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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堪巴斯朗学院弄到一个名额，就在格拉斯哥城外的一个学习中心。幸运的是，第二周就开课。“开的什么课程？”母亲心怀疑虑。“计算机。”我回答，她显得更担心了。这是我光辉教育经历的最后一段，并即将成为时间最短的一段。
我很小就有自己的电脑了。ZX Spectrum、Amiga，之后是个人电脑，陆续进驻过我的卧室。我渐渐理解了这些机器如何运行、如何思考。对编程和程序运行的原理我也有了基本的了解。本来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却让我成了堪巴斯朗学院的斯蒂芬•；霍金。这个学院是专门对逃离传统工业的人和成人学生进行再培训的机构。第一天报到时，我发现班上的同学大多老大不小了，可上第一堂课时有些人连开机都不会。
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助人为乐，同学们被我的知识和使用软盘的娴熟震住了，第一周就选我当班代表。按照以前学校的惯例，一开始我怪异的行为和没完没了的卖弄在人们眼里都新鲜而难得，但很快就会变得令人厌烦。但在这所学校，却从未达到这一阶段，原因是一个名叫霍姆斯先生的辅导员的到来。
起初我以为霍姆斯先生是学我以前在斯通洛中学的样子，搞搞恶作剧，而不是真正的讲师，也许只是个百无聊赖的清洁工，或是个偶然溜达经过教室的怪胎。他不带讲稿，看上去像在垃圾场和衣睡了一夜一样。他的计算机知识还没我和另外两三个同学多，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全用力拼命掩饰自己的无知了。
他为此而采用多种多样的招数，最喜欢的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根本相当于什么都没讲，然后对大家提出的问题显出一副极其夸张的无可奈何表情，好像他是个旷世奇才，却身陷我们这群弱智之中。他有一招特别引起我注意：总拿无穷无尽的一大串问题向我们猛轰。有一天我观察他如何提问，突然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通过不断的询问，他其实是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对这一招我不得不叹服，而且后来一直身体力行。
对于霍姆斯先生的短处，学生们各持己见。有的觉得好玩，于是拿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来刁难他，有时甚至胡编乱造；其他人为浪费时间而恼怒，一肚子气地干坐在那里；而一少部分人为霍姆斯先生感到难过，他们说霍姆斯先生很显然是在进行他自己痛苦的再教育课程。作为班代表，我觉得必须采取点什么行动来反应这些不同的观点，并决定，最简便易行的是，在教室后面的计算机打印机上制作一份嘲弄报纸头版。
结果看上去真是让人愉悦。大字标题“讲师无知，难以置信！”赫然醒目，横贯从学院网站下载的霍姆斯先生照片上方，还附上一篇短文解释了讲师和学生同时接受再教育这一颇有争议的理论。这个故事的受众不只是我们班，那天晚上回家路上，我将这一独家新闻的复印件贴满了整个学院。我心知肚明这一定是我的告别演出，所以也就无缘目睹霍姆斯先生究竟作何反应了。
十六岁的我相信，艾略特•；卡斯特罗该加入上班族了。我知道爸妈肯定不会特别高兴接受我求学生涯的最新状况，于是把退学说成一项进步。我告诉他们堪巴斯朗学院的教学有多么可笑，紧接着宣布我已经在一家电话中心找到工作。事实上，这还真不是骗人的。此前我曾找过格拉斯哥的一家职介所，那天乘公车回家路上，他们正好打电话让我第二天起到斯托威街一家电话服务中心上班。
苏格兰的电话服务中心行业是有口皆碑的，因为当地口音给人友好、热情的感觉。这能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工作，但到了斯托威街，迎头而来的景象却既不友好，又不热情。在一个满是污垢、冰冰凉的房间里，几十个惨无人色的男女头戴耳唛坐在电脑前。他们在灯下看起来就像幽灵，双眼盯着屏幕，嘴巴对着话筒低声说话。
坐在那里熬过了一天的培训之后，我知道他们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筋疲力尽了。他们告诉我，这份工作是为医疗保险公司服务的——事实确实是这样，但却不是我所料想的方式。工作职责如下：不请自来地给中年妇女们打电话，向她们推销乳癌保险。天哪，这些潜在客户是好对付的吗。我做了三天。第三天，有一个女人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说我打太晚了，她已经得了乳腺癌。她的声音有点像我妈。我放下电话，穿上外套就回家了。
