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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是个好去处。时间有的是，走走就到了，读建中的时候更方便。一弯小运河，水面上有大王莲，听说莲叶上可以载得起一个小孩。边上有间欧式小屋，鱼鳞似斜斜的屋顶，门前一片草坪，躺在那样的草地上，比家里的床可惬意多了。放亮了眼睛，立刻就会发现树上有许多松鼠，到了秋天的时候，只只都圆圆肥肥，拖着一蓬尾巴，在树枝树叶间飞蹿如烟。园里大池荷叶亭亭，间杂着粉红的荷花、翠绿的莲蓬，一股风仿佛有意地忽地里在荷池间任情窜游，蓦然间荷池里枝枝片片朵朵个个此起彼落地活了起来。无处不在的参天巨树遮蔽了烈日，玻璃房里有许多奇花异卉，琳琅夺目，以致中年以后，我还一度想要改行去钻研自然科学，却因无从拿到入学许可而作罢。
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去抢图书馆的座位，却不去借书读，而是要占位子温习学校教科书里的功课？这种习惯，在我读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后来发展到有人经营读书园，唤作K书中心，不必供应什么书，只要有座位便可，人人K他们自己的教科书，想着早点有个出头天。我从来没有在图书馆里读过教科书，大家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我却躲在新公园希腊式建筑或是植物园的中式图书馆里，读借来的书，除了胡适《留学日记》，另外如司汤达尔的《红与黑》、杰克伦敦的《海狼跟白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复活》等书，篇幅都不算小，却都是在空空旷旷的图书馆里读完的。偶尔也在图书馆做一点学校的作业，大多都是为了补交，再不交就麻烦了。图书馆其实也是个发呆的好地方，常常在那两三处呆坐一下午，不会有冷气，天然的凉风习习而来，令人昏昏欲睡，睡与不睡间的那样的午后，此生似乎再也没有遇见过。要是问我天堂何在？我会说，就在人间，只看是如何的一副心肠。
第八章 异样人间
引子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挥舞，一颗少年的心，便被这样的画面、故事感动不已。我问蒋礼贵，你划破了自己的胳臂染了血旗吗？我是多么地崇拜他，希望听到忠义干云的真实故事，而且，就是一位我认得的英雄。
他苦笑了一下，只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我就知道了，未必个个“反共义士”都想来台湾，有的人是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也许是少数，就被分到了志愿来台的这一边，再想归到回家乡的那一边，已经来不及了。我暗自心惊，这跟我了解的故事相差太大了。
蒋礼贵话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把一生事迹都当做英雄故事炫耀的老兵。不问，他就不说，问，他也只有简单地回答。
“血旗？叫我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谁也走不了。轮到了，就照着绑在桌上的刺刀，胳臂肘子对准了，咔嚓一下子，血就滴在白布上了。”
“一个一个地来。”他又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蒋礼贵把他的血旗、血臂章、血符号，全都送给了我。新鲜了几天，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些东西，后来都不知所终。
那个时候大家爱听广播剧，星期天晚上八点的联播节目。在街边，我跟蒋礼贵聊得很入神，却到了广播剧时间，我就说，我们去吃冰吧？在冰店里可以听广播剧。蒋礼贵说他不吃冰，要我自己去吃，他会说你去吃，你去听，我回去了。我在冰店里听完了广播剧，回家的路上，还是会遇到他，他安静而有耐性地等着我，然后我们再聊。
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我也记不清了，他不爱说故事，听我说的时间反而多些，而我对什么题目都有些话可讲，可能也吸引了他，他是一位天地间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汉子。
他就是今天大安公园里当年空军通讯部队的一员士兵，只管在新生南路营区门口站站卫兵，而那个营区却是谁都可以穿越的。“反共义士”后来都当了“国军”，也有先当“国军”然后打败了被俘变成了“共军”然后又打败了被俘就又变回了“国军”，服预官役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记得他的名字叫邓勇。之前，我总是以为他们一定像革命志士一样，如何地围着一张大桌子，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鲜血染在“国旗”上，我也以为，没有任何一个韩战中的共军会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些只有草根树皮可吃的地方。听他说还是有人选择回大陆，很是不解。
我把这样的想法跟他讲了，他想了想，说了我几十年也忘不了的一句话：“小弟，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丢掉大陆，没有天理。”
依然温和地苦笑着，静谧如深夜。
骗子、傻瓜与天使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眼看就到家门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少年走近我，直截了当地问着：
“小弟，有一件事，请你帮个忙，帮个忙，拜托拜托，求求你好不好？”
短短的十一二岁生涯，几乎没有人家求我的经验，有点慌乱。
“小弟，帮帮忙好不好？”
他又说了一次，已经是冬天，眼看天都要黑了。
这家伙住在台南，台南是多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一毛钱都没有了，问我有没有三十块钱借给他。要不他就回不了家，看来很严重。
