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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主张他人戒烟而自己无法做到，因此而留下了不好的名声，落了个终生笑柄。其实，这也是他一生矛盾痛苦、撕扯煎熬的一个象征与缩影。
在此，我们并非以今人的认识与观点来要求、苛刻严复。作为一位思想启蒙家，严复所能达到的高度，某些方面即使今天视之，仍具有一定的超前与深刻。只是他许多前后不一的观点，不少截然相反的言行，那辗转于先进与落后、激进与保守、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彷徨与缠绵、犹疑与撕扯，不得不令我们深长思之。
严复一生最令人诟病的，是他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鸣锣开道。
表面看来，封建帝制与严复所推崇、实现的民主制度大相径庭，其实，只要我们循着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与社会实践活动，便可从中寻到一条清晰而“合理”的脉络。
严复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看好，且有着一种相当悲观的认识，对广大民众，更是以“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一言蔽之。他虽然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但以中国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以渐进的方式缓慢推行。因此，严复对君主立宪几乎不遗余力地赞同拥护并付诸实践。在晚清象征性的立宪活动中，严复积极参与其中，以“硕学通儒”身份征为资政院议员。他心中的理想制度，并非美国式的民主共国制度，而是亲眼目睹的英国君主立宪制。清廷倒台，君主没有了，权威失去，严复担心民智未开的中国陷入失控状态。当然，他也决不会像康有为等人那样做一名清朝的遗老遗少，为其复辟摇旗呐喊。清廷覆亡，留恋也罢，遗憾也好，他在心底很快就认可了这一不可更移的历史事实，但君主立宪却长期弥漫心中挥之不去。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人作为社会的主导与象征，不然就会缺乏凝聚力成为一盘散沙。袁世凯的出现，使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世凯之才，一时无两”。他觉得袁世凯就是一个足以担当国家元首重任的强人，一个可以引导旧中国逐步走向英国式议会宪政的巨人，他甚至表示：“项城（袁为河南项城人）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正因为如此，也就难怪一些非史学领域宣扬新权威的知识分子将严复视为中国近代权威主义的先驱了。而严复与袁世凯之间的亲密关系，更是加强了他的这种认识。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严复就与小站练兵的袁世凯相识了，并且一直过从甚密。比如光绪死后载沣摄政，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前往送行的三四个友人，其中就有严复。当时的他，十分伤感地挥动手臂，目送袁世凯登车，仓皇离开京师。
患难之中见真情，袁世凯复出，严复自然受到器重，在南北和谈中，就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方代表团的代表。在复杂多变的政局里，严复开始为袁世凯出谋献策。清帝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严复为暂管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不久又任命他为大总统府顾问、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后又聘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有学者认为，严复的思想转变源于1914年爆发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英文为媒介，奉西学西制为圭臬，一场毁灭性的战争，让他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失望：“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西方文明连自身都不能挽救，又如何拯救中国？“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圜区。”然而，当我们查阅史料，就会发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913年，二百余人发起北京孔教会，严复便名列发起人之首。他在给熊纯如的书札中写道：“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他日中国果存，必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此时的他，视“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奉“孔子为中国救主”，与早期对孔子儒教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严复的这种转变，与袁世凯欲行封建帝制的前奏自然有着一定关联。1912年，袁世凯宣布“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下令恢复孔教。1913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癸丑仲秋丁祭的祭孔活动，严复在国子监发表公开演讲，标题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他还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突出强调学习四书五经的重要性，为袁世凯的“尊孔读经”推波助澜。当年8月，严复与梁启超、夏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
严复这种与早年判若两人的具体｛~文、｝表现，以他心｛~人、｝高气傲、不随｛~书、｝流俗、直言｛~屋、｝不讳的个人品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曲意奉承、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的结语。严复做着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严复晚年的个人思想与转轨，学界似乎已达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模式，那就是早年激进，晚年保守，从孔孟开始，绕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归孔孟。这种分析论述固然有着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我们继续探讨掘进，就会发现严复的一系列重大转变，自有其个体的与社会的合理性。他的思想，前后看似分野悬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别而已。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早年的严复，将中国的腐朽落后归结于没有全盘西化的缘故，戊戌变法失败后更是如此。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所颁布的改革措施，可中国社会仍处于混乱频仍、求治无望的状态，严复不禁大感失望。随着西学的大量涌进，各种观念思潮纷至沓来，往往泥沙俱下、“恣肆泛滥”，大家莫衷一是，不知其可，搅得社会一片混乱。而民国初期在实行“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的过程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免不了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弊端出来，西方好的东西没有学到手，坏的方面则变得更其丑陋不堪。严复失望之余，免不了审慎视之，持论渐趋中庸。
这种中庸也反映在他的个人性格之中——优柔寡断，不做决绝之事。作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严复很大程度上是在杨度的鼓动下被迫加入的。袁世凯称帝急需社会名流支持与捧场，时人眼中的大名流仅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于京，梁启超与袁世凯有所谓戊戌告密的血海深仇，唯一可以拉拢的，只有严复一人。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前往试探，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杨度三次前来拜访，当严复弄清其本意后，第四次前来时，便托词不见。当天夜晚，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非由严复作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不可，这是袁世凯的指令，如果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他签名，明天就要见报了。严复虽然认识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及不可为之，但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严复就范，在潜逃无门的情况下，他只有保持沉默，听之任之。