我说过，电话服务中心在苏格兰多的是，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回，我事先小心问清公司是干什么的，对方说是电信，我觉得还不错。等我来到公司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办公楼时，就更高兴了。该公司（咱们就叫它“想象公司”吧）专为英国一家大手机网络商处理客户关系。办公室宽敞明亮，员工年轻、生气勃勃，在接电话的空档还可以疯闹。
培训也像模像样，历时整整两星期，然后就放任我们跟客户打交道了。一开始我干得很高兴，不知道下一个电话是客户打入的还是电话中心主动打出的，而且必须随机应变。我喜欢跟客户交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帮他们解决问题，或根据客户要求推荐合适的手机。后来，我发现了这份工作的另一个内容，别的一切就都无关紧要了。
头一回使用偷来的信用卡就被抓住，我备受打击，但记忆中那欣喜若狂的一刻却丝毫没有消退。信用卡及其带来的一切让我着迷，但我失去了再偷的冲动，也没有勇气这么做。坐在想象公司里，我慢慢悟到，也许根本就用不着去偷。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要通过我用信用卡买手机。我一定能有办法利用到手的信息，以某种方式让自己使用这些卡。
此时，凭我对信用卡系统的基本了解，有两个问题得解决。首先，我知道要用信用卡进行任何实质性购买，除了卡上的数据之外，还要答得出一系列安全问题。但是客户找我买手机时告诉我的信息，仅限于卡上的数据。第二，我不可能将这些人的卡拿到手里。每隔几分钟，一批信息就会通过我的头戴式耳唛进入，但我能做的唯有把那些数字键入，对自己一点忙也帮不上。成百上千的十六位卡号、到期日和发布号从我指尖流过。都是卡啊，新鲜的信用卡，等着带给我财富，却又可望而不可及。
然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自营公司老板打来的电话。他要订购十部电话，想用美国运通商务卡付款。机会猝不及防地来了。刚开始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刹那间灵光一闪，我顺理成章就展开了行动。我让那人稍等别挂断，然后把耳唛从耳机上摘下来。我坐在那里，看着电脑屏幕上映出的自己的身影，竭力静下心来，苦苦思索怎样编造谎言。准备好后，我把耳唛重新戴回头上。“您在吗，先生？我接通了运通公司，另一条线，现在需要问您一些安全问题。”
一切进行得有如梦幻。我问了能想到的所有问题，远远超过必要限度，对方毫不犹豫，对答如流。我把所有答案和卡的原始细节飞快地记在一个笔记本上，然后谢过他，挂了机。很快这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当对方听起来很友好，又有大量订购要进行，我就如法炮制；一本笔记本很快就记得满满当当。
我并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坚信好日子就在眼前。我开始处于一种无休无止的白日梦状态，想象着一旦笔记本里的东西派上用场，我将享受到什么样的奢华生活。我浑浑噩噩，心不在焉，不断受到警告，但想望着即将到手的好日子，警告都成了耳旁风。直到老板把我给炒了鱿鱼，并且立即生效时，我才猛地被拉回现实。经理随我走到办公桌旁，看着我关上电脑。穿外套时他也一直盯着我，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告诉他这是我的地址簿，然后走出了办公室。还没到家，我就想好了如何利用这个笔记本。
第二天，美国运通公司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美国运通企业账户持卡者打来的。他希望把自己的地址改到格拉斯哥市巴特尔菲尔德区的新址。没问题，美国运通一位女士说，只是要先问几个安全问题。一切顺利。很快，持卡人再次打来电话，这次是另一位女士接电话。持卡人要求寄给他一张新卡，原来的卡丢了。确认安全问题后，这第二位女士说要核实一下账户的地址。
“巴特尔菲尔德，”持卡人确认说，“没错，就是我们的地址。”
“明天我们就把卡快递过去，先生，”她确认道。
