朝廷丧权辱国，官吏贪污腐败，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况下，回族受到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屠杀、驱赶、迫害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当时代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但不爱自己的这一群臣民，而且严重伤害他们的情况下，回族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国家吗？这个肉体和心灵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民族能够超越自身的苦难、恩怨和是非，继续呵护这个满目疮痍的家园吗？她能够看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而不做出错误的选择吗？回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并且以卓越的表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在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代表社会良知的回族知识分子引领了舆论导向，他们以自己的渊博学识、真知灼见和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方向，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大大丰富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1907年，京津地区的回族知识分子丁宝臣、丁竹园兄弟先后创办《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力宣扬爱国思想，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6＇的呼唤。而清末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表了一系列激发爱国感情的文章。如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如个人（躯体）”，国家内部无论人们的职业“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回、或蒙、或藏，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国家之进行无异车轮之进行；国家进行在国民，车轮之进行在齿轮……我教亦中国之国民也，辟诸车轮，亦车轮之齿轮也，示弱点以停滞中国前途之进行，其可乎？”＇7＇强调每个中国人担负起国民的责任，“痛痒相关，彼此照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8＇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仍处在危难时期。１９２９年创刊的著名回族刊物《月华》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则对爱国主义做了更精辟的论述。如《中国回民宜具国家之观念》一文分析回族的形成、发展以及回族与国家的关系指出：“须知吾人以中华民族而信仰回教，其间固有先世来自西方为纯粹之回族者，夫侨居三代，即列县籍，此明清法律所规定者也，况远隔千余载以上之土著者乎……为今之计，惟有使吾中国大多数回民同具国家的观念，于此时期推广学校，以倡导教育，俾青年子弟于儿时，灌输宗教之常识，培植国学之根本，以发达青年之国家思想，胥明了爱教不忘爱国，爱国亦不忘爱教之主旨。国强则教兴，教昌则国治，息息相关，表里并重……中华频年多故，灾祸侵寻，正千钧一发之会，五族人民，宜努力共同挽救，尚可图从图存于优胜劣败之世。”＇9＇当时，不光普通知识分子宣扬爱国爱教，而且很多阿訇也引经据典地阐述国与教的关系，如著名阿訇王静斋在《月华》发表题为《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的文章，他说：“阿拉伯文之卧代尼（Wａｔａｎ），以即居所也……阿拉伯人尝说，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信仰）。直译之，为爱护国家，为穆民（有信仰者）所应有。或谓此语发自穆圣，确否我不敢知。但是，以此足可以证明吾侪穆民，不仅当遵守回教道理，且当爱护国家也……据说，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不此之图，止知斋拜，不问其他，而不独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一旦有人向尔问及应如何对待国家？则曰，国家为吾辈国民同胞之生死地，食毛践土之区。吾人为巩固国本计，自当相亲相爱，国家可籍此亲爱，达到最高之地步。既可保旧有之势力，且得增加若许之尊严。国民最应尽之义务，首推生命与财产……遇难苟且，贪生畏死者，能得自由之生存乎？人人不免一死，为国捐躯者，其人虽灭，而其命永存于世也。”另一篇题为《爱国与爱教》的文章说的更通俗更直白，曰：“国家藉人民以成立，人民赖国家以保存，休戚相关，互为维系。是故国兴民之荣，国亡民之辱也……夫宗教乃关乎信仰，国家乃系乎生存。换言之国无宗教无以维系人心，则人民渐趋于险恶，而国家必陷于纷乱；宗教无国家，则发达甚难，二者不可偏废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既如彼，国家与宗教之关系又如此，吾人安可只爱教而不爱国哉！不观乎彼之国人凄惨乎？永为他人之牛马奴隶，身既不可自主，安能自由信教哉！，深愿教胞人人皆具爱国之热忱，振刷精神，激励志趣，本乎穆圣爱国爱教之遗旨，在此竞争激烈之社会，发奋为雄，视爱国爱教为同一天职。”＇10＇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回族的一种爱国理念，而且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近现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回族儿女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抗击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每一次抵御外辱的第一线都有他们伟岸的身影和战斗的足迹，不知有多少回族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正如近代著名学者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清代之回回》中所说：“光绪甲午，中东之战，左宝贵殉国平壤。庚子年，马福禄、马海晏捐躯北京，皆以忠烈震当时。”本书“政治篇”相关部分中读者可以读到更翔实的内容。
３．各民族一家亲。爱国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宣言，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很具体的行动和行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块沃土上的不同民族和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的问题。＇11＇在这方面，回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主张，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团结友爱。这种主张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百年的“华夷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回族的包容精神和广阔胸怀。甚至清末民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排满”的口号铺天盖地的时候，回族仍然保持著比较清醒的头脑，她虽然对曾经惨杀、驱逐、迫害过他们的满清统治者进行反抗，但并未因此憎恨所有满族，她能把压迫他们的满清统治者与普通满族老百姓区别开来，对满族老百姓抱有同情和友爱的态度。回族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个民族都是其中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在国家危机关头，更应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请看当时的留日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所发出的不同凡响的声音。该刊发刊词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任人宰割，晚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机状况指出：“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的主张，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有瓜剖豆分之患。”＇12＇接着回族知识分子用回族先辈对祖国的伟大贡献来激励当时的回族青年，说：回族“良臣猛将代不乏人，伟业丰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今者欧风骤，美雨狂，边云急，岁月寒；愿我教青年子弟、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上而报效国家，下而援拯苍生”。这是何等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怀啊！这又一次证明，这个平时不会唱赞歌的民族大事不糊涂，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危机关头，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４．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在回族看来，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是不可挑战的基本原则，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损害，既不能威胁也不能利诱，无论国内外的别有用心者采取何种手段，都不能上当受骗，更不能动摇。这一点，回族绝不含糊，从历史实践来看，既经受了威胁的考验，又经受了利诱的考验。
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袁世凯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已经草签了条约。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的分离倾向，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
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有的冲锋陷阵，英勇就义，有的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有的口诛笔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不但在侵略者的枪炮面前，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而且面对日本人的利诱，也不为所动，坚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见回族不吃硬的，便来软的。日寇企图利用清末回族所受到的满汉统治者的欺压和屠杀以及由此而来的屈辱心理，利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些报刊所引发的“辱教案”造成的回汉民族矛盾，利用马氏家族（青马、宁马、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