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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冲午门，“闯关”而去。身为满人的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强加拦阻，双方发生争执，互相推搡中将食盒撞翻。李三顺恼羞成怒，丢弃食盒返回宫中，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大怒，不仅偏袒太监，还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欲将玉林等人处以死刑。廷臣虽然多持异议，但慑于慈禧之威，谁也不敢公开表态。就在这关键时刻，身为翰林院左庶子的张之洞与翰林院右庶子陈宝琛同时上疏诤谏。陈宝琛直言无忌，认为本案处置失当，只有公正处理才能“群疑释然”。而张之洞的奏章则语气委婉，十分讲究策略，他先说本朝对宦官立有严加约束的“祖制”，接着列举宦官违法致使公务废弛的事例，然后力陈此种情形不可轻视，请求下旨申明有关禁令，对太监严加约束，唯有如此，才能显示“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昭著于天下”。
慈禧看过两道折子，特别是张之洞留有转圜余地的奏章，简直点中她的穴位：小太监给自己胞妹送物，仗势直闯午门，骄横无忌，为此杀掉几名满族护军，不仅具有私心之嫌，还得背上违逆“祖制”的不孝骂名，实在有点过分与不该。慈禧思虑再三，终于幡然省悟，下旨从轻发落，对护军玉林、祥福等人处以杖责，或流放，或圈禁。同时，她也没有放过惹事太监及内务府相关人员：“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
一桩看似已成定局的案子，就这样在张之洞等人的上疏力争中出现转机，得以公平“落幕”。
有人做过统计，从光绪五年底至光绪六年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张之洞共上疏达十九次之多。他的奏议，部分虽有纸上谈兵的书生策士之见，以空言博取时名，但更多的，则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他还特别善于选择时机，把握分寸，显得有理有节，因此，大多奏章都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这，也是张之洞与其他清议人士的区别之所在。清流派健将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今天纠这个，明天弹那个，触怒重臣，难免惹来众人非议，积怨甚深。而张之洞所上弹劾疏章，在数量上并不比他们少，言辞甚至比他们更加尖锐，但遭受的攻击却并不多，便与他注重策略，讲究艺术，处事圆滑，对事不对人有关。比如针对“庚辰午门案”的疏章，陈宝琛直来直去，慈禧难以接受；张之洞则于迂回婉转中直指问题核心之所在，其中的阿谀奉承之辞，也属“马屁拍到了点子上”，使得慈禧心服口服，对他另眼相待。
清流派健将大多因空言务虚、树敌过多等原因，命运乖舛，最终没有落下什么好结局：张佩纶在马尾海战中兵败逃跑遭弹劾，差点身首分离，后虽保住性命，但已是身败名裂，革职流放后再也没有机会“翻盘”；陈宝琛以“荐人失察”之过遭弹劾，被清廷降职五级，他自感无所作为，适逢母亲病逝，遂丁忧返籍，从此终老故乡；其他如宝廷，奉命典试，在归途中买妓为妾，被人抓住把柄，只好自我弹劾，免除官职后娱情山水，狂饮大醉而逝……
在所有清议派头面人物中，唯有张之洞例外，不但未遭贬官革职之厄运，反而不断往上升迁：先放巡抚，后任总督，历任封疆大吏二十余载，最后入阁拜相，位居极品，达至人生峰巅。
张之洞直线“窜红”，主要得力于慈禧太后的信任与提携。
人们大多知道张之洞属直隶南皮人，也就误以为那里是他的出生之地。其实，河北南皮只是他的祖籍，张之洞于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其时，父亲张瑛正出任贵州兴义知府。生于官宦之家，受过良好传统文化教育的张之洞可谓少年得志。按照秀才、举人必须回原籍应试的科举规定，张之洞归返河北南皮应试，十二岁考中秀才。十五岁参加顺天府乡试，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举人。乡试夺魁称“解元”，是科举场上难得的荣耀。于是，张之洞“一时才名噪都”，连深居宫闱的慈禧太后，也有所风闻，可见当时反响之大。
然而，此后的张之洞似乎从科举考试中销声匿迹了。以致十年之后，慈禧太后不知怎么想起了十五岁即中解元的张之洞，为久不见他入值翰林院而不解。原来张之洞为父守制三年错过考期，后又因族兄、礼部尚书张之万连续两年为同考官，循例回避不得考试，也就一误再误了。慈禧弄清缘由后，不禁深为惋惜，心中暗生提拔之意。1863年，二十六岁的张之洞入京会试，廷试对策因“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众多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慧眼识珠，力排众议，总算列了个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张之洞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格外眷顾，特意将他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三天后参加朝考，又获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授翰林院编修。为此，张之洞不由得感激涕零，也促使他对慈禧太后一辈子效忠不二。
慈禧提拔重用张之洞，张之洞知恩图报，两人可谓“相得益彰”。
慈禧善用手腕，喜弄权术，她控制大臣一个有力且有效的手段，便是“平衡牵制术”：让主要大臣相互间扯皮拉筋，你争我斗，她便从中坐收渔利。比如清流派的出现与坐大，便是她有意“制造”的一个“产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实力日渐扩大，慈禧担心尾大不掉，便培植一批对李鸿章等权臣不满的翰林院官员，利用他们指斥朝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加以钳制。
慈禧对张之洞不断上奏的疏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华青睐有加，特别是他为维护慈禧个人利益与统治地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更是深得慈禧赞赏。
