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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说明元朝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中国文明中的
一些基本的变化，特别是在组织政府与治国方略方面，在那个时代的末期已
经显现出来。这可以看作是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发展趋势已经达到了它的顶
点，而蒙古统治这一特殊条件更增强了这种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
虑到破坏性的变化，以及汉人对外族统治带来的所有这些新因素所做出的不
同反应。这里采用的观点是后者，一系列直接由蒙古统治产生的情况，可解
释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许多问题。从较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去罗列证据要比仅从
政治领域做起来困难得多。本章旨在提出一些在今天历史学家们看来对研究
元代有意义、有重要性的社会史方面的问题。
元代中国的人口
一些有关元代社会的最基本的事实目前尚无定论，仍在讨论研究中。最
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还无法确定中国人口的数字及其分布。本章后一部分将
说明，为了社会管理这一目标，元政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政府都更重视
对其属民按地位与职业进行分类统计。但是，户口、人口实际统计数字并没
有像其他中原王朝那样与财政制度直接挂钩；而且元朝负责人口、赋税、土
地登记的行政系统并不十分有效。因此，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历史人口统计学家认为，忽必烈朝晚期 １２９０ 年的那次统计，是元代历次统计
中最可靠的。按照《元史》的说法，①在籍的有 １３１９ 万户，计 ５８８３４７１１ 人（见
地图 ３７）。
但是历史学家们指出，这里既没有包括新征服的云南行省，也不包括一
些分散在边疆地区的州县级行政单位以及住在山区、沼泽和其他边远地区的
人口，另外，有几个较大的类别，如僧道、兵士和属于投下的户口都不在其
内。
征服南宋后元朝所作的仅有的另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是在 １３３０ 年，这
次新统计的数字表明人口仅有微不足道的增长，所以，很可能其中大部分数
字取自 １２９０ 年的统计结果，并非新的人口统计数字。据 １２９０ 年人口统计，
每户平均人口约 ４．５ 人，似乎低于实际，但也不是不可能。假设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征服南宋后不久元代中国的人口约 ６５００ 万，这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明
初 １３９３ 年的统计数字为 １０６５２７８９ 户，６０５４５８１２ 人，这与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是
能吻合的，每户平均人口为 ５．６８ 人，总人口 ６０５０ 万，跟一个世纪以前元朝
的数字很接近。有一部长期以来令人信
服的著作认为 １３９３ 年的实际人口要更多一些，这部书还指出在进行人口登记
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财政收入，所以不交税的儿童、寡妇与年老体弱者是
不必计算在内的（若都计算在内，每户平均人口就会多一点儿）。①这样，元
朝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似乎从明朝早期也就是 １３９３ 年的数字得到了进一步的确
认。
我们对这些数字的相信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挑战：中国的人口在宋代要
比这多得多。１１０９ 年北宋政府登记了 ２０００ 万户（人口总数应超过 １ 亿）。
１２００ 年前后，金与南宋的人口总和超过 １ 亿。②很难相信到了 １３ 世纪中国的
人口减少了一半，而元朝灭亡之后经过 １／４ 世纪的恢复，到 １４ 世纪末人口还
是那么少。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行政管理的松散，也就是说政府没有能力进
行彻底的统计，还有一部分有意的漏报，比如分给蒙古贵族投下的驱口户等，
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如此之低。③１３９３ 年当明朝的行政能力
加强，有可能进行较全面的统计时，明初的统计数字应有显著增加，至少户
的数字应该是接近实际的，即使由于仅考虑财政收入而使人口数字发生了偏
差。不料，这些数字却与 １２９０ 年的数字很接近。尽管这些数字没有一个能看
作是努力对全国人口进行全面统计的结果，尽管这些统计是出于财政管理的
① ＇653＇《元史》，卷 58，第 1346 页。
① ＇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第 10—12 页。
② ＇183＇何炳棣：《中国宋金时期人口的估算》。
③ 关于元代漏报户口的情况，见＇849＇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第 128—135 页。
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纯粹人口学的研究，但这些数字显示出来的人口增减及
人口分布的总趋势很可能还是反映现实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１２００
年到 １４００ 年之间中国人口曾发生灾难性的锐减，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端情
况。
如果进一步仔细研究这些数字，更显得以上设想是可能的。１２０７ 年主要
领土在淮河以北的金朝的人口统计为 ８４０ 万户，５３５０ 万人（每户平均 ６．６３
人）；１２２３ 年南宋在籍的有 １２６０ 万户，以每户 ５ 口计算（宋朝的统计无人
口数字，不管怎样，每户 ５ 人的比率并不算高），假定为 ６３００ 万人。１２１５
年蒙古人入侵北部中国，而 １２１５ 年中国人口总数就可以由以上两组数字相加
之和得出，约在 １．１ 亿人到 １．２ 亿人之间。如果我们看一下 １２９０ 年元朝在籍
人口的分布，我们会看到华北平原人口损失最为严重。１２１５ 年至 １２３４ 年蒙
古—女真之间的战争；１２３５ 年直到 １２６０ 年忽必烈登基这几十年松弛的管理
所导致的混乱；以及忽必烈朝初期河北、山东军阀的反叛，所有这些都对这
