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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表面上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恨得要命，心得话当我是空气，我哪天还就爆炸给你看。
严嵩扳倒夏言的手段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离间”。
离间谁呢？
离间一切最高权力层跟夏言的关系。
首先就是离间夏言与嘉靖之间的关系。
嘉靖每天都热衷于神神叨叨地搞些道教的仪式，严嵩投其所好，但夏言对此敷衍了事，这下严嵩就有了可乘之机。
说有一次搞祭天仪式的时候，嘉靖用荷叶做了几顶香叶冠，做完仪式一高兴就把这又高又细的香叶冠分别赐给了严嵩和夏言。结果第二天上朝，严嵩就戴着这顶香叶冠来了，为了表示尊重，还在颤颤巍巍的香叶冠外面裹了层细纱。
嘉靖看了很高兴，转头就问夏言：“诶，你的呢？”
夏言居然说：“哪有政府首脑戴那玩意儿的，况且还在朝廷之上，严嵩你个老小子也太不像话了。”
嘉靖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过后严嵩就单独跑到嘉靖那儿跪在地上哭，说夏言平常老欺负他了，今天这在班上嘲笑他戴这个“荷叶绿帽子”这事儿那还算是轻的。
严嵩这个状告得可真有技巧，他并没说夏言不戴这个“香叶冠”是对你嘉靖的不尊敬，他就像小孩儿诉委屈一样说夏言欺负他，你看，连告状都告得这么低调。可眼前的事儿却是因为嘉靖做的这两顶“绿帽子”而起的，所以嘉靖心里特不是滋味儿。结果严嵩这样告了几次黑状之后，嘉靖就开始不喜欢夏言了。
其次就是离间夏言跟内廷的关系。
夏言连严嵩都看不起，对于那些内廷的宦官就更看不起了。而严嵩对皇帝身边的人就很会巴结。皇帝身边的太监到严嵩那个传个旨什么的，他都会很热情的接待，不仅经常会塞钱贿赂，而且还跟这帮太监称兄道弟的，所以皇帝在大内的动向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的。
这一点夏言刚好相反，他最看不起那帮不算男人的太监，按《明史·夏言传》的说法，他见到他们是“负气岸奴视之”（《明史》卷196），也就是彻头彻尾地把他们当奴才看，再加上严嵩偶尔显得不经意地一挑唆，所以这帮太监也很恨夏言。
再有就是离间夏言跟言官的关系。
明朝的官僚系统内言官属于监察系统，他们的力量很庞大，言官的作用就是议论朝政，他们动不动就弹劾谁一下，所以离间了言官跟夏言的关系，就可搅得夏言不得安生了。
在完成离间之后，严嵩第二种手段就更毒辣了。这种手段叫“借势”，也就是借一件具体事件的发展势头，把水搅混，然后趁机落井下石，置人于死地。这一招特别狠，夏言果然中计。这个过程，当时刚进入官场的张居正也有幸亲眼目睹了的一段。
夏言虽然有些刚愎自用，但一心为国事而操心，并没觉察到嘉靖对他态度的变化，也没提防到严嵩的工作已经做得很深入了。
说他还是趾高气昂地做他的宰相工作。嘉靖二十六年，被夏言一手提拔上来的陕西总督曾铣，想解决蒙古人后裔鞑靼在河套地区的威胁，就想用武力收复河套。在这一点上夏言很支持，嘉靖开始的时候也很支持。但明王朝自英宗以来已经被蒙古人给打怕了，所以在这件大政方针上，夏言是勇往直前的，但嘉靖却是反复无常的。
夏言关键的失误是忽略了嘉靖的态度和嘉靖那种猜疑的性格。
据说夏言的岳父也很支持收复河套的计划，而夏言的岳父和曾铣又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夏言就在这件国事上让自己的岳父作为中央和曾铣之间的联系人。这可犯了国家公共事务操作办法的大忌，也就是领导干部的亲人和家属不能参政预政。
严嵩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也抓住了这一点大做文章。
他通过太监里的内应了解到嘉靖不敢下收复河套的决心，后来就在嘉靖要摇摆、要翻盘的时候，严嵩抓住这个节点，乘机诬告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家人交易，实际上是要借收复河套谋取私利，从而陷国家于危机之中。
你说这都是什么理由啊，但凡嘉靖脑子清楚点也不会相信啊，可嘉靖看夏言的岳父搀和在其中，就信了严嵩的话。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曾铣先以误国、通敌、贪污等罪名被抓。当时，夏言正在出差回北京的途中，说刚到了通州，他就听到了曾铣被抓的消息。夏言突然意识到整个问题的严重性，也突然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严嵩的黑手在，所以他大呼了一声，说“噫！吾死矣！”就是说“哎呀，这下完了，这下我要被严嵩害死了！”
这时候，他意识到他中了严嵩的奸计了，可一切都晚了，就在他喊出这一声猛然醒悟的话的时候，朝廷来抓他的锦衣卫也到了通州。后来一个堂堂宰相夏言，还有一个堂堂总督边关事务的大帅，都以莫名其妙的误国罪被杀掉了。
这一下朝野震动，而严嵩也就此取代了夏言，成为了嘉靖朝权势熏天的内阁首辅。
结交
夏言的死，在当时实在太出人意料了。
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考上进士、进入官场的时候，他还是当朝宰相；可张居正的见习期还没满，一个当朝宰相就莫名其妙地给杀掉了。
北京的官场上，上上下下的官员都非常震惊，更不用说张居正这个刚刚进入官场、还在见习期内的庶吉士了。
所以有关这件事情，虽然张居正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并没有交待过他当时的想法和看法，但作为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抱负的年青官员，张居正的内心深处一定也受到过不小的震动，这从他在这件事后跟严嵩的接触上大概也看得出来。
明眼人都知道是严嵩害死了夏言，《明史·夏言传》就说夏言临死前曾上疏嘉靖，指出是严嵩陷害他的。所以以夏言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这就太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时严嵩一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张居正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他也不知道严嵩与夏言各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严嵩现在是他的校长、是他的老师，而且还是内阁首辅；他只看到在收复河套这件国事上，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严嵩居然就把一个当朝宰相和一个边关的总督给放倒了。所以作为新进官场的年青官员，张居正很自然地与严嵩套上了近乎。
