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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审视，促使本来陌生的当事人迅速结成同盟，克服障碍所付出的劳动，更使得这爱增值，是障碍使他们爱上了对方，甚至有可能，他们只是爱上了障碍。而在那恬静的“革命之路”小区里，障碍不存，爱将焉附？当外在的障碍全部消失，彼此就成了障碍，起初的热情纷纷剥落后，只剩一地鸡毛。
视野里的例子，实在太多。当年，初出道的林忆莲和陈辉虹热恋，他们中间的障碍，是各自的追求者、未曾成就的事业，以及自身那没有耗尽的欲望，二十年后他们再聚首，本可毫无功利目的、毫无瓜葛、毫无障碍，清楚透亮地谈谈恋爱，结果，不出几个月，他们就分了手，陈辉虹闪电一般跟别人结了婚。我有个朋友，已婚，与已婚女恋爱，而且两人不在同一个地方，两个人分别用了四年时间，辞职、离婚、扔下孩子、在房价起涨之时卖掉房子、去第三地、找新工作、买新房子、结婚——他们在四个月后分手。
障碍比通畅更能激发狂热。“受挫——克服障碍——再受挫——再克服障碍”这个过程，会不断提高当事人的心理阈值，让热情愈发蓬勃。所以，总要提出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远大目标，实现这种目标，注定障碍重重，注定路途迢迢，而群众的注意力和抱怨，全部消弭在破除障碍的过程中，因此收回了打量自身的目光。
爱情故事，真得在障碍宣告克服的最高潮结束。当然，在别的事情上，也还是一样——我说的是什么，你懂的。
命运的手段
张国立一九八四年
曾有成都中年女子亮出多年前捡到的张国立照片，希望借此与张国立取得联系，因正赶上张国立新片《第601个电话》开拍，照片又被媒体称为“裸照”，面对这送上门来的材料，张国立与张默乐得一次再次出来说明，他们是清白的，照片不是裸照，自己不是炒作。
起初应当不是炒作吧，不过是一次巧合，是那女子多年的青春余梦，正好在这个春天发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银幕上的面孔不过那么几张，难得看到一两张稍微暴露点的照片，而那中年女士当时还是少女，偶然捡到这样来历不明的照片，照片上的男子年轻俊俏，穿得又那样少，用照片来寄托萌动春情，似乎正好，而这情意异常珍贵，一旦时过境迁就难再续，二十年来，她把照片压着箱底，偶然翻出来，当时的迷乱、惊喜似乎就一一重来，yesterday就会once more，而如今，那余绪已将耗尽，她也经历生活必经历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将过去作个了结。而张国立既是艺人，当然也时时有新作问世，新作又与隐私题材有关，多年前埋下的线索撞上门来，正好借题发挥。
一张画像或者照片引起命运动荡，或者引发青春迷思，从古至今屡见不鲜，王昭君因一张肖像画改变了命运，柳梦梅因杜丽娘的画像魂魄齐飞，终令她起死回生，来历不明的画中人，远比实实在在的身边人更具魅惑的效果。艺术家对此心知肚明，一再用一两张画像引发一场爱情血案，让书生或者莽汉为一张画像走遍茫茫天涯路，甚或人间与鬼域，例如《倩女幽魂》、《魔画情》、《侠女》，再比如徐小明的《海市蜃楼》，虽然与画像无关，但海市蜃楼中稍纵即逝的美女，与画中人异曲同工。所以，吴昊在《胡金铨的电影空间美学》里，称肖像画为“命运的手段”。
但这手段实在是阴森，当然，所有的命运的手段，都是阴森的。《珍妮的画像》就是一部阴森的电影，里面的女子，面目十分模糊，是画家的描画让她清晰起来，让她渐渐成长，但最后，她所经历的劫难，还要重演，那黑色礁石和扑天浊浪，是阴阳分界线。好莱坞难得这么阴森，所以我一直记得，并且每每到了相似的场景，都会想起那种阴森。
张国立因何故将照片遗失已不可考，那女子因何机缘在那一年、那一天，漫步到九眼桥边，弯下腰来捡起不明来历的信封也已不可考，冥冥中，必有一只手，在操纵这一切，让一个女子的生活中，从此多了一条神秘的线索，那“来历不明”必然时时引发生命深处的焦渴。而那成为青春梦里人的画中人，却在另外的地方，经历生活、爱情、病痛、功成名就和衰老，并对自己引起的那场心灵风暴毫不知晓。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薇罗妮卡
《梅艳芳菲》二零零七年
张元电影《看上去很美》曾将我骇了一跳，董博文小朋友扮演的方枪枪，与王朔形神毕肖，圆脸，微微有点泡泡眼。若能乘着时光机器回到多年前，把王朔从幼儿园的小床上拎过来演电影，也不过这个效果。
