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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远所藏的古家具、中国书画、碑帖、文房等艺术品均属馆藏级文物。他对中国近现代书画也情有独钟，1993年，纽约苏富比就曾为他收藏的近现代书画举办专场拍卖，其中不乏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等人之作。在碑帖藏品中有《宋拓晋唐小楷》十一种（传“越州石氏本”）、《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宋拓《怀仁〈圣教序〉》、宋拓《怀素草书〈千字文〉》、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未断本《曹全碑》、旧拓《石鼓文》等。文物出版社1996年曾出版过《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他一生收藏的碑帖精品多收入其中。
虽然安思远一直以古董商人、收藏家的身份示人，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极其深入。在很多中国人还没有注意到明清家具中的艺术价值时，他已被其精美的设计和工艺所震惊，20世纪中期便开始潜心研究且大量购入，即使受到当时西方收藏界同行的嘲笑。1971年，厚积已久的安思远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西方学者出版过关于中国家具的专著，但是安思远的这本著作才真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大大推动了国内外对于明清家具的认知，让古董家具在中国从实用器上升为艺术品，甚至直接引发了一股收藏热潮。此后，他还相继出版了《夏威夷收藏的中国硬木家具》（1982年）、《风格的实质：晚明与清早期中国家具》（1998年）、《洪氏收藏中国家具》（2005年）。
而在国内，直到“文革”后，王世襄先生才历尽波折，相继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锦灰堆》等著作。两个人，一中一西，一内一外，将明清家具的鉴赏与收藏推向了高峰，以至于带动了中国仿制古旧家具产业的兴盛。同时，中国贵重木材的需求和进口大增，导致越南、缅甸、印度等国木材出口法规的修订。
与中国艺术结缘
因其对中国古董收藏的成就，加之“安思远”这个地地道道的中文名，常常有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华侨。殊不知，安思远出生在一个犹太望族家庭，是美国宪法的首席执笔奥利弗·埃尔斯沃斯的嫡传后裔，他的父亲是一名牙医，母亲是一名歌剧演员。〖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
儿时，他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强烈兴趣和犹太人天生的经营头脑。未及高中毕业，安思远便辗转于纽约的旧货店，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选购包括中国艺术品在内的古董，然后转手卖给古玩商店，以此获利。之后他进入纽约富兰克林艺术专业学校学习建筑，因研习画画，常常缺课，曾尝试以卖画为生。
1948年，年仅19岁的安思远进入到纽约重量级古董商爱丽丝·庞耐开办的古董店工作。这让他迎来了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转折，也从此与中国艺术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初，纽约艺术界对中国艺术知之甚少，而庞耐与其丈夫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经营中国艺术品的画廊——Jan Kleykamp，为美国打开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门，曾有人评价，“因为庞耐的出现，美国才能以不到50年的时间，了解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在古董店里打工期间，安思远得到庞耐的赏识，学会了鉴别中国古陶瓷、书画、家具等的最实用的方法。庞耐还将安思远引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里斯特，他是西方研究亚洲艺术的领衔人物之一。
同年，安思远还参加了王方宇在耶鲁大学开设的汉语学习班。他从王方宇教授那里学习了汉语和中国古代绘画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得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安思远。
跟随庞耐和王方宇，使安思远不仅了解了更多有关中国传统艺术的知识和为人为商之道，也开拓了他的收藏思路。1950年安思远应征入伍在夏威夷服役，同时他依然不断深入地痴迷于中国艺术品之中，四处造访、学习。退伍以后，安思远利用多年来磨炼出来的眼力，投身艺术品经营。1960年，安思远终于在曼哈顿拥有了一间自己的画廊。凭着过人的判断力和胆识，安思远的生意越做越好，他的客户名单中，不仅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等重量级的收藏单位，也有如克利斯蒂安·修曼和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这样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
1981年修曼辞世，安思远大胆地以1200万美元购入了修曼的1600件以印度和东南亚艺术品为主的“泛亚”古代艺术品，其中的半数很快售出。1982年和1990年安思远又委托佳士得和苏富比举办专场拍卖会售出了一部分，而他仅保留了少量最为钟爱的中国及东亚艺术品。此时，安思远已经完全确立了他国际权威的亚洲艺术品鉴赏家和经销商的地位。
“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
安思远曾说：“中国艺术品给了我一切，我愿为中国做一些事。”20世纪90年代，安思远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古民居的基金会，并带头捐款，使得在之后的几年里，多座濒临倒塌的古民居得以修葺；2000年，他发现自己在港澳地区购买的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是被盗文物后，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并无偿捐赠，这尊石雕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2年，安思远又将一件西周青铜器“归父敦”送还中国，亦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为轰动的当属2003年，安思远将所藏的宋拓《淳化阁帖》四卷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早在1996年，启功先生听说有三卷宋拓《淳化阁帖》被一位美国人收藏了，便委托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去美国参加“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艺术展”谈判时顺便拜访。