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总共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其中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
你看，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青的张居正代他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是比较欣赏的，要不然也不会让他代自己写文章了嘛。
但我们不能说，这就代表着张居正要加入严嵩的政治阵营了。
在“加入哪一个政治阵营”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我觉得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与政治天赋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首先，他知道在官场上，你可以孤芳自赏，但你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因为官场是最讲究团队合作的。“官场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场”的效应呢？
所以他刚入官场，就在严嵩的权势面前，伸出橄榄枝来，这说明他是有了这个准备的。
但其次，有了这个准备，并不代表就已经做出了必然的选择。
张居正向严嵩伸出的橄榄枝，更象是一种政治触角，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可能性罢了。
可现在不选择，不代表永远不选择。张居正水平再高，也终归要有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最坏的情况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没立场。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风雨中，张居正面临严嵩与徐阶两大政治集团，他到底是该向左走呢还是向右走呢？到底张居正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什么样的因素会成为决定张居正选择的标准呢？
请看下集：《向左走向右走》
第五讲 向左走向右走
变故
我们在上一讲里说到，张居正初入官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跟内阁首辅严嵩的关系，我们说他靠近严嵩、接近严嵩，但不等于说他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算起来已经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年张居正回江陵老家休假了半年，可是才回到家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为什么呢？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在家没呆几天就开始又往京城赶。
那么，是什么时局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
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我们上次说过这只是个见习生的位置，好不容易三年试用期满，这才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有品阶了，但一来七品，不过是京官儿里最低的，二来翰林院编修也是个闲职，不过就是皇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而已，论职称，张居正当时也就是个助教，也没什么实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实践了，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着急、能让他挨得上边儿呢？
这就要说到那句名言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牵扯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儿，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心急如焚地赶回了京城。
原来，北方蒙古族的后裔鞑靼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来，在明英宗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这一下就对北京的防卫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前些年，他们还只是在边境上进行骚扰，随便抢点东西。后来因为明王朝国防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们就一次次地逐渐深入。
嘉靖二十九年初夏，鞑靼的首领俺答再次率兵深入内地劫掠，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蒙古人眼见着就打到北京城下了，这可是国都啊，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是算是亡国了。你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张居正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地赶回京城，就是要在这国难当头做些什么。
但能做些什么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站在政府当权者的面前，表明态度，积极进言，哪怕贡献一丁点儿个人的智慧那也是好的。
那么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凭什么能到执政大臣面前说话、表态呢？张居正他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呢？
这是因为，他和当时政坛的两位当权人物的关系都还算不错。
一个就是严嵩。
我们上一讲说过，在严嵩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把友好的政治触角伸向了严嵩，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说严嵩虽然没重用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
另一个就是徐阶。