找个与某人形貌相似的演员演电影，多数是剧情需要，个个师出有名，或者为与有照可查的历史人物对照，或者前半段的青年演员不能胜任中老年角色，需要几角分饰一人。相貌不够接近的部分，有化妆和演技补上。有时候，效果确实惊人，众多扮演领袖的特型演员自不必多说，就连稍近一点的名人，也照旧难不倒有本事的制作方，比如陈炜演出《梅艳芳菲》的造型照，就让我疑心是制作方把梅艳芳的照片翻了出来糊弄人。
而《蝴蝶》里，扮演不同年龄段的真真的车婉婉与蒋曼祖，相似到令我连演员表都信不过，一次再次倒回细看。电影《赎罪》里，童年青年老年时代的三个布里奥妮，更是在神似上做足了功夫，三个人都有双灼灼的灰
蓝色眼睛，就算是同一个人，也难保证自己在人生三阶段的相貌会如此相似——长走样的可能性太大了。
也有一种相似，基本没有必要。《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马小军，还有《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不过是小说人物，填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进去都是可以的吧，却先发掘出一个酷似导演的夏雨，又找到一个酷似作者的董博文。以中国之大，亿万同胞里，找到与自己相貌相似的人，着实不难，难在这人还要神似，还要不晕镜头，还要有演技有才艺，还不能从此泯然众人，可以寄寓自己追溯青春、令时光倒流的愿望，并产生生命无限延长的满足感，这却是难上加难。选演员加上这一条，难度陡然增加了一百倍。
有科研结果表明，人类的潜意识里有种“生物裙带”关系，这种隐秘潜伏的关系，令人更容易相信与自己相貌相似的人，即便是陌生人，只要与自己有相似的因子，就更容易赢得信赖与亲近。另一种说法较为神秘，那就是人都有双重生命，此时此刻，这颗深蓝色星球上，某地某处，必有一人，与自己犹如双生，你疼我痛，你欢我喜，你亡故，我便无故悲伤，犹如《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中那惊心的一幕幕。这些也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与自己相似的人，来演与自己有关的电影——“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薇罗妮卡”。
但加大选角的难度，却并不能增加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只为心中一点神秘的情绪，这是浪漫到痴才做的事，但人做事若是痴到非人力所能为那样奢侈的地步，那就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我有这资格，且能做到。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薇罗妮卡，但只有有足够权力的人，才能把那个人，从人山人海中找到。
梅艳芳
《海德博士》一九二零年
双面伊人
摇滚明星涉黑被抓后，有个报纸的专题颇具才情地用了这样的标题：“双面伊人”。凝视这个标题三秒钟，调动我所有的语文常识和生活储备，确认编者有调侃之意后，我才敢笑出声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双面伊人”，A面是黑，B面是白，A面是现实，B面是梦想，A面是受气包大雄，B面是万能的机器猫，A面是忍辱且不负重的小人物，B面是玩转地球的大枭雄，A面是白天活在剃刀边缘的小职员，B面是夜晚里骄傲的巨人。但，既然是想象中的形象，何不只想象作为英雄、巨人的那一面？——那样就没有先抑后扬的巨大快感了。A和B，缺一不可，A是底板，B是PS后的美图，A是B在人间的立足点，B是A的完美润色和有益补充，A供普通人将自己代入，B则提供代入后的狂野驰骋。
《超人》、《蝙蝠侠》、《蜘蛛侠》都是“双面伊人”领域的代表作品，白天是小职员，夜晚内裤外穿之后，立刻承担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其实从故事结构方面来说，小职员的身份设定，完全没有必要，但从意淫的需要出发，他们必须要有个凡间的肉身，让观众替他们强忍着得意，“他有双重身份”，“他上头有人”——不，他根本就是上头的那个人。
如果读者不嫌我变态，我还愿意在这类故事里，加上《海德博士》和《汉尼拔》系列，普通人变身而成的恶魔，也是较为典型的“双面伊人”，邪恶照样给了他们力量，让他们脱离了狗苟蝇营、庸常琐碎的人生苦海。想做什么，立刻就做得成。我们中国人的“双面伊人”，多半存在于武侠小说里，金庸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通常都隐藏了自己的优势，扮作丑女或者乞丐出场——先抑为的就是后扬。而“双面伊人”最集中的，要数古龙小说，贤良的女子，往往是神秘的地下社团的领袖，无邪的孤女，常常身负可怕的重任，从白飞飞到张洁洁，都是个中典型。
