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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人除了蒲寿庚父子，还有马合谋、沙的、赡思丁、木八剌沙、哈散、倒剌沙、八都鲁丁、亦思马因、暗都剌、忽都鲁沙等。在这些市舶司回回提举们长期的努力经营下，中国的海上贸易和航海业举世闻名。
要征服海洋，不仅要有能够扬帆万里的大船，更重要的是要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航海者已经非常准确地掌握了季风规律，并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在定向定位技术上，除了应用指南针外，元、明时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航海天文学，并应用牵星术来观测船舶的方位。所谓牵星术，就是以“星高低为准”，通过测量方位星的高低位置，来计算船舶与陆地的距离远近和方向， 从而确定船舶的位置和航向。此外，航海者已经掌握了深水测量技术， 可以测水深七十丈以上。在这些航海技术中，无疑有回回人的贡献。因为早在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就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精确的海程记载。元代的回回人传承着唐宋时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如《元秘书监志》记载，航海的回回们掌握有“回回文”（阿拉伯文）的“回回针经”，即海道针经，或可称为航海指南，要福建泉州负责搜集回回针经这方面的书，上报朝廷。这说明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水平的航海技术。
回族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
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中国陶瓷很早就为阿拉伯人所熟知，并像中国丝绸一样得到珍视。中国古陶瓷是在唐代开始输往伊斯兰世界的。元代的景德镇瓷窑为适应伊斯兰地区的需要而生产了一些专供外销的青花瓷，这些瓷器有的至今还收藏在埃及、伊朗等国家的博物馆里，成为稀世珍品。尤其是托普卡布·萨莱博物馆的80件元代青花瓷和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的37件元代青花瓷器，其纹饰精美华丽，堪称人间瑰宝。从这些瓷器的器型和纹饰来看，当时输出海外的青花瓷是按订单加工，并精选上乘品质的器物用于出口的。而自明嘉靖时期起，民窑的瓷器已经大量流入西方，这可以说与日趋扩大的海上贸易不无关系。
而在众多的瓷器中，中国的青花瓷成为瓷中极品：这种白底蓝花的瓷器上，鲜艳而又雅致的蓝青色文饰与如玉如冰的釉彩互相映衬，结合得如此完美，其美学内涵一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是对中国陶瓷所蕴涵的文化价值的最佳阐释。但同时，其用料、器型与图案又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的性质，使得青花瓷成为两大文明体系融汇沟通的又一成果和见证。用陶瓷专业的话来定义，青花瓷器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釉下彩绘和运用钴料，是它的两个基本工艺要素。青花瓷器，据说始于唐，盛于明。唐青花极为罕见。元青花主要是作为外销瓷按照订单加工输出的。明代是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这一鼎盛却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有密切的关系。
吴仁敬、辛安潮在《中国陶瓷史》中指出：“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剌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溶合，于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明洪武二年（1369年），即于景德镇建立官窑烧制御用瓷器。为提倡节俭，洪武皇帝改祭天之礼器为瓷器，永乐皇帝则改用瓷器为餐具。明代瓷器遂有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青花瓷成为其中的主流。这期间景德镇官窑所用的青料，历来被认为是由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苏麻离青”，有时又称为“苏勃泥青”、“苏泥、勃青”，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写的《窥天外乘》记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有学者认为“苏麻离”即“索马里”，认为郑和从东非索马里带回了大量乌黑的“苏麻离青”钴矿石。因此，郑和的远航，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海上时代，开创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历史华章，也翻开了中国瓷器烧制史上最为亮丽的一页。虽着航海时代的结束，“苏麻离青”渐渐消失，成化后期的青花开始改用国产的“平等青”，青花瓷器最辉煌的时刻也烟消云散了。
此后一段时间，又有从伊斯兰地区进口的“回青”料主宰了青花瓷的制造。椐《窥天外乘》记载：“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宦官）镇云南，得之，以练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嘉靖、隆庆和万历初年都用的是回青。价倍黄金，足以说明这种颜料的贵重；而以“回青”命名，又足以见其原产地是在伊斯兰世界。除青花料外，另外一种来自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霁红料”，也对明代瓷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出产自伊斯兰世界的矿物颜料，竟这样在不经意间主宰了中国陶瓷历史的兴衰。
明代的青花瓷器，不仅在用料上直接受益于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而且，器型和纹饰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传世的元代青花因其外销的性质，很多器物本身就是按照伊斯兰世界的习惯和需要制作的。明代外销或赠送的瓷器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器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盘、扁壶、执壶等。大盘直径通常在40厘米以上，这在中国传统瓷器中很少见，而与中亚、西亚的金属大盘相似。在伊朗的博物馆里，就保存着这样的装饰有阿拉伯文的青花大瓷盘。这显然是适合伊斯兰世界的饮食习惯而特别生产的。明中叶以后，这些传自伊斯兰式样的瓷器，则被统称为“回器”。明永乐、宣德时期吸收伊斯兰式样的青花瓷器主要有以下九种器型：天球瓶、如意耳葫芦扁瓶、洗口如意耳扁瓶、执壶、花浇、鱼篓尊、折沿盆、盘座、直流壶和扁壶，多为模仿伊斯兰式样的铜器的。