这个人现在应该有七十几岁了，我有把握，真要见了面，只要胖瘦不太离谱，依然认得出。他个子比我高，瘦瘦的，有点驼，穿着黄卡其布的衣服，外面一件咖啡色夹克，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孩子身上的衣料，真有点脏。两只长长的手臂，手心总是朝后，甩啊甩的，像人猿，也是太保模样。他双眼微凸，却很有神，讲话有点大舌头，他说他整天都没有吃饭了，现在就是要回家，要我借他一点钱，一回家马上还，会多还些给我。说着说着，他的手便搭上了我的肩，勾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他一直很和善，低声下气地哀求不断，非常可怜。
他的困难可真大，我想要帮他的忙，但是我也一文莫名。
“帮帮忙嘛帮帮忙，拜托啦，求求你好吗？”
他的嘴巴有点翘翘的，显得特别可怜。看来我是他最后的希望。
我也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我只好跟他讲，我没有钱，一毛都没有。
“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帮帮忙，借一借嘛。我求你。”
就那么简单，我就带着他，找人去借钱。
我们去找蒋礼贵，蒋礼贵没钱。然后去找蒋礼贵的朋友，是营区里管吹号的，跟我也蛮熟，他也没钱可借。
天慢慢黑下来。
一路上他跟我说了许多话，他家好像蛮有钱的，因为他说下一次来台北一定要请我吃西餐。我只想早点解决他的问题，让我也好回家，西餐？什么是西餐？第一次吃西餐，是在当时的十几年之后了。他还批评我的上下行头，说我穿得怎么那么土？回到台南之后，会寄一条牛仔裤给我，好像很想照顾我的样子。而牛仔裤之于我，只有在西部片里跟偶尔遇到个把美国人才见得到。他说他的钱是打弹子输掉的，我从来也没有打过弹子，不知道打那个玩意儿还有输赢，我的确是土了点儿。
之后我们又一起去找一位同学，住在温州街底。我们到了，他说他在外面等一等，我就去敲门，结果他不在家，去补习了，我出来跟他说没有，他要我跟他爸爸讲讲看，我不敢。
我越来越觉得，除非把问题解决，否则无法分手。他又老是勾着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新生南路边的柳树下，背着圣家堂，望着瑠公圳发呆，怎么办呢？我还想，要是我忽然逃走，他也许会追上来，然后又是哀求。
忽然之间我灵机一动，跟他说，我们去圣家堂试试。
圣家堂没有今天这么堂皇漂亮，却也整整齐齐，面对着大马路，在弥撒圣堂左侧，就是本堂神父的办公室。本堂神父的中国姓是艾，胖胖的，肚子很大，到了圣诞夜，自然是由他来主持弥撒，仪式之后，他要讲讲话，他讲个两三句就要踮踮脚，两只手放在大大肚子上，讲的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我常常逃学到此，在堂里附设的小图书室读他们的书，艾神父要是看见我，总是会笑一下，好像识破了我的顽皮，又放纵我。
姑且试试，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这个台南来的家伙就坐在院子里台阶上等我，面对着已经黑了下来的夜色。天气蛮凉的，他还有点感冒，到了晚上，居然一下子一下子抽起鼻涕来。
我实在很为他担心，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也许只有神父肯帮忙了吧？我敲了敲玻璃门进去。他们是为天主来照顾大家的，我想。他已经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天气又冷。电子书下载，而且他还病了，只要能帮他回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一到家就会把钱寄还神父，我保证！我已经找过别人借钱想要帮他的忙，但是都没有办法，神父你一定要帮帮忙啊！我说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我絮絮不断地说，艾神父专注地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指了指外面，让他看到那个坐在台阶上那个瘦瘦的背着他的身影，问道要不要把他叫进来？艾神父只抬起身子看了一眼，摇摇头，还是坐了下来，很深很深地看着我，我想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平常就不用功，现在还要来骗他，正想要走开，艾神父却慢慢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三张纸币给我，那个时候百元大钞还没有出现，最大面额的纸币便是十元。
问题解决了，我开心得要命，鞠了个躬，赶忙出来。
他拿到了钱，高兴成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他左算右算，然后跟我说，除去买车票的钱，还多出五块，两块五就可以吃一碗牛肉面，我们去吃一碗吧他说。我说不行，太晚了，我该回家了，你也快回台南吧。但是他非常坚持，甚至求我跟他一起吃这碗面，也就是吃碗面吧，他说。然而我倒也不是客气，回家太晚，姑妈问起，都是麻烦，只好婉拒到底。
“小弟，你连我的姓名都没有问哩。”
他在我从书包里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很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毛豪志”，然后还有台南的地址跟电话，那个年头，有电话的人家都是有钱人。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毛豪志，没有写信或是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向艾神父打听他后来还了钱没，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但是到今天还是很喜欢这个朋友，虽然只有短短的相处。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段少年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料得到人人都会笑我，说我是个傻瓜。我说我还蛮喜欢他的，一定又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