武侠世界之外的“双面伊人”，曾大规模地出现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特电影里，但像《黑三角》里的特务大妈（网友说，电影上映后，曾令“校门口卖冰棍的大妈生意一落千丈”）之类，终究成不了主流，因为实在不能满足群众意淫人生的需要。
不过，同为“双面伊人”，还是有区别的，西方人的“双面伊人”，都是孤胆英雄或者枭雄，我们的“双面伊人”，则必须是社团、帮派的核心人物。《流氓的历史》中说：“中国自古以来具有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和地域隔离状态，使其社会政治盛行山头主义、帮派思想和乡土观念”，所以，即便天马行空的想象中的英雄，也得依附帮派势力才具有了震慑力和个人魅力，偶然出现一个玉娇龙，不属于任何门派，没有任何团体在背后撑腰，就会举步维艰，甚至还屡屡遭遇奇形怪状的帮派人士来破坏她对江湖的唯美想象，难怪她会忍无可忍，在聚星楼上大打出手。
所以我读现在的网络武侠和玄幻小说时，既嫌作者写得难看，又觉得他们进步，至少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很少隶属于“衡山”或者“武当”，虽然有点不沾现实泥土的嫌疑，但到底显示了与过去割裂的决心。
我的故事这才开始
《完美无瑕》二零零七年
黛米·摩尔主演的《完美无瑕》里，已经七十八岁的女主人公向前来采访的女记者讲述了自己在三十八岁那年遇到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讲完的时候，电影也快要结束了，但女主人公说：“我的故事这才真正开始！”
她本来是伦敦钻石公司的职员，在保守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女人很少出来工作，像她那样跻身管理层，更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她总是最早到公司，最晚一个离开，在男士聚集的会议上，她还大胆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他们却决定解雇她，因她在公司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提出的那个建议，虽极富建设性，他们却认为，这个建议应当由一个男士提出来，她简直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濒临绝境的她，终于决定再搏一把，这次是和即将退休的老清洁工合作，从公司里偷点钻石出来。两个弱者联合，却在一夜之间偷出了两吨钻石，她也由此离开了那间公司。
她讲完了这件大事，故事本应结束，她却说，“我的故事这才真正开始！”她脑海中的影集迅速翻动，她周游世界，她与心爱的人结婚、养育孩子，为这一切，她填出一张又一张的支票，并且身体力行地弄清楚了一件事：“花掉一亿英镑需要多长时间？我用了四十年。”
想起英文里的after party。辞典上的释义是“A party held after anotherevent；esp。aconcertor another party”——派对之后的派对，有人将它译做“余兴派对”、“谢幕派对”，都有阑珊之意，似乎，它只是尾巴，是余韵，是挽留，是不忍退场来得太早而生发出的聚会。其实，余兴派对，才是我们兴之所至，情念所归。无数次，我们手持酒杯，面带微笑，僵僵地在人群中穿行，有时和人握手，有时候轻言细语，一切都得以不惊不扰为标准，因为，宽敞洁净的空间、背景里似有若无的仙音都给我们这种暗示：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得是寂静的。一声轻倩的笑，往往会吸引全场注意，笑声的主人，旋即羞赧地捂住了嘴。有时候我们被主人带着，去看他家的游泳池和烧烤平台，有时候在一幅画面前驻足，这一切，也都得是寂静的。终于，在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一两张亲切的面孔，微笑于是成为我们的密语，“完了之后去哪”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约定。