在元明青花瓷器上，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标志的装饰纹则更多体现了伊斯兰美术的影响，而与中国传统美术布局简疏、讲究含蓄、强调神似而不注重形似的审美观有所区别。在青花瓷器的发展中，阿拉伯和波斯风格的纹饰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花鸟画法配合起来，表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通。而在青花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则是明代青花瓷的又一重要特点，可谓是空前绝后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青花瓷器经历了永乐、宣德、天顺、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诸朝，其中以正德年间的最多。一般认为这与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及明代瓷器大量出口至伊斯兰国家有关。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明正德瓷器有二十多件。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一件明正德阿拉伯文蕃莲折沿盘，盘中则写着阿拉伯文的“洁净”一词。2005年，纽约佳士德拍卖行推出的明正德青花波斯文双耳四方瓶（高26cm）成交价达169。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02万元。
饰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明代青花瓷器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烛台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梅花圆罐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番莲七巧花插
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番莲尊
除了上述的青花瓷器，著名的“景泰蓝”制作工艺也与“大食窑”掐丝珐琅工艺有密切的关系。文明的交流结出了累累的硕果：青花瓷、霁红彩、景泰蓝，这些中国陶瓷史上最亮的闪光点，恰恰都来自回族及其先民所带来的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而且，这些昔日文明交流的结晶，今日已经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
四 、现代回族院士
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流进程加速，“科学”、“ 科学家”、“学会”、“科学院”等科学新名词潮水般出现在报刊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4年中科院开始筹备建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其中自然科学方面共推选出172名科学家为学部委员。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1993年10月，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6月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首批9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工程院首批新增216名院士。经过历次增选，至2003年底，中科院院士有688人，工程院院士有663人，两院共有院士1351人。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技和工程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以蒋锡夔为首的至少四位回族科学家凭借已取得的科学成就获得了“院士”的称号，他们的成就不仅仅是个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也代表着回族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
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回族院士蒋锡夔
2003年2月28日，200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在连续空缺四届后，终于打破沉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蒋锡夔院士摘取了这项桂冠。
蒋锡夔院士出生于回族世家。祖籍南京，从祖父辈迁到了上海。蒋锡夔的父亲蒋国榜，是当时著名的“回儒”，也是一位爱国者，抗战时曾率家人及亲友缝制棉衣棉被支援淞沪前线，并在上海慷慨办义学、资助孤儿和建造公墓殡舍等。他的母亲冯乌孝，则是浙江女子师范学院首届毕业生。蒋锡夔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
1948年，蒋锡夔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特等荣誉学士的身份，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深造。1952年，他在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后，即被世界一流的凯洛格公司聘为研究员，作出了多项发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的化合物b—磺内酯，获得美国专利，引起国际化学界的轰动。是年，他才29岁。1955年，在中国政府努力下，蒋锡夔和钱学森、赵忠尧、师昌绪等，成为解放后第一批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冲破各种障碍，毅然归国的科学家。
回国后，蒋锡夔率领的科学团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成功合成了飞机与导弹必需的材料航天氟橡胶和氟塑料，获得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1982年，由于多有机氟化学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取得的成就，蒋锡夔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985年以来，蒋院士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中科院的持续支持。1999年和2001年，他们的研究成果两次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8年来，他们发表论文120篇，其中相当一部分发表在国际权威刊物上，被国内外引用802次。蒋院士被邀请在国际会议和国外大学研究机构上做研究报告105次，并在国际同行瞩目的美国《化学研究评论》上两次撰文论述工作进展。 经过多年的默默无闻的基础研究，蒋院士终于在2002年以“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的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蒋锡夔院士的研究项目为理解生命过程与深入探索其奥秘作出了重大贡献。围绕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蒋锡夔率领课题组做的研究是：疏水亲脂相互作用驱动的有机分子簇集和自卷的研究；自由基化学中取代基自旋离域参数的成功建立和应用研究。水是生命之源，在水或水和有机溶剂的混合溶剂中，带有碳氢长链的有机分子间存在着一种弱的相互作用力——疏水亲脂相互作用力。这种相互作用力是导致宇宙间生命现象形成的基本作用力之一，如细胞的形成，蛋白质构象的稳定，生物体内酶功能的体现等等都和它有关。深入了解疏水亲脂相互作用，研究疏水亲脂相互作用驱动的有机分子簇集及相关现象，模拟生命现象中的某些物理和化学变化，对理解生命现象及某些生理、病理过程有着根本性的意义。所以，研究化学反应过程中的中间体自由基，对深入理解生命过程，以及了解与人类疾病、衰老相关的信息同样有着关键性作用。