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
同时，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他才是张居正真正的老师。
我们以前讲过，张居正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说“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
但嘉靖二十九年这个国家兴亡的危急时刻，张居正自己并还没清楚他到底是要走向哪个政治阵营。所以这个从湖北急急赶回北京的年青人，这时候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就要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选择
人活在世上，大概都面临过这个看似简单却又困难的难题，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选择”。
关于选择，先秦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战国时魏国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他有一天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面对着面前的三岔口，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旁边的人就问他，说“诶，这位，您哭什么呢？”
这杨朱倒也老实，直接就回答说：“唉，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旁边这人听了直摇头，说“嗨，弄半天你就为这个哭啊，挺大个人，你又不是小孩儿迷路找不着家，你值当的吗？”
结果这个杨朱鄙夷地看了看身边这人，眼泪还没抹干，却带着满脸的忧愁说：“你哪里知道，人生到处都是这样的三岔路口啊！”
这就是有名的“杨朱临路而泣”的故事。杨朱是先秦有名的哲学家，他的临路而泣实际上是种面临选择时的人生感慨。
台湾作家几米用漫画的形式也演绎过这种“临路难”的选择情结。后来还拍成过一部特好看的电影，名字叫《向左走，向右走》。说实话，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名字，觉得起得特棒、特形象。
不只是我，我想448年前，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夏天，那个站在北京十字街头的年青人张居正如果听到了这个名字，也一定会觉得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说法特棒，因为他当时正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人生选择。
向左走，是进菜市口的丞相胡同，那里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府第；向右走，穿过两条街，到槐树胡同，那里则是礼部尚书徐阶的府第。
按道理要找最高的当权者，那应该向左走去严嵩家，因为严嵩是内阁首辅，是宰相啊。徐阶虽然是礼部尚书，但跟宰相还是没得比。从要向高层汇报思想、提建议的角度，当然应该去严嵩那儿；另外，从要加入某个政治阵营的角度说，严嵩这边儿也更有势力啊，加入进去个人也更有发展前途。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个“择木”俗话里就是“攀高枝”，宰相这边儿明显比礼部尚书那边是比较高的“高枝”，所以怎么看张居正也没必要犹豫，他的选择应该很明确：向左走，去严嵩那儿。
但张居正还就是犹豫了，他虽然没像先秦的杨朱那样“临路而泣”，但他在北京酷热的十字街头皱着个眉头还就是不抬脚。
说实话，要我们现在的人来帮张居正做选择，那也是很容易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严嵩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大奸臣，《明史》上都把他列在《奸臣传》里的，张居正怎么能跟他去同流合污呢？
但我们现在这样看那纯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所有的选择回过头来看都清楚而简单的很，但在当时，在当局者迷的情况下，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于绝大数人与绝大多数情况而言，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所以凭着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他也意识到了这一转身向左还是向右，完全可能会对他自己造成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
于是他决定要往左走，因为他觉得他虽然不太了解这位严嵩严首辅，但自从他为严嵩写过几篇庆贺生日还有代严嵩写过几篇为朝廷表贺的文章之后，严嵩还是蛮喜欢他的。而严嵩这会儿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对于渴望掌握最高权力的张居正来说，严嵩对他的重视程度完全会决定一个时期内他在官场上的发展。
但张居正临到转身又不自觉得犹豫了一下，这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他虽然不了解严嵩，但在直觉上又觉得不能跟严嵩靠得太近，因为张居正从骨子里感觉到严嵩虽然是个权臣，但跟他心中所想像的政治家的形象总还有不小的距离，反倒是他的老师徐阶，一身正气，一心为国，虽然权势这时远不如严嵩，但总让张居正觉得那才是他发展的方向。于是，他又决定抬脚向右走。
这时候，张居正的随从游七在旁边说：“老爷，你怎么老在这路口愣着啊，咱们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啊，您怎么大老远赶回京城来咋不先回家呢？”
原来张居正回到京城还没回家呢，他本来最直接的选择应该既不是向左走也不是向右走，而是应该直接向前走先回家。
但张居正听了这话，瞪了一眼旁边的游七，一转身，走向了右边的街道，直奔槐树胡同徐阶的府第去了。
交谈
见着了徐阶，和自己的老师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才知道，嘉靖帝虽然想抵抗，但京城这会儿根本没什么可以抵抗的力量。
因为长期不打仗，也不训练，京城附近实际兵员只有五万多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而外地勤王的部队还没赶到呢。这会俺答的部队已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