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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的发动下，各省成立了人民请愿团，在北京还成立了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最让人大开眼界的千古奇观，是这些人居然别出心裁地拉出了两个相当特殊的团体——乞丐请愿团与妓女请愿团。这团那团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恢复中国自古就有的封建君主制，不要照搬什么西方的民主共和制，那是洋人的玩意儿，咱们中国人可学不来！为首的梁士诒之所以如此卖力，就因为他在五路借款时拿了回扣，其手下又吞款贪污，害怕他人揭发，便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世功勋”来赎罪。
作为一名专制体制的旧官僚，袁世凯一辈子与洋人、洋务打交道，与那些顽固派比较，思想并不保守，但就内心而言，他赞同、推崇的仍是君主立宪制，对共和、民主、平等、自由之类的概念不甚了解，也无法接受。不说他，就是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孙中山，对其理解也不够深刻，特别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动不动就会露出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与底色的专制的一面，难以进入真正的民主层面。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在《宋氏三姐妹》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都不明白民主政府的真谛。对于腐败透顶的旧专制统治变为民主政治的种种问题，他们谁也没有做好思想准备。”让一个旧官僚搞民主革命，也真是难为了袁世凯。他不懂民主，更不懂操作，也就无法容忍与民主有关的一切。当初赞成共和，并不等于他真的拥护共和，很大程度是为了当上大总统的一种权宜之计。他本人信奉君主立宪，部下及全国人民似乎全都拥护君主立宪，就在这时，连外国人也跑来凑热闹。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认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日本人贺长雄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名曰《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的条陈，条分缕析，认为中华民国不具备实行“新式共和制”必须具备的“三要件”。美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最为彻底的国家，日本是采取君主立宪制相当成功的国家，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连美国人、日本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可见事实的确如此。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以及自己的认识，袁世凯对恢复帝制深以为然。一股鼓噪、拥戴、劝进、支持、怂恿的民意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似乎他袁世凯不称帝，国家反而就要动乱不堪了。过去的袁世凯十分清醒，并非那么好糊弄，以办实事著称的他，除了自己的判断外，还会进行一番认真的调查研究。比如了解下情，他会派出两批互不相同的人前往调查，这两批人要么时间错开，要么互不认识。如果他们汇报相同，与他的个人推测、分析不甚离谱，他才确信获知了真实消息。如果两方的信息有出入，或是截然相反，他会再行派人调查，直到他认可为止。可自从进入中南海后，袁世凯的耳目就闭塞了，办什么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派人实地考察了。况且这称帝的呼声是那样地高昂激烈，那样地众口一词，就是有人造假，也造不了那么多，维持得那么久呵！
专制与皇权长期凝结在中华帝国上空，几千年板结的封建文化土壤一时间难以长出民主的茁壮大树。在国民意识深处，人人都有帝王思想，只不过范围有大有小而已。一家之长的专制，各地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割据地盘称王称霸的军阀……要么为主，要么为奴，就是难以民主平等。拥护帝制，事实上也的确是广大民众的心声与反映。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他们实难适应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度，不知道如何生存，不懂得如何行为。一个刚刚学会站立的人，别说跑步，即便走起路来，也会踉跄不稳。不唯普通民众，哪怕社会精英也是如此。比如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并非反对君主立宪政体，而是反对袁世凯本人，他极力扶持的，是清室复辟。后来那些由袁世凯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将领也反对他称帝，也不是这些旧军阀们多么信仰共和赞同民主，而是袁世凯称帝后，以一姓之尊传位于子，他们不想侍候、跪拜一个曾是晚辈的新皇袁克定，还因为帝制堵塞了他们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打碎了他们极有可能继任总统的梦想。
就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远在河南项城的袁世凯亲生父亲袁保中墓旁，长出了一条长达一丈多，形似龙状的紫藤。袁世凯速派袁克定回乡查看真伪，袁克定到达项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天命所归的远不止于此，各地呈送的关于袁世凯乃真龙天子的各种祥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连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给袁世凯，说他夜观天象，发现一颗帝星高照某纬度，经勘测研究，帝星高照之地正是河南项城。今帝星正向北移，不久将抵达北京上空，照临袁大总统的皇帝宝座……
民意难违，天意更是难违！
事情到了这种份上，袁世凯就是不称帝，也不行了！