其他回族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国营五零四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总工程师，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位素分离专家刘广均也是一位回族科学家，1929年7月15日出生于天津，1947年就读于天津铃铛阁中学。在老师王效的循循善导下，他对原子知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48年，家境并不好的刘广均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不太容易找事做的基础科学物理学，并于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6年至1958年，他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同位素分离专业。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研组主任，国防科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学会同位素分离分会主任委员，天津市核学会理事长，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刘广均院士长期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工作，曾负责专用设备规模研制、生产的技术工作，参与并组织多项重大技术革新，特别是在专业设备技术改造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作上，使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是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专用设备研制的技术总负责人，通过总结设备研制的六大环节，曾大大推动了专用设备研制进程。在分离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专用设备最佳运行条件的三种判据，阐明了浓度干扰在专用设备运行中的传播规律，对实际运行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气体分子运动论方面，提出了建立玻尔兹曼方程的模型方程的一种新的方法，推导出轻微稀薄气体中的熵增量公式，多篇论文发表于美国《流体物理》杂志，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士雯是山东的回族，1933年出生，。她是我国著名的心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为发展我国的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从医近五十年来，参加过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获得中央保健委员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她曾创下救治482例心血管病人而死亡率为零的成绩，治疗过3000余名（例）老年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并获得成功，成为医学史上的奇迹。她率先提出了老年多器官衰竭理论，使我国“老年多器官衰竭综合症”的临床救治成活率由原来的29％提高到现在的59％。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军队科技进步奖等10余项奖，并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还被评为“巾帼建功”标兵、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全军优秀教师，荣立过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她是回族女性的杰出代表，也是整个中国科技领域杰出女性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昆虫学家张广学是山东定陶的回族人，1946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农学系，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将我国蚜虫记录从148种推进到1000余种，发表9新属224新种；利用系统演化理论和支序分类学方法突破蚜虫11科分类系统，建立了13科系统；研究世界斑蚜科属间系统演化，创立4亚科分类系统；首次证明中国植物界的科级、属级分别与蚜虫的属、种级平行演化；提出杂草蚜虫演化为作物害虫进而演化为世界危险害虫生物型的重要事实和论断；最早提出以基地非耕种指数、生态自然调控机制和生物多样性作为评选马铃薯无病毒原种基地的首要条件，并提出综合防治蚜传病毒方法；首次确定了当归麻口病的病因及用种苗包衣剂防治办法。1991年，张广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让我们理解这些回族院士们深奥的理论和专业术语是困难的。但我们在此需要认识和理解的是，以蒋锡夔为首的四院士是当代回族人民的在科技领域的优秀代表，在他们身上秉承着回族对科学不懈追求的精神，对中国科技事业无私奉献的品质，以及回族在科学技术领域对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优秀历史传统的延续。当然，还有更多的回族科技人才默默奉献在祖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不可能详细统计他们的人数，也不可能一一列举他们的贡献，但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并为他们的事业加油喝彩。
＇①＇ 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明嘉靖二年（1523年）《重修清净寺碑》。转引自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
第二章 教育领域
教育，是“教”和“育”的统一，包含着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过程。广义的教育是指人的社会化过程，即人在社会环境中通过各种手段获得文化的过程；狭义的教育则仅指学校教育而言。教育在本质上不仅是人的培养和个体的社会化的问题，还在群体意义上表现为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就回族而言，回族教育一方面是我国正规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回族教育还包括其它非正规教育的成分，如白寿彝教授曾经指出，回族教育“包含传统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