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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伦之恋
报纸上每天都会报道命案，有些会被忘记，有些会被记住。几年前的秋天发生在贵阳的一件命案，我却还记着。四十五岁的女教师同时与两个十七八岁的男生来往，最后，其中一个用一把三十厘米的长刀杀死了另一个。
最令人不愉快的细节在这里，当两个男孩子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后，她为了均衡这种关系，就对甲说，她之所以还和乙保持来往，是因为乙占有欲很强，始终缠着她，不许她和别的男人来往，甚至用自杀威胁她，而她也以乙的存在为由，对甲忽冷忽热，吊足了甲的胃口。当甲想和乙谈话时，又被她坚决制止。而在乙那里，她又怎么解释和甲的来往呢？估计也是同一套手法，但这已经不得而知了——乙已经被甲杀死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两个男生自与她交往后，都由开朗变为孤僻，一个变得“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憔悴，皮肤黑了，眼神也变了”，另一个也变得“很恐怖，会砸桌子，踢凳子，冷笑，撕书，撕卷子”。总之，她始终在高处，控制一切。
日本电影《不要嘲笑我们的性》也讲述师生间的不伦之恋故事。三十九岁的大学女教师，有夫之妇，遇见了十九岁的男生，才见了他两次，就又自然又轻盈地拉过他的手来，闻闻他手背上的墨香，稍后就邀他去家里担任模特，还大方要求画他的裸体。他脱衣服的时候，她还佯装羞涩地转过身去。她实在太老练了，十九岁的男生若不心甘情愿地奉上身体和爱情，并被她摆弄得团团转，简直都对不起她吃过的盐。但对于十九岁少年来说，这段与有夫之妇的恋爱照样成为他一生最美的记忆，因为有阻碍，因为未完成，反而成了心中的古希腊，日越久天越长，越呈现出琥珀色青铜色的难忘。
又想起《洛丽塔》，中年男人对小姑娘的心理活动，简直洞若观火。她的幼稚、愚蠢、小小的贪婪，全被他看在眼里，并善加利用。还有塞林格对他的小姑娘情人们，也不过如此……原来，我们内心的许多美好记忆，不过是这么来的。我们当初的骚动、急切、痛楚，都有人像了如指掌的上帝一样俯视着、调度着，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的B面，不过是一本勾引家日记的一个小小段落。
所以，现在我可以为“不伦之恋”重新进行定义，绝非她四十而他十四，也绝不是她是主妇而他是处子，或者他是怪叔叔而她是身轻体柔不谙世事的小萝莉。所谓不伦之恋的不伦之处在于，他（她）什么都懂，她（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他（她）在调度，她（他）却以为是自己自发的侵袭；分明一切都出自他（她）的培育，看起来却像是她（他）的迫不及待。所以贵阳命案中的少年，杀了自己的同伴，却还以为是对自己的老情人实行了保护。所谓不伦，其实是识字的人拿出卖身契来让文盲画押，是古董鉴赏家佯装无事地用买狗食盆的价格买走了宋朝的瓷器，是资源信息和经历完全不对称下的人伦。所谓年龄、阶层的差异，不过是这种不对称的外化。
不伦之恋事件和电影，就是这样，把我看待前半生的眼光都刷新了一遍。
不可饶恕
相信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普通人是否有权绕过法律，去对恶行做出惩罚？甚至是过度的惩罚？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不可饶恕》面沉如水地给出了答案。影片中，一个暴戾的牛仔，用刀将一个妓女毁容，使她几乎命悬一线，并且从此只能从事苦役，而牛仔却被治安官轻轻放过，他甚至懒得动手对他施以鞭刑，仅仅判他赔偿七匹马。于是，受害的女人和她的同伴，用辛苦赚来的皮肉钱，凑足一千美元，聘请杀手将牛仔杀掉。杀手最后不但杀死了牛仔，甚至买一送五，将治安官及其喽啰一并送上西天。
她们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让整个小镇风起云涌，也要杀掉牛仔？因为法律惩治的是恶行，却惩治不了恶。而恶行往往只是持之以恒的恶的某一次结果。乱世洪荒中，甚至没有法律，全凭治安官信口开河做出裁决，而他所做出的裁决，与恶行的严重程度相比，是大打折扣的。并且，这惩罚最后还得不到执行，因为代表了权力机构的治安官已经从判决中得到了满足。甚至，他与牛仔可能一样有着恶的元素，所以不自觉地要去袒护恶，要大事化小，要草草了事。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启动私刑，一定要杀死牛仔。对她们来说，她们不是在惩罚某一次恶行，而是在惩罚恶。她们不肯宽恕的，不是这次恶行，而是滋生恶纵容恶的环境。所以，她们宁肯让这惩罚超出恶行所应承受的范围，也要将惩罚进行到底。
