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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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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还有《霸王别姬》、《金枝玉叶Ⅰ》,无一不是影影绰绰、遮遮掩掩、隔墙花影暗动。功课终于做足了,已经确保不会吓到人,他大大方方地从衣柜里走了出来。

1997年,出柜的可不只张国荣一个。那一年,可真是不得了,香港导演不约而同选择相近的题材来问“我到底是谁?”王家卫拍了《春光乍泄》,杨凡拍了《美少年之恋》,关锦鹏拍了《愈快乐愈堕落》,霍耀良拍了《愈堕落愈英雄》,故事迷离破碎,人物挣扎着求证,想知道自己该属于左手,还是右手。

为什么,为什么它们会聚齐了一般,出现在1997年?大概是因为香港人那种晦暗不明的身份焦虑,在那一年达到了顶点,实在需要在现实中找个适当的题材来做映射。实际上,这种情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曾大规模地来过一次,只不过选择了更为隐晦的方式。那就是1987年的《倩女幽魂》和此后喷涌而出的女鬼电影,电影中的女鬼,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不是人,但也并不完全是鬼,不能转入轮回,也见不得地上的阳光,必须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甚至人间和魔界的大战,才能与男主角重聚。

再焦虑,也终于过去了。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在1998年2月14日首映,此时尘埃已落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在作为片尾曲的黄耀明的《暗涌》歌声里,两位主人公开车跨过了青马大桥。而接下来公映的霍耀良的《愈堕落愈英雄》里,一开始,两位男主人公就驾车从青马大桥那头驶了过来,只是,《愈快乐愈堕落》中的主人公是普通市民,《愈堕落愈英雄》的主人公却是杀手。看来,越过那座颇具象征意义的青马大桥后,故事就丧失了现实性,而变成了童话。将来会怎样?只能用童话作为展望,从此一步一步,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

而这一次,却是台湾了,题材相近的电影大规模地出现,而且都与身份有关:《练习曲》、《海角七号》、《九降风》……只是这一次,没有焦虑,没有挣扎忐忑,只有对新身份的确认。当胡德夫在《练习曲》的结尾唱起《太平洋的风》,我知道他心里是安定的,顿时觉出了怅然。

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

据说,他没有死,他只是携带一件小小的行李,搭上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有人是目击者。他以为他将自己的行踪瞒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

自从他去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七年,华语电影没有他,究竟有什么不同?华语电影,从此失去了一种形象。为什么我说“一种”而不是“一个”?因他虽是“一个”,却也是“一种”,别人一百个也是一种,一千个勉强成为一类,他却是以一当十,他就是他的种群,他是他的门派。他精致却漫不经心,爽朗却雾气蒙蒙,走在路上,眼睛下垂,甩着双手,像在想着什么,然后又抬起眼睛,笑了。华语电影形象谱如果是一张合影,失去别的人,都有得替代,A角之外,尚有B角,甚至Z角,缺了谁,合影照常进行。唯独缺了他,合影里就挖掉了一块,后面天大的一个黑洞。

自从他去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华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角色。为什么我说“一个”而不是“一种”?因这“一个”角色,完全由他提供。由他创造、度量、打磨、润饰,前面没有,以后也不大可能有。

如果以股市喻华语电影,自他去看瀑布,华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托盘好股。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的华语电影,曾有6124点,他是带动大盘向上的最好的那几只股票中的一支,从来不曾让人失望。而他和6124点,乃至5500点一去不返,现在是大盘的黑暗时期,探底再探底,所有的股票也随波逐流,向下便一起向下。“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没有一支股票肯去担当,也万万没有这样的能耐。

而这七年,人生没有他,究竟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人,注定成为无数人往昔岁月的标杆,成为过去时光的见证,只要他们还在,时光仿佛随时可以倒流,昔日仿佛随时可以重来。如果他们不在,就像是失落了重新下载过去时必须要引用的一颗种子,想回到过去,似乎就没了迷宫里的线头,黑森林里的白石子,也没了灯塔,没了坐标,没了航向。

