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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才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注 释
〔1〕 见本卷《愚公移山》注〔3〕。
〔2〕 参见本书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⑴，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注 释
〔1〕 白劳德（一八九一——一九七三），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共产党内以白劳德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曾经形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出版了作为他的纲领性的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白劳德“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白劳德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主持解散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这一错误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以福斯特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员的反对。一九四五年六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七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后来仍然坚持其错误主张，公开拥护杜鲁门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二月被开除出党。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这是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如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的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只经历了四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⑴，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⑵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⑶；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⑷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⑸，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⑹。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⑺。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⑻。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⑼。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