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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然后是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分得太清楚。最后，则要做到“不嫉妒”。曾国藩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以至于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为遗嘱，嘱咐后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内方外圆”的“圣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砥砺，但是从北京刚刚来到地方官场，曾国藩的棱角仍然显得过于分明，处事仍然过于方刚和理想主义，对地方官场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浊一时难以适应。他在江西数年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场体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原因。
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关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实也理有当然。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他们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他们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更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在资历功业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
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在曾国藩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这一举动。毕竟在他心中，汹汹天下，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与弟弟信中写道：“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四月初九日，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曾国藩既然伸出了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征也。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如须此者，当为觅之。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近代草筹饷一疏，附上，乞教之。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先此略复，余俟续致。
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聪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尽宠爱，凡事都是别人包容他，让着他。在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自觉地居于此种心态。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个宽厚忍让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嚣张。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致写出这样少见激动热情的文字。
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
虽然曾经讥讽曾氏再出，“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实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国藩这样“勇于任事”之人对于中兴大业的重要性。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曾国藩闻名即起。
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面目大变。在人际交往上，他更加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第三节 亦敌亦友
一
曾国藩以谦卑圆融之态营造了比以前更舒适的生存空间。而左宗棠的傲慢却终于受到了报复。咸丰九年底，左宗棠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跌蹉。
咸丰四年入幕后不久，骆秉章开始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
由于骆秉章的放手，左宗棠也就毫不客气，把自己当成了真巡抚，将全省官员当成自己的下属，“一意孤行”，对那些品级很高的大员也不假颜色。虽然在左的治理下，湖南“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但他的作风却得罪了许多官员。在湖北居官之李香雪就写信告诉胡林翼：“湘中人来，颇怨左公。”左氏自己也感到“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遂“为世所指目”。
关于这次灾难的起源，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徐宗亮《归庐谈往录》记载，永州镇总兵樊燮曾经拜访湖南巡抚骆秉章，身为幕僚的左宗棠出与樊燮共谈，不料双方“意大龃龉”，虽然樊燮为二品大员，左宗棠以一介举人，居然“进起批樊颊”，并且大肆詈骂，使“樊不能堪”，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而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总兵是二品大员，但清代重文轻武，左宗棠更是看不起胸无点墨的武官。樊燮自恃大员身份，见了左宗棠没有请安，惹得傲慢惯了的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不料樊燮也是个倔性子，顶撞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也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平时最忌讳人家提他的“师爷”身份。中不了进士才去给人家当师爷，这是表面上风光无限的左氏内心的隐痛。他最受不了别人因为他的师爷身份而轻视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上前一脚踢翻了樊燮，嘴里还大骂：“王八蛋，滚出去！”不久，左宗棠就怂恿骆秉章弹劾樊氏，使他被革职回了老家。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具有戏剧性已不可考。但是左宗棠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确有其事。官场之上，冤家宜解不宜结，因为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樊燮与湖广总督官文关系极为密切。在官文的支持下，他一个状子把左宗棠告到了朝廷，说左宗棠是“劣幕”，一官两印，嚣张跋扈。一个师爷敢打二品大员耳光，这还了得？朝廷发下谕旨，命人逮捕左氏，“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一时之间，不可一世的左师爷头颅岌岌可危。
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给左的信中写道：“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于是曾氏以座师身份，请他设法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网罗。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调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在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祸福相生。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天子亲自问罪，竟成为左宗棠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由于左氏一人事关湖南大局，所以许多大吏特别是两湖官员，积极展开营救。除了曾国藩的努力，还有许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写信向官文说好话，老朋友郭嵩焘向肃顺求助。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营救下，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丰皇帝举荐过左宗棠其人。咸丰因此对左氏印象颇深。这次案件中，又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求情。潘祖荫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皇帝因此对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专旨询问曾国藩，想听听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以及能否调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于咸丰十年四月回复说：“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破格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明知樊案之后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办团，但却将此列为首选，其用心在为左宗棠谋取实际官阶，即疏中明白说明的“藩、臬”之职。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荫那样渲染铺张，但却直截了当地为之谋官谋权，更有力度。
皇帝于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补，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衔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为大吉，他说对此际遇感到“实非梦想所期”。一没有掉脑袋，二没有回老家，对朝廷与朋友们感激涕零，遂摩拳擦掌，准备在曾国藩麾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这样的有力助手，曾国藩当然如虎添翼，他决定放手让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军，以做独当一面的打算。左宗棠仅一个月时间，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兴勃勃，雄心大炽，他在家书中写道：“此去务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二
虽然深受曾国藩的举荐之恩，但左宗棠对曾国藩，自始至终毫无唯唯之态。在曾国藩麾下带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现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独行风格。
以前，凡是曾国藩麾下的军队，统称为“湘军”，而左宗棠却独树一帜，将自带的五千人号为“楚军”。其他湘军将领募军练勇一遵曾国藩成制，而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国藩选将专要朴实的读书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节不苟。而左宗棠却多用武夫，“亦不尽朴实之选，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盘。原来，读书人有功名，立了战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脚下盘桓，容易控制。曾国藩招兵，多从原籍湘乡一县招募，左宗棠认为这样弊端尤多，因为一旦失利，往往是举县尽哀，士气容易受挫。所以他从全省各府县招募，优中选优，强中择强。至于营制，他也参用后来脱离曾国藩系的王鑫之法，处处与湘军有所不同。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首次亲自带兵打仗，他就旗开得胜。咸丰十年底，太平军兵分三路，包围了曾国藩所驻的祁门。曾国藩四面楚歌，陷于惊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镇经过一日一夜激战，将太平军将领黄文金率领的数万人军队击败，令曾国藩转危为安。
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说：“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惟系襄办京堂大员，应如何优擢奖叙之处，出自圣裁。”于是皇帝发布谕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
曾国藩侥幸渡过此难，不料更大的危险紧接着到来。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度进入江西，并于二月底击败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又一次陷于绝境，在日记中写道：“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甚至给曾纪泽写下了遗嘱。
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澜。景德镇失败后，他退守乐平，三月六日与李世贤大战于此，左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军骑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左军奋力进攻，结果大败太平军，杀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