中庸主义只有在中庸的环境里才能存活，理性需要持续不断的理性进行浇灌，而在周围盛产奇迹、一切人和事都突兀离奇的时候，当恶总是被庇护、恶的方式成为通用方式，并且普遍得不到有效惩罚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倾向于走极端，以极端主义的方式去释放情绪及解决问题。一起恶行得到过度的惩罚，不一定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恶的程度，而是因为它往往会唤起积蓄已久的极端情绪。
“打死小偷”就是这种极端情绪的典型表现，在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侵害中，小偷所能造成的结果，几乎是最轻的。小偷亦是最弱的，却很容易成为群众积蓄已久的愤怒的出火口，成为群众所不能惩治的所有罪行的替罪羊。所以，在百度搜索“打死小偷”，竟有1；960；000条结果，村民在打死小偷，反扒志愿者在打死小偷，大学生在打死小偷，保安在打死小偷，某市在去年前三个月，就打死了五个小偷。
而《不可饶恕》里的女人们，在一百多年前，大概也是在那样极端的生活里，悄然决定了，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周遭相处，不饶恕，不宽恕，因为，她们从没得到过宽恕与安抚。
《不可饶恕》一九九二年
看够了没有？
我所钟爱的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在他的电影作品《趣味游戏》中，有好几处神来之笔。
哈内克最著名的作品是《钢琴教师》和《躲避》，但他电影中最精致、利落、毫无斧凿痕迹的，还要数《趣味游戏》。他第一次拍摄《趣味游戏》是1997年，还未因《钢琴教师》举世扬名。尽管《趣味游戏》也曾出现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但它那奥地利电影的身份，阻碍了它给更多人看到。所以事隔十年，他还是心有不甘，一个镜头也不改地将它翻拍，邀请娜奥米·沃茨、蒂姆·罗斯出演，并由华纳发行，于2008年在北美上映。
不论在旧版还是在新版里，电影中作恶的青年，会忽然脱离电影情境，一次次望向镜头，似在炫耀战果，又似在征询观众反应。甚至有一次，在对剧中人施虐之后，他还面对镜头问出了声：“你觉得怎么样？”在女主人公开枪杀死其中一人后，恶青年还狂暴地找到遥控器，将剧情倒转（真是天才荡漾的一笔）。而在全剧的最后，两个青年还在向观众征询意见：“已经够了吗？你想要一个真正的结局和一个说得过去的进展，不是吗？”
看到这里，忽然明白了，迈克尔·哈内克当这是个游戏，而游戏里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虚拟的，在游戏而言是真实的。在任何一个紧要关头，我们都可按下停止键，让这个世界的一切终止。我们的选择却是漠然地继续看下去，直达结尾。正是我们的关注、观看，驱动了暴力，并使暴力得以继续，即便那只是电影中的暴力。
观看是否驱动了暴力？是否在客观上加大了暴力的影响力，并成为它们内在的燃料？也许是。“艳照门”的肇事者，正是意识到会有人观看，才将照片放上网络，我们的观看、关注、议论则促使他散布更多的照片。广东开平那群对少女施暴的流氓，也正是知道会有人观看，才将性虐少女的视频放上网络；那些以人肉引擎的方式侵犯别人隐私的网人，正是知道，即便是批评，也是一种变相的关注，更加扩大他们的震慑力和影响力，才目不斜视地将行动进行到底。现实中，在街头打老婆的男人，也正是因为人们的围观，才愈发得意，连殴打的动作和辱骂都有了表演性质。
这大概是我们和许多事物必然的关系形态：我们都是链条上的一环，既承受着不快，也施加自己的影响令别人不快；既是受害者，也是不动声色的加害者。
《趣味游戏》二零零八年
例外状态
杰西卡·兰格主演的《弗兰西斯》中，有一幕令我异常震撼。