当然，也有反对他称帝的，只是这样的声音过于微弱，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既然称帝成了他所面临的唯一选择，于是乎，袁世凯只有称帝。
严格说来，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各种动物，还有植物的共同努力，多方合谋，迫使袁世凯走了一步“臭棋”。只因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步棋，所以连“翻盘”的机会也没有了。
其实，袁世凯也是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我们的许多基因不仅类似，且源于同一血脉。
一旦袁世凯称帝，革命党人就及时有力地喊出了《同盟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而首先发难的则是袁世凯倚为栋梁的蔡锷。他将蔡锷从云南调来京城，可谓一石二鸟，既为了削藩，也预备着重用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付以兵权，委以重任，彻底改造北洋系。蔡锷对他也是感激不已，极愿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孙中山“二次革命”时公开支持袁世凯的蔡锷，在他准备恢复帝制时也没有表示反对。可当杨度请他当说客，以弟子的身份劝说梁启超支持袁世凯称帝时，蔡锷不仅没有游说成功，反被梁启超一夜之间给拉了过去，坚定地站在老师这一边，成为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第一人。
当然，就凭蔡锷那几千缺少弹药、缺少粮秣、缺少后援的单薄兵力，袁世凯将其制服，根本不在话下。只因后院起火，¨。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过去的亲信、北洋部下纷纷倒戈，才在气恨交加的病痛中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据诸多史料记载，“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有称帝之意，一次从南京前来拜望上司，便问外面的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袁世凯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但袁世凯最后还是称帝了，冯国璋觉得老头子对他这样的铁杆亲信也要说假话、行欺骗、耍计谋，真是出尔反尔奸诈无比，因此，他背叛起袁世凯来，也就显得相当地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北洋将领中，冯国璋第一个通电劝袁退位。其实，就袁世凯一方而言，他当时说的也确是几句大实话。他极其担心自己像袁家的其他男人一样不到花甲而亡，一过五十六岁，袁世凯就心虚气短地念叨着，常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事实上他也真的没能迈过六十岁这道坎。身体那么强壮，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竟被尿毒症打倒，说死就死了，终年五十八岁。冯国璋问话的时候，袁世凯还真没打定主意要当这个皇帝，至少是当时不想当。后来决定要当了，也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他死后的传位遗嘱里，内定的三位继承人依次是黎元洪、段祺瑞与徐世昌，便没有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位。
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恢复帝制转瞬间成为一场闹剧，由众口一词、潮水般涌来的劝进，突然转为夜以继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弥留之际的袁世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悲哀与凄怆，什么奋斗、名誉、金钱、权力等等之类的东西，此时此刻，已变得全然没有意义。临终前，他向侍疾榻畔的徐世昌说道：“他害了我！”“他”是谁？是儿子袁克定，还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抑或另有所指？长期以来，这个“他”一直被人猜测不已。今日看来，袁世凯心中的“他”，应该说是一个泛指，凡是有着帝王思想的人，都是他所指的这个“他”。同时，袁世凯这不责己而怨人的临终之言，也从另一角度表明，其实他十分清楚封建帝制不可为，继续走下去危险莫测，只是被“他”牵制，受“他”所害，才极不情愿地，或者说迫不得已地迈出了这一步。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的诗句。真是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与淡泊名利的“假名士”袁克文还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文¤人··书·¤·屋←。袁克文所写，便是乃父称帝后的真实写照。
袁世凯一生拥有四顶“高帽”——“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卖国贼”、“复辟狂”。关于“窃国大盗”、“大独裁者”、“复辟狂”，我们多多少少有所论及，下面就“卖国贼”的历史真相，稍作还原与澄清。
袁世凯被指为“卖国贼”，是说他为了换取日本政府赞同复辟帝制的行为，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其实，他在“二十一条”的谈判中，已尽了最大努力，将国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袁世凯“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日本政府向他发出最后通牒，逼他立刻签约。他不愿接受条约，但又不敢拒绝。如果拒绝，日本帝国主义肯定会再次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以疲弱的国力与强寇对垒，甲午之败的惨祸又将重演。条约虽然签下，但袁世凯却有意让秘书将其内幕透露出去，希望国际组织加以干涉。西方列强正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狡猾的日本政府也正是趁此机会强下毒手。袁世凯的目的没有达到，而条约的秘密却为国人所知，举国上下，顿时一片震惊、愤怒与斥骂。1915年5月8日，袁世凯在条约签字前一天通电全国，说不得已受欺，是国人的奇耻大辱。签约后他发布两道密谕，定“五·九”签字日为国耻日，望各省文武官员不忘国仇，要求“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并“申儆人民，忍辱负重”。