挂断电话时我满头大汗，心慌气短。我知道自己现在还不是稳操胜券，但已经想好了应急措施。我钱包里将有一张我知道所有安全问题的卡，而且我还有一个备用计划，有望为我赢得一些时间，并掩盖自己的身份。但首先得收到这张卡，而不能惊动家人，引起爸妈注意我的鬼祟活动。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就起床，坐在厨房桌前，目不转睛盯着门前花园小路。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仍旧独自坐在那里。一个手拿信封的男人推开了大门。
我的诈骗生涯中有一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打开这第一个信封、看到这张熠熠生辉的信用卡的一刻，当然要算在其中。它绚烂无比，签名栏空白，印有商务卡标记。我把信封和信撕碎，塞到垃圾桶最底下，关上厨房门，拿起了电话。耳机里又传来背景噪音、敲击声和说话声。通过安全询问后，我把账户地址又改回了原先的地址，然后挂了电话。我等了十秒，又打过去；这个电话很重要，我完全在凭直觉行事。
“您好，我想核对一下账户地址。”
“好的先生，我得先问您几个安全问题。”
“当然。”
安全问题过关之后，她读出了账户持有者的最初地址。
“对了，”我说，“实际上，您也许能帮帮忙。几天前，我把地址改成了格拉斯哥的新办公地点，但搬家花的时间比我们预想的长，我相信我的财务总监已经把地址改回来了。我需要往新地址寄点东西，您那儿没有新地址吧？”
“对不起，先生。”女士满怀同情，“我们只登记一个地址。贵公司财务总监把地址改回去时，另一个就给抹掉了。”
“没事亲爱的，”大获全胜！“不必担心。”
我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公司的安全部门仍有可能发现往我的地址寄过卡，假如他们想起查查快递服务，就更容易发现。但我希望事情如此发展：
——今后几天，持卡人手中的卡无法用了。
——持卡人给美国运通打电话，公司会解释说，根据记录，他们已经寄出了新卡，然后把记录在案的地址读给他听。
——持卡人会疑惑地答应等新卡寄到。
——再过几天，他会再次给美国运通打电话，运通会查看账户，并意识到，有人在用这张新卡花这个家伙账户中的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他们会着手追查我，还是会审视发生的情况——未经持卡人要求就把一张卡寄到持卡人地址，地址是持卡人确认过的，可是卡最终却落入他人黑手——并尽快为账户持有人填上损失摆平此事？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定是让这等严重失误公诸于众吧？
答案揭晓前，我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
我飘飘然走在去芒特佛罗里达火车站的路上，兜里揣着那张卡。在火车站，我看到艾伦还在售票厅尽忠职守，但我走上站台时他只是招了招手。行动开始了，登上火车时我想道。进城的第一站是戈登街的英国航空公司售票点，以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对话。
“一张伦敦往返头等舱机票，明天出发，谢谢。”
“对不起，恐怕英国国内航班没有头等舱，先生。”
“可是……登上飞机后靠左手边是什么？”
“机组人员坐飞机前部，先生。”
“呃？”
“不过我们倒是有公务舱。”
“行，好吧，就公务舱。”
“先生，您怎么付款呢？”
“美国运通卡。”
要说登堂入室、进入高级别诈骗领域，这算不上最顺遂的一次，却开了个头。那个女职员态度冷漠，不过没关系，我跟她说要为一位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同事订一张票；几分钟后，我拿着票，出来到了街上。我在城里还买了其他几样东西，但不希望引起人们对这张新卡的过度注意，于是决定等到第二天再真正一试它的购买力。
经过一夜辗转不安的睡眠之后，我起床告诉母亲，要拿积攒下来的工资去趟伦敦。这使她对我刮目相看，并说一定得去看看白金汉宫。我保证一定去，并告诉她，当女王在宫内时外面有四个门卫，不然就只有两个。她答道，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没用的琐事。我打出租去到机场，然后走向英国航空公司换票柜台。
这是我童年智利之行后第一次到机场，这种感觉，混合着犯罪的刺激感，使我走近换票柜台后面的小姐时紧张得浑身发软。老远就能看出，这个衣着破旧的毛头小伙子朝她走去时她是什么反应。就连我告诉她要飞往伦敦时，她似乎都拿不准我到底要干什么，可一调出我的公务舱订票，情形立刻大变。“谢谢您，卡斯特罗先生。”她微笑着，递给我登机卡和机票。
