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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第三节 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
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咸丰九年，四十八岁的他写信给儿子说：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亦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他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
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他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话：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赧！
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第二卷 侧面：内清外浊、亦白亦黑的非典型圣人
第一章 曾国藩的“清”与“浊”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除了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外，还经常提到自己的经济状况。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圣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圣人生活也离不开钱，曾国藩一生在处理经济收支问题上花了大量脑筋。曾国藩的“清”是基于自己的原则，“浊”则是对官场潜规则无可奈何的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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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誓“学做圣人”
一
如果要填出身成分，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
划成分主要看人均土地。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多亩田地，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生活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种菜，亲手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一家都勤奋刻苦，节俭异常。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块菜地，侍候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
至于曾国藩姥姥家，境况远不如曾家。曾国藩母亲江氏本也算出身殷实人家。但她父亲“轻财好义”，大手大脚，不善持家，“家遂中落”。到曾国藩长大之后，他的舅舅一辈多落到下中农甚至贫农水平。
湘乡曾氏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祖父曾玉屏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花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简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支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二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试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待两天。”说话间已经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才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换成人民币，不过两万四千多元。以这点工资，养活今天的一个京漂尚且困难，何况一个拖家带口的京官。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更为传神的是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三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或者和那些卖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位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工作很清闲，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日日聚宴，因为这是他们建立人际网络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馆子门口，停的都是官员们的车马。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它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
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七十九两一钱六分。这其中并不包括自己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文。
仅以上数项，就合计白银三十一两四钱四分。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一百一十两六钱。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因为穿得体面，代表的是对上司、对官场规则的尊重。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沉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都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数和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花费二十八两二钱七分。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置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的排场。我们仅看其第一号衣箱的内容：
湖绉棉军机坎一件。
宝兰线绉羊皮一裹圆一件。
蓝宁狐皮一裹圆袍一件。
灰宁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兰宁织绒一裹圆棉袍一件。
天青缎珠毛马褂一件。
荷包四十八个（共十包）。
（宝兰）线绉缺衿圆袍一件。
玉色湖绉一裹圆棉袍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