影片根据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弗兰西斯·法默的生平改编而成。主人公弗兰西斯·法默少年时就因为写作成名，三十年代进入好莱坞，顺利地成为明星。但她性格暴烈，屡次与别人起冲突，并渐渐走向极端。她会在片场失控发飙，与制片公司对抗，最终被母亲送进精神病院。最令人震撼的段落就在这里，在精神病院里，她被切除脑白质，成了看护们的泄欲对象。看护们向混混和士兵们收费，并在夜间放他们进来，排队凌辱弗兰西斯·法默。在精神病院里，她待了十一年。
在《杀死比尔》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而在《换子疑云》里， 精神病人仍旧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对象。不听话的，就会被送进“18号房间”——那是一间电击室。
普通人也默许了这种状况的存在。我同学的母亲，是个有几分能耐的女人，为了感谢她家的保姆长期伺候她瘫在床上的老父亲，在老父亲去世后，设法把这位从乡下带出来的、小学尚未毕业的女孩子送去当了护士，但普通医院显然是进不去的，怎么办？可以去精神病院。“反正精神病人也不知道痛，扎错了针，也不怕，而且他们说了也没人信”，她很自信地说。
上述状况，在正常状态下，是不被允许的，即便最虚伪的法律，也会对那种恐怖的轮奸进行追究，即便最强横的医院，护士玩忽职守也会被投诉。但在那里可以，那里是一个真空地带。所有的规则，在别处可以得到执行，那里却是个例外。
为什么？
梁文道先生在文章中，曾转述过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状态》一书中的观点：“所谓的‘例外状态’，指的就是那种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威胁，正常的法律和它所保障的权利要被暂时终止的状态。”这本该是种非常状态，但是，“阿甘本大胆地宣称，在现代社会里面，例外状态不是一种非常的局面，而是一种政治常态。”文章中还举出了几个将“例外状态”发挥到极致的例子，例如希特勒对《魏玛宪法》第48条的利用（“如果德国的安全和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威胁，帝国总统可以采取必要手段去重建安全和秩序，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悬搁第114、115、117、118、123、124和153条确立的基本权力”），美国在关塔那摩湾设立的禁闭营，等等。
战争、危急局面、社会动乱，是发生在国家身上的“例外状态”；而疾病，尤其是精神疾患，则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小规模的“例外状态”。当一个人被宣判为对周围人有害，或者有潜在的危害，就等于进入了这种“例外状态”，外人可以对他为所欲为。
就像弗兰西斯·法默在精神病院里的十一年，在那里，秩序都失灵了，法则全部无效。她遭遇的是某种铁律：先剥夺你作为正常人的属性，继而就可以剥夺你作为人的属性。
疯人院里的悖论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换子疑云》根据真实事件改编：1928年，在电话局工作的克莉斯汀·柯林斯的儿子失踪了，被指办案不力的警察局，迫于舆论压力，胡乱塞了一个流浪儿给她，要她承认那就是她的儿子。她拒绝了，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医生告诉她，要想早点出去，就得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承认那个孩子是她的儿子，否则就得继续待下去，甚至得接受恐怖的电击治疗——这里面有个悖论，她不是被当做疯子的么，为什么她在签声明时又被当做是正常的？她签的声明也被当做有效的？和她一样违反了“第12条法规”的女人也告诉她，如果想要早点出去，就得承认自己是精神病，要吃得下，睡得香，表示自己被治好了，不承认自己的精神问题是没用的，因为“精神病人都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这种精神病院里的悖论，实在看着眼熟。前几年，一个叫熊亮的警察，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03天，他被送进去的原因，是他和同事、上司相处得不够好，他们请人为他做了鉴定，然后决定了，他患有“偏执性精神病”。精神病院里每天都要吃药，吃完药，还要张开嘴，喊“啊——”，让医生确认药被吞下去了。那里有的是真疯子，盯着人看，眼睛发红，要打人，实在没办法，就对打。