*
我直接去到登机口，呆在那里，直到通知登机。每当警察或保安经过，我都害怕得几乎要瘫软，然而他们看都不往我这边看一眼。等到安安稳稳坐在飞机上，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动，我才明白一切安然无恙，卡仍然好用，这就意味着……太好了，这就意味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希思罗机场，我往派克巷希尔顿打电话，用信用卡预订了房间，并再一次语气轻松地提到了同事卡斯特罗先生，然后先坐火车，再换地铁来到那里。我是头天晚上从网上选定的这家酒店，它看起来很不错，但又不是太张扬。我知道我会显得很紧张，而且我头脑足够现实，知道一个十六岁独自旅行的小孩在巴莫拉尔那样的酒店出现，一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我需要找一个繁忙的连锁酒店，而不是专门提供个人化服务的上流酒店，那种地方会向你提出数不胜数的问题，保证搞得你头大。
登记入住手续几分钟就完事，我乘电梯来到房间，门僮要帮我提运动包，我婉言谢绝。这个包过去都是在火车旅行时装午餐和书本的。客房门一开，我便享受到初战告捷的快感。房间十分宽敞，一尘不染，海德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楼下，人们熙来攘往，有人在卖报纸，有人在开出租；这些人在那里劳碌奔波，辛苦谋生，而我安坐在高耸云霄的酒店房间里，策划下一步行动。
我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离开旅馆，叫了辆出租车。我有点紧张，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哪里；凭我有限的所知，这地方完全可能在另一个城市。当我躺在科朋本的床铺上读《塔特勒》杂志时，所有东西好像都来自同一条街上。杂志背面的所有手表、衣服、珠宝都来自那条街。我一定要去那里，不惜一切代价。
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我坐进去，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五张二十英镑的钞票。母亲千叮万嘱过不要在伦敦打车，因为价格太昂贵了。我手里的钱就是全部家当了，当然，还有偷来的卡——款项金额不详。
“这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司机一开始显得很生气，然后又露出莫明其妙的神色。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那沓钱和那个不是常人可去的地名把他给震住了。对于他那种人，心怀破碎的梦整天开车四处转悠，眼见一个我这样的小屁孩以这种方式提出这种要求，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我再次尝试，小心翼翼不显得那么牛皮烘烘，避免给他施恩于人的印象。
“这里是一百英镑，够拉我去邦德街吗？”
“多半够了，年轻人，”他慢悠悠地说。“那条街大概五百米远。”
我点了点头，动弹不得。
“您还是乐意步行去吧？”
“是的。”我说，声音显得老了五岁。我走下出租车，来到邦德街上。一旦置身其中，刚刚遭受的屈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条街比我想象的要窄，这使得沿街建筑物更显宏伟。它们庄严地矗立在马路两边，装饰着精致的石雕、柱子和旗杆。但我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建筑物上转移开了。
戴比尔斯、卡地亚、古姿、圣罗兰、瑞士表行、香奈儿、蒂梵尼、普拉达、达克斯、多尔切与加巴纳、宝格丽、爱丝普蕾、尼哥花尔、罗夫罗伦、阿玛尼、杰尼亚、苏富比、吉米·丘、巴宝莉、路易威登……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砰砰啪啪在我脑中爆响，唤起广告和杂志上的形象。我甚至不知道时装品牌还有专有商店；而此刻，它们一字排开，呈现在我眼前。我已经决定了第一样要买的东西——更适合现在这种旅行的包，得比我那尽忠职守的运动手提包更能装。
我走进路易威登店，挑了一款大号旅行包。我再三对售货员解释是来城里出差，他毫无表情地点着头。在柜台前，为了将他的注意力从这张卡中即将被扣掉的700英镑转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