一地区起了严重破坏作用。 １２９０ 年人口统计中与河北、山东大致相当的行
政区划的数字，可以拿来与 １２０７ 年、①１３９３ 年在这一地区注册的统计数字相
比较，见表 ８。
表 ８
河北、山东注册的户数
１２０７ 年
３３０ 万
１２９０ 年
１３０ 万
１３９３ 年
１１０ 万
１２０７ 年总共 ３３０ 万户这个数字意味着人口总数为 １７００ 至 ２０００ 万。１２９０
年在这两省注册的仅仅约有这个数字的 １／３：如此锐减在当时中国北方是很
典型的，包括河南、山西和陕西。很可能直到 １６ 世纪末，中国北方的人口才
恢复到 １２ 世纪末 １３ 世纪初的水平。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在人口统计中显示
出来的这种减少现象是由于进行户籍登记的行政机关不力，还是由于人口的
实际丧失所引起的。如果是后者，我们也不清楚是否由于人民逃难而大批内
徙、死于战争、死于由战乱带来的饥荒及疫病，还是由于生活艰难和处于乱
世而大大降低了出生率所致。
有很多材料充分说明 １３ 和 １４ 世纪华北大部分地区长期频繁遭灾，但人
口史的准确数字却不能由此引申而出。如果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迁徙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本可指望这些流民的后代会在 １３９３ 年的人口统计数
字中显示出来，结果却没有。我们可以想象人口的减少是各种因素综合造成
的，战争、天灾造成人口锐减，在几十年的艰难时世中又很难使人口得到补
充，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类问题上面对这样大的一个谜是很麻
烦的：如果现代历史学家们不能知道确切的人口数字、人口分布以及波动的
原因，他们怎么能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自信地说出什么来呢？①
① 1207 年的数字来自脱脱等编的＇646＇《金史》，卷 24，第 572—578 页；卷 25，第 599—616 页；卷 26，
第 627—629 页，缺少后来隶于江苏的 3 个州和隶于河南的 7 个府州的人口数字。1290 年的数字，来自＇653＇
《元史》，卷 58，第 1347—1383 页。1393 年的数字来自＇184＇何炳棣：《1368—1953 年的中国人口研究》，
表 3，第 10 页。
① 邱树森、王颋在＇775＇《元代户口问题刍议》中，对有关元代人口问题的历史资料作了全面分析。这一研
究引用了元代的统计数字，估计有 20％的人口没有登记。他们估计从 1290 年括户后到 1340 年的几十年中，
虽然数字资料目前尚不能解开元代人口史之谜，但幸运的是与定性有关
的资料却能使历史学家们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作出比较满意的结
论，当然决不是说没有不同的意见。
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曾达到 1990 万户，近 9000 万人。因为元末的战乱，人口再次减少，到 1368 年元朝灭亡
时，只有 1300 万户，6000 余万人。这一结论有两个问题，它提出了人口大幅度增减，却没有分析 1290 年
至 1340 年间人口的年增长率，而这对估算 1340 年的最高人口数是很必要的；该文亦没有解释为什么 1368
年后的数年间没有再次出现大幅度人口增加。此外，还需注意两次灾难性的人口锐减，人口减少了 30％至
50％，一次在 1215 年之后达到高峰，一次在 1340 年之后。因此，这一研究值得认真推敲。
社会—心理因素
汉人在历史上有好几次经历了外族统治，但此前还从没有外族统治整个
中国的局面。１２０６ 年成吉思汗被他的蒙古部以及与之结盟的各部接受为大
汗，以后的 １０ 年中，蒙古军队曾数次对中国北部地区发动试探性的进攻。在
占领华北以前，他们首先征服了其他两个外族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建立的位
于西北的西夏，它亡于 １２２７ 年；征服女真人的金朝花了 ２０ 年，１２３４ 年金朝
终于灭亡。在蒙古历史的这一阶段，蒙古军同时西征，横跨亚洲大陆进入欧
洲，他们的目标是摧毁任何一个不识时务而对蒙古进行抵抗的国家或城堡，
但并不是要占据和统治它。中国北部屡遭蒙古军队的蹂躏，而当地军阀常常
只是相互争斗，不能控制局面。所以说，在某些地方如何维持和平与秩序的
问题，便在当地社会出现了。
中国北部这种不稳定的总趋势，从 １３ 世纪 ５０ 年代开始转变。这时期成
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的弟弟忽必烈被指派处理蒙古世界帝国中国地区的事
务。１２５３—１２５４ 年，忽必烈攻打中国西南，征服了云南，５０ 年代末他深深地
卷入了中国北方的事务，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统治者，他开始任用汉人
和其他族人做他的幕僚。蒙哥汗去世，忽必烈于 １２６０ 年继位成了大汗。他成
为淮河（与南宋的界河）以北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并宣称了他对蒙古大帝国
的绝对统治权。他从没有使这一宣称名符其实，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事务，
包括 １３ 世纪 ７０ 年代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征服，这就又导致他对中国作出长
期规划并对在中国的统治更负有责任。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统治
这么一个拥有庞大的定居人口的国家，对这些出类拔萃的蒙古征服者来说是
一种新的挑战。连续几个阶段的征服，在中国人当中已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种外族征服对汉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最了解这一点的士大夫来说，
具有矛盾的意味。一方面，中国获得了 １０ 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忽必烈的
将领们征服南宋以后，一些汉人高兴地看到那些长期被分隔在南方的人们又
能够到北方去参观他们仰慕的中国文化古迹，像山东的孔子墓和陕西的汉唐
都城。将全体中国人统一在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权之下，从汉人的心理来说是
极其重要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垮台的宋朝被推崇为具有高度文明和繁
荣文化的朝代。具有鲜明对照的是，蒙古人是外族，他们给被征服者印象最