1875年，同治帝病逝，没有留下承续大统的后代。依照满清前例，应从下辈中择贤立嗣。如此一来，慈禧的身份再也不是太后，而是太皇太后，将永远退居幕后。为保持“母后”地位，达到长期垂帘听政的目的，慈禧不惜违反祖制，从同治帝同辈人中挑选继位新皇。挑来选去，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醇亲王奕譞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身上。消息传出，朝野一片哗然，却又奈何慈禧不得。事隔四年之后，吏部主事吴可读为维护名教，趁参加同治帝与皇后的共同葬礼之机，不惜身服毒药，以“尸谏”方式，再度掀起立嗣风波。吴可读在遗折中写道：“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又说“两宫太后，一误再误”。一时间，朝野震惊，慈禧无以自辩，处境十分尴尬。这时，张之洞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上疏为慈禧极力辩解。他“援引经旨”，说载湉继位不仅“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也“合乎天下臣民之心”，此乃“本乎圣意，合乎家法”。又以务实的态度指出，纠缠于名教是非，动摇新皇光绪帝位，极有可能招来政局动荡不安。张之洞奏折一出，慈禧之围稍解，又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继续垂帘听政了。
张之洞为报效慈禧之恩，竟违心地置儒家精义与祖宗之法于不顾，他的工于心计、处世圆滑、首鼠两端由此可见一斑。这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也就难怪同为清流派健将的张佩纶也要忍不住讥讽他几句，说他旁顾、趋时了。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亏待于关键时刻忠心耿耿、勇于效命的臣子张之洞，“恩宠”与“帘眷”很快降临：在短短的时间内，张之洞便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官从四品）；再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从二品）；1882年1月7日，张之洞补授山西巡抚，由一名闲散的京官，跃为实权在握的地方大吏。
以出任山西巡抚为转折，张之洞告别长达六年的清流生涯，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身为一方诸侯，他不得不抛弃过去的虚蹈空谈，以务实为要，施行他的治晋方略。时间一长，张之洞的个人角色，也于不知不觉间发生转换，逐渐向他曾经猛烈抨击过的洋务派靠拢，最后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过渡为洋务派中的一员，而且在后期洋务派人物中独占鳌头，享有“洋务派殿军”之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发展。
不少人对张之洞的见风使舵、善于变化不以为然，也就是张佩纶所讥讽的旁顾趋时。既为报恩，也为升迁，张之洞不惜拼却个人声誉，揣摩权倾天下的慈禧心意，不失时机地为她曲意辩护、阿谀效忠，这样的旁顾趋时的确为人所诟病。但他到山西后由清流向洋务的实质性过渡与转变，则为情势所迫，全然出于内在本心。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种权变通达的“趋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为之击节赞赏。
山西久蒙大旱，民生困顿，饿殍遍野；加之烟毒泛滥，教案迭起，真所谓“吏事积疲，贫弱交乘”。要想改变这一混乱落后现状，非变革图强不可。张之洞下车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严厉措施。除禁烟效果明显外，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收效甚微。是期望过高，还是整治不力？是奖惩不公，还是操之过急？是没有对症，还是积重难返？为此，张之洞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就在这时，一个特殊人物——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出现在他的眼前。
李提摩太，汉名李菩岳，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精通儒、道、佛经典，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就连他的外表，也装扮成当时的清人模样——身穿对襟马褂，头戴长辫假发。¨。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只有高高的个子、白白的肤色与蓝蓝的眼睛，才透出他是一名欧洲洋人的信息。李提摩太不仅致力于传播“天国”福音，也关注人间社会改革，他以赈灾为名来到山西，走访民间，广泛调查，绘制地图，掌握了大量的一手实地资料，力劝国人“采取西方文明，尤其是教育、科学和经济等方面”。
为推行“西化”主张，李提摩太专门拜访山西巡抚张之洞，向他赠送自己所著《近时要务》、《富晋新规》及其他西方书籍，并奉上他思虑良久、切实可行的治晋方略——以开矿产、兴实业、办学堂等“西化”方式改变山西，以开启民智，藏富于民。
张之洞此前对西方科学多多少少也有所风闻了解，只因那是洋务派信奉的东西，又属“夷狄之学”，并未深究细探，认真了解。而现在则不一样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既然传统治理方式无法改变山西的落后面貌，何不学习、效仿“西洋术”一试？于是，张之洞静下心来，摒弃偏见，开始研读李提摩太送来的“精神食粮”。“中国南省虽出丝茶，而北省土产鲜有机器制作，终不如进口洋货值丰，此四十年中暗亏不知凡几……果能自此振兴格致，精益求精，将来深明之所以然……”张之洞读着读着，心中不觉豁然开朗。而此时，李提摩太又在太原亲自登台，向山西官绅学士演讲天文、地理、声光电化、医药卫生等西方知识，现场演示氧气助燃、磁石吸铁等简单易行的科学实验，还专门向张之洞一人讲解西方最新的“炼钢法”……一切的一切，都使张之洞眼界大开、惊叹不已，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来要想真正变革现实，致富图强，唯有采取“西法”之策了。
其实，在张之洞身上，深深地烙印着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父亲张瑛任贵州兴义知府时，曾与太平军作过殊死决斗，年仅十六的他，就参加了父亲率部苦苦坚持三天三夜的兴义守城战。受此影响，张之洞“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慨然有经世之志”。此外，他还拜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为师，在他的影响下，张之洞“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当下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现实危机，激发了张之洞昔日深埋于心的经世致用思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于是，他聘李提摩太为顾问，在山西开始了洋务运动的最初尝试：设洋务局，购西学书籍仪器，修筑公路，筹办织布局，订购新式农具，改进土铁生产……