每个有派对的晚上，我们通常都会有两个派对。第一个派对，貌似派对，对我们来说，却不是真正的派对，甚至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聚集之地。派对之后的派对，才是真正的派对。因着它的存在，前面那过于宏大和煌然的一切，都成了引子乃至铺垫。《完美无瑕》的大部分篇幅用在描述偷盗钻石上，真正的重点，却是她如何开始她的“余兴节目”，她的人生，醒悟得早，“兴”的部分，所以比较长。
我从前的一位女领导，则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始自己的余兴节目。她从最基层的财务做起，查一次账，要在寒冬腊月里，乘着毫无遮拦的卡车，在县城和乡村奔波上半个月，后来她奋斗到较为重要的位置上，最后却因卷入人事斗争，不得不提前退休，旁人看她，大概都带着幸灾乐祸的心思。但她早早趁海南地产低潮时期，在那里买了房子，从此和在那边经营农庄的家人生活在了一起，每天去海边捞虾、捡贝壳，农庄里的杨桃收获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劳动，她这样概括自己的前半生：“全都是为不重要的事情努力。”
也有负气的成分吧，但多数时候，我们的努力，常常是为他人作嫁衣，努力的结果，不过是“故事这才开始”，而不是“我的故事这才开始”，那些事不是不重要的，只是对自己并不重要。我们在那些过于严肃宏大的事件、场合、时间里的一切等待、忍耐、克制，为的其实是那些余兴时刻，那些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刻，那些和自己愿意生发出默契、培育出深情的人诚实相对的时刻。犹如在漫长的冬天之后，求一个夏夜，在白开水一般的日子之后，求一次葡萄酒狂欢。
也许，长久的忍耐，是人生必经之路，但内心深处，我们还是得给自己留个小小的豁口，时刻准备着在未来的某一天说出：“我的故事这才真正开始”，留着这个可能性，就像留着一把完胜的底牌，或者另一个世界的钥匙，有了这点把握，所有的忍耐，才真正值得。
认罪者
《黑色大丽花》二零零六年
布莱恩·德·帕尔玛导演的《黑色大丽花》里，闯荡好莱坞的末流女演员伊丽莎白·肖特被杀，因其死状惨烈、生平故事诡秘凄艳成了轰动性话题，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案情进展，警察局里则出现了大批认罪者，主动承认是自己杀死了伊丽莎白·肖特，男女老少都有，自述的动机千奇百怪，成为这部片子里最具黑色幽默的部分。
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伊丽莎白·肖特二十二岁时来到好莱坞，想要进入电影界，因为相貌并不出众，她通往大银幕之路异常坎坷，但她性格豪放，迅速成了社交界名人，并被当做“性感女神”。1947年1月体于是为她赋予“黑色大丽花”这样一个称号。案子后来成了悬案，但此后多年，约有五百人主动承认自己是“黑色大丽花”案的凶手。
轰动性的案子后面，总有大批找上门来的认罪者。1932年，美国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二十个月大的儿子遭到绑架和杀害，警方用四年时间找到了凶手，一个有前科的德国木匠，但在此期间，先后有两百人主动出来认罪。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连环杀人案“绿河疑案”侦破期间，二十年时间里，不断有疑犯产生——他们常在对女性实施性侵犯时自称“绿河杀手”。
那些最终被确认的杀人者，也常夸大自己的罪行，杀死著名导演波兰斯基妻子的“曼森家族”、杀人无数的得克萨斯州人亨利·李·卢卡斯都是如此，后者称，二十年间，他在美国和欧洲及日本共杀了六百人。
最令人感到困惑的，还是那些毫不沾边的认罪者。心理学家认为，他们出面认罪，是出于引人注目、与名人和轰动性事件挂钩的病态需求，他们已经急切到不在乎出的是什么名，付出什么代价，只要被人看到、议论、成为旋涡的中心，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他们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笑话，街上有人围观车祸，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大喊：“受伤的是我儿子”，人们给他让出了一条缝，他进去了，也傻眼了：受伤的是一头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