更何况，他与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不错的交情，碍于情面，也不好一下子撕破脸皮，只好采取明哲保身、虚与委蛇的态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凡与筹安会有关的活动，都称病缺席。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极力反对帝制复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袁世凯环顾四周，认为只有严复出面撰文，才能驳倒梁启超，以达“正本清源”之奇效。他派亲信给严复送来一张四万元支票，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当时想也没想便予退回。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袁世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病逝于新华宫。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自为，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之故。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地关注着社会现实与世界变化，当欧战、内战爆发之时，他又著文评议。
1920年10月29日，病魔缠身的严复回到故乡福州，定居在郎官巷一幢由当时的福建省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赠送的住宅中。
“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精神追求的执著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他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贲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终于走完了他那伟大而荣光、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六十七岁。
当年的严复，确曾走得很远很远，即以今日视之，某些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超前性。他在分析中国国情特征时曾经指出，中国尚处于宗法社会阶段，强烈的排他性遏制了文明之机的浸入与长成，从而导致民智低下，民力不振。他据此有力地反驳康有为只需三年变法中国即可富强的偏至论，认为变革于中国之艰且难，除民众的德、智、力须大力推进外，还须破小人把持之局，抑侥幸之门，万众一心奋斗几十年，方能出现新气象。严复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全都沉浸在一派过于乐观的气氛之中，以为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转瞬之间就可诞生在世界的东方。几十年过去了，近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是非恩怨、曲折徘徊的历史迷宫中走出，回首严复当年的启蒙之路，这才发觉他曾经推崇并期望过的东西，直到今天，仍没有完成，没有实现，甚至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还在原地兜圈子，特别是某些方面，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萎缩了、退步了，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
作为一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晚年对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回归，绝不是在“中学”与“西学”这两极对立之间的简单往返，而是对中西文化的重新估定与评价，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旨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一道难以超越又不得不超越的标高。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严复的深刻与探索至今仍未过时。平心而论，我们对严复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直至今日还受着某些固有成见的约束。严复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努力探索，他一直寻找着的，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高级文化模式。这一虽然没有实现的文化模式，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的美好理想。因此，只要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彻底完成，民主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自由的期许并未全部兑现，严复就永远也不会过时。
慈禧：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
慈禧太后于晚清执掌实权，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循着昔日惯性轨道进入末世之后的一种必然呈示，一次颇具意味的“盘点”与象征：封建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幕后交易、暗箱操作、不择手段，慈禧虽非集大成者，但其垂帘听政使得这一特征更加具象化、表面化、象征化；封建王朝越强大越繁荣，便越开放越阳刚，越穷困越衰弱，则越封闭越阴柔，晚清时期既是满清王朝的暮年，也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末年，由女人慈禧长期主政，自是积贫积弱、阴柔至极了；慈禧前后三次垂帘，操纵权柄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真实缩影，慈禧只需依附其上，凭借其惯性便能享受专制特权“终身制”，一直干到老干到死，最后才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慈禧的一生，从出生而老迈直至七十三岁病逝，总是笼罩在诸多朦胧而神秘的色彩与谜团之中，正如垂帘听政时那躲在布帘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却又难窥其人，难睹其面。
首先是身世之谜，诸多野史、轶闻、逸事、笔记在传闻故事的基础上穿凿附会，大肆渲染，仅出生地就有“北京说”、“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山西说”等五种说法。就连慈禧被选入宫，也经过一番加工处理“目的化”了，虚构为创建清朝的努尔哈赤与古代海西女真叶赫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姓叶赫那拉氏的慈禧为报先祖之仇，便开始了一系列进宫受宠、夺权弄权、颠覆清廷的“宏伟大业”。还有一则更为离奇却为普通百姓深信不疑的故事，某县令吴棠派杂役携银三百两祭奠亡友，却将银两错送到慈禧姐妹送父归丧的船上，吴棠为“放长线钓大鱼”，也就将错就错地扮演了其父亡友的角色。慈禧于这一无疑于雪中送炭的仗义之举铭记于心，以后知恩图报，任命吴棠为四川总督。又传慈禧最初受咸丰宠幸，是因擅长地方曲调之故，所以又派生出两种传说，一说她生在江南，唱南方小曲是其“拿手好戏”；一说她家贫无以为生，便在北京充当号丧女以资糊口，担任丧娘的阅历练就了慈禧喜曲善唱的献媚本领……
其实，根据故宫档案记载，慈禧老家就在北京西单牌楼劈柴胡同（今北京西单辟才胡同）。以慈禧先祖、父亲的任官时间及地点推测，她的出生地应在北京。而叶赫那拉氏家谱中的记载则十分明确：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公元1835年11月29日）卯时，出生地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取名叶赫那拉·玉兰，刚一出生，计有男差、妇差各八人精心照料。近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一份清朝皇帝遴选秀女名单，上有慈禧妹妹，也即醇亲王奕譞福晋、光绪皇帝生母的选秀记录，记着她的出生年月、生世渊源等，特别是详细住址一项，可进一步证实慈禧确为北京人。于是，“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便不攻自破，但始于1989年6月的“山西说”却令人真伪难辨。“山西说”认为慈禧是汉人，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四岁时卖给他人，十二岁又转卖给潞安知府惠征——也就是清宫档案记载的慈禧父亲为婢。后受知府夫人看重，收为养女，咸丰二年（1852年）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应选入宫。“山西说”之所以受到专家学者重视，在于有大量的慈禧遗迹、遗嘱、遗物以及民间传说为凭。但此说也有许多经不起史家推敲、考证的存疑之处，可视为“北京说”的一个参照，“对慈禧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的重要补充”。于“山西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慈禧是山西长治人》一书。
不论出生北京还是山西，慈禧于1852年选入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