所以,我们确实相信目击者所说,他没有死,只是在七年前,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希望他没忘记带信用卡);三毛也没有死,她只是如传言所说,习惯戏剧化的生活,导演了撒哈拉的故事,也导演了自己的葬礼;黄家驹更没有死,是他的歌迷替死,帮他躲过黑道的追杀;“猫王”没有死,玛丽莲·梦露也没有死,只是藏身某处,在花园里剪着玫瑰。甚至,我们过去最好的时光,也不是真的流逝,只是搭上了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游轮。

滋养灵魂的风景

我曾去过陇东的平凉,许多许多次。那是赵季平先生出生的地方。粉红色的荞麦花一直开到天边,墨绿的玉米林子穿插其间。偶然有树干黝黑的老柳树站在田地间,在大地上投下暗影。村庄里多的是老房子,褪色的淡红的春联贴在木头门上,房前屋后都是果树,并不怎样精心修剪。隔不了多远,就会有一汪水塘,塘边种植着粗壮的芦苇,而小小的山冈上,有黑瘦的汉子牵着一匹马,身影被背后淡青色的天空衬着。远处有唢呐在呜里哇啦地响——这里的民风质朴,热爱艺术是传统,甘肃省的大学里,学艺术的学生,几乎有一半来自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地方与他有关,例如宁夏的沙湖,金黄的沙漠中间,一片浩荡明亮的碧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波动着,芦苇在水中央轻轻摇动——那是紫霞仙子撑着船出现的地方。《大话西游》里最动人的那段音乐,就在那时出现。另外,还有镇北堡西部影城里,《红高粱》中的月亮门,还有陕北,《黄土地》的外景地。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地理环境也在决定着艺术风格”,而赵季平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长大,他全盛时期的影视音乐作品,大多和这些地方有关。

而现在,在歌手大赛的评委席上,当他在雪亮的灯光下发言的时候,恍惚间,是不是会想起这些滋养过他的风物呢?

曾经滋养过我们的那些景色、那些悠长缓慢的早年生活,对我们至关重要。对艺术家来说,那就如同植物根须上的根瘤菌、冬眠动物身上的脂肪一样,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提供养分以供消耗。而当赵季平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些目所能及的风景,从此也就宣告了他的消耗将大于积存。更何况,赵季平与别的音乐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戏剧性的、有画面感的,他的天赋需要音乐以外的人和事来开启——这也许是由他的画家父亲赋予他的。他需要颜色、画面、情节给他调动与刺激,需要命题,需要设定的情境,甚至,需要一点点的催促,一点点限制——在别人那里或许成为束缚的东西,在他这里却是灵魂的鼓点,是培育专注精神的发酵室。他的特质,决定了他就是为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电影而生的,他是那个蓬勃、浓郁、热情,并对西部投以热望和理想的年代的配套设施。

而现在,八十年代过去了,那些滋养过他灵魂的景色渐渐淡薄了,他的灵魂和生活伴侣(他所有作品的第一个听众)去世了,曾经激动人心的中国电影变得苍白。他有了职务,他演出他的大型交响京剧《杨门女将》、民族交响乐《和平颂》,但时代却不能把他真正需要的给他——一部热情厚实的电影,在那部谨慎的《梅兰芳》里,他谨慎的存在几乎难以觉察。

一城风絮中,满腹相思都沉默。红幔落下,戏已终止,他被眼下的幸福牵连着,再也回不去,而“八十年代”和滋养过他灵魂的那些风景,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重逢刘蓝溪

搜集到一套《邵氏电影珍藏》,抽出其中一张《邪完再邪》,刚看了片头,就赫然发现,女主人公竟然是刘蓝溪。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对歌手的声音格外重视。民歌之前,四、五十年代的“时代曲”,因为录音技术的不完备和风气所趋,是对歌手本来声音的歪曲,而到了六十年代才坐稳江山的台湾电影歌曲,脱不了夜总会的泥胚,又是对歌手声音气质的歪曲。台湾民歌虽然是从这样的鸡窝里成长起来,却坚持“在泥泞中仰望星空”,像《十八春》里的顾曼桢,虽是被顾曼璐养大,却多少有点不领这个情,一定要忘本,一定要走到另一面去。民歌时代的歌手,声音一要干净,二还是要干净,不论是声音的质地,还是声音的气质,都力求干净清澈,而编曲和录音,也都极力突出歌手声音的那股“真”气。乐器在后面,只是遥遥地有个影子,民歌时代,真是“人”在唱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时髦声音,是残破的、剥蚀的、隔着一层纸的,是机器的一部分。我们时代的歌手,放到民歌时代,恐怕有一半不能蒙混过关。