深的是军事上的勇武而不是文化上的成就。究竟这些草原斗士们是否能屈服
于中国文明，或者说中国方式，还完全不能肯定。当时有些汉人不接受蒙古
统治，拒绝为新政权服务，仍旧执拗地忠于已经垮台的宋朝，中国传统对此
是赞同的。惧怕蒙古军事力量并且从一开始就认为蒙古人不配统治文明的中
心而加以拒绝，无疑加强了这种反作用力，它一直持续到 １３ 世纪末，甚至还
要晚一些。
然而，中国的文明对一个新王朝是否为正统只有一个衡量标准，蒙古人
看来是通过了这个检验。天命论并没有限定中国的统治者必须是汉人，只要
求他们接受中国封建体制所依据的框架（正），并且将全体中国人都归于一
个整体的统治（统）之下。①这个天命理论暗示了一种依附于神圣的礼仪观念
的人类伦理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暗示了一种由符合儒家标准的官
① ＇86＇戴仁柱：《史学观和杨维桢的〈正统辩〉》。关于“正统辩”的背景，见＇48＇陈学霖：《中华帝国的
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 年）的讨论》。
僚机构实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方式。
忽必烈声称他的蒙古皇族是受命于天的，尽管他也可以完全不理会这一
套而仅凭武力来进行统治。他正式宣称天命所授是在 １２７２ 年宣布新的元朝国
号的时候，而真正得到确认则是在又过了几年征服南宋之后。那时候，忽必
烈让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正式退位，然后给予他微不足道的称号与收入。蒙
古人在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在接触汉人的那套纲常名教时仍然是
很谨慎的。他们可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假若宋统治者公开承认天命的转移，
就可以进一步减弱汉人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对抗，如此做法也给汉人转而服务
于新的政府铺平了道路。
与初兴时期的蒙古人的做法相比，忽必烈和他那一代蒙古将领在中国的
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适应中国的环境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但是后来蒙
古人的政府却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忽必烈是最懂得中国的一位蒙古
统治者，他为设计既能满足蒙古帝国需要又能符合汉人要求的模式而开创了
一个光明的起点。在维护蒙古人利益的必要前提下，一些出色的蒙古官员、
一批色目人和很多汉人儒生做出极大努力，合理有序地统治中国。但是，元
朝在中国漫长的政治史上从未成为正常的时期。在直接为蒙古皇帝利益服务
的军事系统与逐渐建立起来的中国式文官政府系统之间，不能很很协调的矛
盾始终没能够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继忽必烈较长而且有远见的一朝之后，以后的（直至 １３６８
年元朝灭亡）历代蒙古帝王，大多短命且无建树，他们常常成为相互竞争的
派别的傀儡。由于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蒙古的力量逐渐削弱，政府出现了
质的蜕化。名义上的准则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很多官员和百姓都
产生了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情绪。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在以此为据对蒙古人受
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而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
说汉族精英们接受了蒙古人统治的正统性可能是过于夸大，虽然他们中很多
人无疑只是默认了这一点，这是他们在不利的局面下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限
度。这种情况在汉人作为统治者的朝代也不是没有的。无论如何，服务于正
统的统治者，忠于任命自己为官员的统治者及其朝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
儒家思想一直是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汉人对蒙古统治的异乎寻常的反应是
非常复杂难解的。①
当代那些把元朝当作非常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从当时人以及中国
传统历史学家的著述中找到如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多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
观点。中国人将元朝说成是他们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他们总是忽视元朝
中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帝国的附属部分这一事实；他们忘记了蒙古历史是独
立于中国的历史进程而具有自身的整体性的，即使是像元朝这样一个有两种
历史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交错的时期也是如此。②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时
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和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各自都是有确实根据的，
我们应当努力超越这两者的局限性。但是，是汉文文献的记载为这两者提供
了主要的资料。我们要有洞察力地利用这些文献才能理解这两个社会的关
系，理解二者并立产生的中国当时特殊的条件。
① ＇320＇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
② 当代中国学者李则芬将此称为中国元史学的三弊之一，见＇762＇《元史新讲》前言，第 1 卷第 2 页。当代
的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已注意到这一缺陷，但是还没有克服它。
我们不可能指望过去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