要离开那里，办法只有一个：“要承认自己有错，还要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个严重的心理关口，他度过了这个关口，承认自己有病，过几天，他又反悔了，所以只好继续待在里面。后来，他又一次承认自己是疯子，这总比让真疯子红着眼睛瞪着要好。于是，他离开了那里。这里面矛盾重重，其中之一是，为什么他在承认自己精神有问题时，就被当做有行为能力的？难道他特意清醒片刻，就是为了得出一个不利于自己的结论？
他们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我也就有可能。我写的这些东西，我和周围人的相处，我每天上网超过六小时，都有可能让我被送进去。甚至不需要过分兴师动众，只要两三个人，叫一辆车，就能把我捆起来，送进第五人民医院。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不是疯的。我沉默，那是疯的；我凝视，那是疯的；我说话，条理清楚，也是疯的；我极力声辩，也是疯的；我怒不可遏，并用烟灰缸砸向为我做鉴定的医生，也是疯的。只要有人为我冠上“疯子”之名，我就再也难以挣脱它。疯，不能化验，不能做CT，不能做彩超，疯不疯，由人说了算。
所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现代精神病院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权力机构。”它最强大之处在于，即便悖论重重，也能烟视媚行地存在下去，以精神世界的混沌为由，找到行使权力的理由。
1991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但我想，疯不疯，人说了算，人说了算的事，也只有人说了，才不算。一旦被当做疯子，上哪里去找这个说了算的人去执行联合国的保护原则？我们要悄悄地，踮着脚尖走路，或者学猫那样，让脚上生出软垫来，不引起这个地方的注意。要知道，目前，咱们和精神病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不在精神病院里。
裸露在狼群
欧美电影里，有个非常熟悉的词：证人保护计划。
《蒸发密令》中的施瓦辛格，就是FBI证人保护中心的官员，他的职责是保护即将上法庭作证的女证人。加拿大电影《保护行动》则展示了庭审之后的保护步骤，证人将被转移到新的城市，拥有新的名字，甚至获得军事情报专家这样亮堂的新身份。“证人保护计划”实在深入人心，言情片里，男主人公决定吐露身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时，女主人公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我知道，你是某个证人保护计划的保护对象！”
美国的证人保护制度真实存在，这个制度始于1960年的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证人保护行动，由当时在联邦司法局有组织犯罪与诈骗分局工作的吉劳德·苏尔（Gerald Shur）创建。1970年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使它作为法律制度正式生效，由于执行办公室叫做马歇尔办公室，因此人称“马歇尔项目”。他们的职责，和电影里看到的基本一致。
从前对好莱坞电影里的证人保护计划并无感触，也没打算了解。直到2001年7月。有天晚上，从单位加班出来，遇到抢劫，所幸的是，相距不到二十米的露天啤酒摊子上，有一群退伍老兵在聚会，他们立刻奔过来，和我一起打车狂追，把五个嫌犯一起捉住。但惊悚的一幕出现在派出所里，我被要求在一间房子里，在相隔不过五十厘米的情况下，挨个指认这五个人。他们凶狠的眼神使我幼小的心灵饱受冲击，笔录做好后，就随便地放在桌子上，进进出出的人都可以翻看。我就是在那份笔录上，看到了作证的出租车司机的姓名电话和详细住址，第二天向他致谢。
但我同时也想到，既然我可以这么轻易地看到这些资料，嫌犯和他们的家属想看大概也不难。我心有余悸地向我的朋友请教——他的父亲在本地司法系统担任高层，得到的回答是：“那几个人的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捞人，你根本没机会上庭，以后要小心点。”他还告诉我，有的受害者当天晚上就会接到嫌犯家属的电话，有的是威胁，有的是“孩子还小放条生路”之类。果然给他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