刘蓝溪的声音完全符合民歌时代的声音美学标准,所以才十六岁就被人迫不及待地发掘出来唱歌,加上形象甜美,深得人心。她的第一张唱片《夕阳恋曲》就引人注目,在台湾唱片工业当年低制作成本大量出片的策略之下,短时间内就出了许多专辑。唱而优则演,而她十分幸运,立刻被琼瑶邀了去演电影。《梦的衣裳》里,她是曹宜娟;《聚散两依依》里,是钟可慧;《却上心头》里,是李韶青;《昨夜之灯》里,是林雨鸢。只是,在林青霞、吕绣菱的星光遮掩下,她演了十几部电影,却始终在小家碧玉、女主人公的闺中密友之类的角色上兜圈子,成了“永远的第二女主角”。此时已是八十年代初,台湾爱情文艺片走了下坡路,女主人公眼看都将不存,闺中密友又将焉附?于是她转去香港发展,终于有机会演主角,《邪完再邪》是其中之一。

红到尽头便成灰,乱花迷过眼睛之后,就难免蓦然回首,分花拂柳,找寻归程。在美国学习了五年佛法后的1991年7月,她获得家人、尤其是丈夫的成全,正式出家。剃度时,她的父母都立在一旁。她跪着,一遍遍默念:“不要哭!千万不要哭!”半年后,适应了新生活的她,对人说,学佛使她“内心清静恬适,连做梦都会笑”。

1998年,滚石唱片出版一套《重逢·民歌精选》,其中有一张,就是《重逢·刘蓝溪》。

她曾在《金缕鞋》中唱:“再为我歌一曲吧,再笑一个凄绝美绝的笑吧”,却还是渺无声息,只是“走呀,走回去,在他们的眼上,像一片楚楚的蝴蝶”。

《重逢·刘蓝溪》一九九八年

霸王花

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生长着一种阿诺尔特大花,因它有着植物世界最大的花朵,因此又被称为大王花或者霸王花。1988年,胡慧中因为出演电影《霸王花》,使得“霸王花”成了她专享的称号,那部电影,在1988年的票房,是一千六百万。

那之前的胡慧中,是著名的文艺片女星。1979年,她还在台湾大学夜间部读书的时候,就因主演《欢颜》成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湾文艺片走向下坡,但还没到末路穷途,还有最后一点时间空间供女明星长发飘逸地在夕阳下谈情。胡慧中出演的一系列电影,大多是文艺片,请看片名:《寻梦的孩子》、《我歌我泣》、《候鸟之爱》、《飘零的雨中花》、《秋千上的小精灵》、《雨,哪会下个不停》……

1985年,她去了香港,开始转型。在洪金宝导演的《福星高照》、《夏日福星》里扮演女警司“霸王花”,虽然也有打斗场面,却只是点到为止,但是,“福星”系列电影创造了票房奇迹,也引发山寨热潮,同类影片大量出现。洪金宝另辟蹊径,迅速开创了以女警为主的“皇家师姐”系列。《皇家师姐》拍到第三部的时候,1988年,由成龙担任监制的《霸王花》问世,胡慧中担任主角,在一声声的“Madam”里,她脱胎成为打女。然后是《神勇飞虎霸王花》,以及“霸王花”加“僵尸”的《霸王花遇鬼》。

意外发生在1989年,拍《猎魔群英》的时候,影片最后,需要吕良伟、李赛凤和胡慧中伴随着爆炸,从窗子里跳出来。因为吕良伟提前跳出,导致工作人员提前引爆了汽油包,三人均被不同程度烧伤,以胡慧中最严重,在1989年,那是娱乐圈最轰动的大事。