同年，安思远携四卷北宋拓《淳化阁帖》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启功先生盛赞这四卷《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而促成“阁帖”回归祖国，也成了启功先生晚年最大的心愿。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其中，第一卷收录汉章帝至唐19位帝王的书法，包括东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康帝司马岳《陆女郎帖》、哀帝司马丕《中书帖》等。20世纪八十年代，安思远通过著名收藏家吴尔鹿购藏的一本《旧拓晋唐小楷》了解到旧拓碑帖的珍贵，开始这一门类收藏。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收集到很多重要拓本，如宋拓《黄庭经》、《怀仁集王圣教序》、《怀素千字文》、明拓《天发神谶碑》、《礼器碑》等，而其中最为珍稀的，则是北宋拓最善本《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
为了满足启功先生的心愿，安思远同意割爱，提出用北京故宫所藏的一些仅有经济价值、无甚文物价值的物品来交换。但因多重原因，没能达成交易，之后多方希望购买，也都未能成交。7年的时间，王立梅与安思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直至2003年，上海博物馆委托王立梅以450万美元买下这四卷宋拓本《淳化阁帖》。对于最终选择上海博物馆，安思远曾表示，“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的开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的开价是600万美元。”
安思远热衷于公益事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大多数中国藏品皆由他捐赠。1985年他捐赠给弗利尔美术馆260件中国近现代书法。他还曾捐赠部分珍藏给耶鲁大学博物馆，以答谢恩师爱丽丝·庞耐。因此，他荣任美国国家税务局艺术品捐赠审核委员会的五名顾问之一（其他四位皆为各大博物馆的专家或馆长）。
他没有妻子和子女，在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构筑的中国珍宝世界。他的去世不但让我们感到怀念和惋惜，而且应该借此反思，在如今国内火热的收藏界，有多少如安思远一样对中国古代艺术如此痴迷且研究深入的藏家。安思远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泰斗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不仅因为他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独特的眼力，更因为他将中国艺术推向世界，为其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尊重。
去赣州听蒋经国往事
作者：李辉 字数：5145
登上赣州城内八境台，才明白赣江为何叫“赣”。
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章、贡由此汇成一条大河。“章”、“贡”二字，合并为“赣”，于是，这条大河有了新的名称——赣江。以这种合流姿态，章、贡二水告别八境台，再以赣江之势，滔滔流淌北去，奔向南昌……
漫步赣州古城墙上，不见滔滔江水，毕竟让人遗憾。苏东坡笔下的赣州水——“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辛弃疾笔下的赣州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读这些诗句，只能引发思古幽情，却难有情景交融的古今共鸣了。
蒋经国的“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的日记里，我读到了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在赣州的旧居，就在八境台与郁孤台之间。走下八境台，溯章水上行约千米，即可见城墙内一处民国建筑。“蒋经国故居”铭牌的介绍，简明扼要：
旧居原为赣州州府衙门所在地，平面为凸字形，系一砖木结构的欧式平房，它西临章江，南向郁孤台，1940年至1945年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子女蒋孝文、蒋孝章一直居住于此。
故居铭牌介绍，似有商榷之处。抗战爆发后，滞留苏联多年的蒋经国，获斯大林允许，携白俄罗斯夫人芬娜（中文名：蒋方良）归国。1939年，蒋经国来到赣州，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管辖赣南十一个县。旧居这一建筑，当年并非老建筑，而是由蒋经国本人于1940年设计修建。因此，铭牌介绍首句容易产生歧义，写为“旧居由蒋经国1940年亲自设计，在原赣州州府衙门旧址上修建”，则更为准确，也有历史亲切感。
蒋经国在赣州的生活时间，旧居说明乃至其他相关书籍上，其截止时间均写为1945年。当我读到蒋经国文章《东望章贡合流》时，一句话却让人顿生疑窦。蒋经国写道：“我离开赣州以来，事实上正有二年之久。”这篇文章写于1945年冬天的贵阳，以此推算，他离开赣州的时间，应该至少在1944年的年初。
在贵阳撰文的蒋经国，人虽离开，赣州却常在思念中。在这篇以章、贡两水入题的散文中，蒋经国反复倾诉对赣州的情怀。文章开篇即说：“这次我在贵阳的时候，是住在城西的黔灵山麓：此地有高山小溪，古树鲜花，行坐其间，处处觉得清静幽雅，使得自己的心境，格外得到无上的安定和愉快。而今黔灵山的风景，固然幽美，但我总觉得比不上赣南的山水。至于赣南的山水，到底好在何处，我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后面，蒋经国再次强调他对赣州的爱，并道出了“所以然”：“走过许多地方，山水固然各有其特异之点，动人之处，但我内心始终在热爱赣南，夸张赣南。因为赣南山水的价值，在我的心目之中，已不止是其山容水色，而亦是在情感和精神了。”蒋经国为何对赣州如此难忘？他所说的情感与精神，又该如何来读？
“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1942年1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1984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1943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我们就这么办！”汪精卫的胸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上个星期，他让上海的大腹便便的商人们害怕了。他对青年军们发表演讲时说：“猪肉和香水从市场上消失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民众不饿死，哪怕高级商店和大饭店都关门也不要紧……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社会革命运动。”
这里提到的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显然，赣州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