其实，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与日人结仇，他一直耿耿于怀，从未有过消解。没想到旧仇未报，又添新恨，他为此神志不宁、郁闷愤恨不已。乃命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五万册，秘密存放在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道：“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我们总有一天要打败他们。那时候，这部书就可以问世了。”
如果真有什么密谋，袁世凯称帝，日人就不会出尔反尔地在他背后猛插一刀了。只因刚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接着马上称帝，让人将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便想当然地推测幕后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袁世凯病逝之日，有人在其书案发现他亲笔写下的一幅用以自挽的对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诸多事实表明，所谓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换取复辟帝制的承诺，纯属子虚乌有。
蒋廷黼在《中国近代史》中评价袁世凯，说“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就某一角度来说，此言可谓一语中的。袁世凯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所吸取的，多是阴柔与负性的一面。他手腕灵活，计谋高超，纵横捭阖，善于把握时机，玩弄权术，专任私党，排斥异己，深谙封建官场哲学之精髓，且无师自通，有着非凡的政治天赋。他做事从不受道德的约束与羁绊，而是以实利、效果相权衡。若拿他与孙中山比较，他们两人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道德、人格与理想。袁世凯无所谓道德人格，只想一个劲地往上爬，追求功名利禄，心中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更不会弄出什么主义出来要求他人也要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他虽不沉湎于酒色，但妻妾成群，还不避讳地常常出入妓院，所娶一妻九妾，就有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等三人属妓女出身。
表面看来，袁世凯将钱、权、名、利看得十分重要，而实际上，他却什么也没有捞到手中。他一个劲地捞钱，花起钱来出手大方，从不吝啬，比如他出任督抚后专门设有筹款局广敛钱财，执掌北洋期间接手了李鸿章留下的八百万两银子，其实这些钱财，并未用于个人挥霍享受，也不置办私产，而是作为幕僚的开支，以及贿赂、收买与进贡；他不住地抓权，在掌权的过程中又不得不分权与放权，以致一手编练出来的新军被手下的主要将领控制、利用，最后成为反对他的工具，真有一点搬起石头打自己脚的味道；他不时地充当赢家，不断地获取成功，其实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仿佛在一根钢丝上玩魔术般地艰难滑行；而名对他而言，不仅在其身前的每一重要阶段就遭人诟病，而且死后，在一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挨骂最多的一个人，几与古代被视为恶贯满盈的秦始皇、曹操、隋炀帝等人“比肩而立”。
只因下了一步复辟“臭棋”，当了八十三天皇帝，袁世凯身败名裂，英雄顿时成为奸雄与狗熊。于是，他生前的业绩被淹没，缺点被放大，成为千夫指，成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败类，成为近代历史上坏得不能再坏的人物。如果说当年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其得票数超过孙中山，赢得一个“大满贯”，那么在挨骂这一点上，他也超过了挨骂挨得最厉害的“老妖婆”慈禧太后，几乎可以拿一个“挨骂冠军”的“金牌”了。因为至少清朝的那些遗老遗少，不会痛骂慈禧，只有他袁世凯，哪一方都不讨好，得遭受所有人的斥骂：被他逼退的清室要骂，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要骂，孙中山及他身后的国民党要骂，普通老百姓在他人的宣传鼓动下得跟着骂，就连那些一手栽培起来的曾经跟着他风光不已、获利多多的亲信部下、北洋将领在表白自己的时候也会跳脚大骂……
袁世凯就这样被人骂着一直骂到今天，估计一时难有翻身出头之日，往后还得继续骂下去，遗臭万年。这可真是应了老祖宗留下的一句成语和谚语——一失足成千古恨。
宋教仁：走向民主的挫折
暗杀宋教仁的那声沉闷枪响，常使我们产生一种恍兮惚兮的时空错乱之感，虽近一个世纪了，但仿佛就发生在昨日抑或今天，又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远得像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上海沪宁火车站，一辆开往北京的列车升火待发，月台上人影幢幢，旅客如潮。应袁世凯急电相邀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大家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突然间，一颗子弹向宋教仁射来。沉闷的枪声中，他当即弯下腰来，捂住中弹的肚子，对近旁的于右任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送行的人们一面七手八脚地将他扶上一辆汽车，送往就近的老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急救，一面呼喊巡警抓捕凶手。
距宋教仁仅几步之远的凶手在第一枪击中目标后，为防追捕，赶紧趴伏在地，又接连朝左、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