但艺人,必须是打不死的小强。几个月后,她奇迹般复出(并捎带着替一种有“换肤”功效的化妆品做了成功的宣传)。在《横冲直撞火凤凰》、《皇家赌船》、《梦醒血未停》、《中华警花》里,继续扮演女警、女侠、女拳师,直至1997年退出。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警察这样一个高危的行业里,是不是那么需要女特警?《霸王花》里,董骠扮演的警界高层,给出的理由是,女警可以在特殊场合执行任务。比如,在阿拉伯王室访问并且遇到暗杀时,可以扑到贵妇们身上保护她们,或者假扮成模特出现在珠宝展的现场,消解现场的杀气,使劫匪放松警惕。这些理由,大概也是女子特警、女骑警在此后遍地开花的原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是,像胡慧中这样的女星,是如何胜任打斗场面的?一个言简意赅的解释是:从一窍不通中苦练出来。

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是,人们为何愿意看见女人开打?因为悦目,而且那在现实中不大可能。女性充任本该男性充任的角色,因此完成了一种奇异的审美。那种威风凛凛的形象,其实还是寄生在男性目光下的。

就像“阿诺尔特大花”,花开时绚丽而又壮观,但到底还是一种寄生植物。以“霸王花”命名这种银幕形象,或许是巧合,却也十分吊诡。

最后的浪漫

她抱着吉他出现在舞台上,脸庞酡红,头发浓密乌黑。灯光从背后打来,给她的头发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那是那年头最流行的打灯的方法。然后,她开始唱:“飘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这是1979年最重要的一部电影《欢颜》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歌手齐盈在舞台上唱歌。无数人看这部电影,似乎就只为等着胡慧中扮演的齐盈歌唱和忧郁地微笑,而“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

在此之前,在齐盈开口歌唱之前,与这部电影有关的人,也都已经准备多时。导演屠忠训曾以武侠片《龙城十日》、《黑道行》、《刺客》扬名立万;编剧宋项如,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之后,于1958年凭编剧处女作《冬暖》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汪洋中的一条船》也是他的作品;主演胡慧中,生于1958年,那时正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夜间部三年级读书。

《欢颜》中那些歌的出现,略早于电影,它们来自李泰祥为齐豫制作的专辑《橄榄树》。曲目包括《橄榄树》、《走在雨中》、《欢颜》,那是齐豫的首张专辑。作词者有三毛、罗青、蓉子、沈吕百,那首在日后获得了第十六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的《欢颜》,出自沈吕百笔下。这张专辑,被称为“史诗巨作”,在台湾文艺界选出的百张最佳专辑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但这可能是台湾文艺片最后一次浪漫了,甚至有可能是电影人物最后一次如梦如幻地在舞台上唱歌了。爱情文艺片造就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正被现实的台风猛烈清除。《欢颜》中的女主人公,尽管一样留长发穿白裙,却完全不符合霸占了台湾电影界二十年的女主角形象。她宽衣解带,甚至未婚生子,自力更生也不是为着等待富少搭救。而随后出现的歌舞片《搭错车》,尽管一样由宋项如编剧,却在描绘更为惨烈的现实。从《欢颜》到《搭错车》,所有的情节都在透露一种迹象,那就是,“未来”已然君临,“蛙鸣蝉声”都已成为过去,而过去,必须被忘记,过去的人必须被埋葬和从记忆里剔除。

浪漫,很可能只是时代更替时的烟雾弹,用以缓蚀人们情绪上的跌宕。甚至,浪漫有可能恰恰是剧烈动荡的时代的产物,而当时代的更替一旦完成,所谓浪漫,就被弃如敝屣。

此后,屠忠训在1980年因车祸去世,宋项如在1988年创作了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胡慧中由玉女转成了打女,李泰祥在和疾病抗争,齐豫还在唱,三毛已逝,而扮演富家鳏夫的张国柱,有了一个声名大振的儿子,他叫张震。

1986年,《欢颜》在大陆公映,并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表演特别奖,而那也正是我们的浪漫年代,剧烈动荡,但却仓促。《欢颜》特别能引起那个年代的共鸣,尽管这共鸣只有短短的一刹。

须兰会怎样去做?

《投名状》看到最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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