万事开头难，有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转型，往后的向前推进，深入发展，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在山西任内脚踏实地的改革措施深得慈禧赞许，加之他力主抗战，又有身为军机大臣的族兄张之万竭力保荐，清廷于1884年5月22日下旨，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主持对法战事。
由巡抚到总督，官升了，位显了，权大了，而肩头的职责与负担也更加沉重了。张之洞以一介儒臣出任封疆大吏，临危受命，成为清军对法作战西南战场的最高统帅。在他的精心谋划与赤诚努力下，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辉煌胜利——镇南关大捷。捷报传来，张之洞不禁喜出望外：“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法国茹费理内阁也因这场战役而倒台。然而，法国议会很快又通过了增拨军费、增调军队、扩大战争的新议案。陆战的局部胜利无法从总体上扭转整个中法战争的大局势，内外交困的清廷不得不“乘胜即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优惠”的无割地、无赔款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
战争虽然结束了，可它对张之洞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中法战争中清军表现出来的处处被动、捉襟见肘之势，坚定了张之洞刻意谋求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决心，他很快提出三项亟须施行的“当时急务”：一、“储人才”，开办近代军事教育，造就一批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二、“制器械”，开办军工厂，制造枪弹大炮；三、“开地利”，兴办采煤炼铁等近代化工业生产。他认为这三项环环相依，缺一不可，“有人才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才得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于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
基于以上认识，张之洞在广州编练广胜军，创办水陆师学堂，建造枪弹厂，加速广东水师建设，将洋务自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889年11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兼筹办芦汉铁路大臣。此次虽属平级调动，但清廷的目的，主要是让他筹备修建芦汉铁路，并在武汉开辟一处新的洋务基地，与实力显赫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相互牵制抗衡。
1889年12月17日，已愈天命之年的张之洞乘船抵达武昌。直到1907年调离进京，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长达十八年之久。
如果说张之洞在外放山西巡抚与督任两广期间，开创实业、兴办洋务只是小试牛刀——属序幕与热身赛，那么真正的大戏好戏、竞争比赛则在督任两湖之时。
有慈禧太后为后盾，有清廷修筑芦汉铁路的全国总体性战略规划作支撑，张之洞知道他的“天命”所在就在武汉，就在湖北，他决定放手一搏。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名为“湖北新政”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末轰轰烈烈地上演开来。张之洞的个人功业，也因此而迈向其他后期洋务派难以企及的峰巅。
“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一个落后的内陆区域，在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下，一跃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而与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省会武汉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个近代化大都会，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部崛起”！
张之洞于武汉大办近代工业，发轫之地则在广州。受中法战争刺激，他在两广总督任上积极筹办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机械化工厂。接任两广督篆的李瀚章相当保守，对办厂之类的洋务根本不感兴趣，觉得张之洞留下的这厂那厂全是些烫手“山芋”。于是，张之洞便趁机将这些工厂迁到湖北，而原先向外国订购的诸多机器设备，也改变了运送目的地，陆续抵达武汉。湖北新政于草创之初，就这样捡了个不大不小的“便宜”，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开端。
湖北新政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创办近代工业、发展教育事业、编练新式军队。
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近代工业，主要是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以及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四局。
滔滔长江与长江的最大、最长支流汉水在武汉交汇，也将武汉分隔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正是在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的职能逐渐区分开来，武昌为督府所在，乃湖北行政中心；汉口以商务为主，沿江为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汉阳为张之洞开办的主要厂矿——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厂址所在。
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厂，远东乃至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汉阳铁厂历经三年建成。1894年6月30日，当铁厂第一炉鲜红耀眼的钢水流泻而出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不已。设在上海的西方报馆立时刊发传单，电告各国，其中一家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