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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批评彰宝的表现极不妥当：那些县官怎能信赖一个小偷的滑头供词，而将这样重要的案件置之不理达几个月之久？朱批：此举不解事矣。）如果对春天的谣传积极加以调查，小民就不至于对案犯处以私刑，而会像山东那样将他们扭送官府。山东和江苏相比较吏治之优劣一目了然。彰宝在追捕玉石时未越界进入安徽是官僚渎职的又一证明：虽然在通常的刑案追捕中跨越省界显得有点过分，但对于这样的案子怎能有此顾忌呢？ ①为了挽回影响，彰宝兴奋地向弘历报告扬州的盐务舞弊案已查出明显的证据，不久当可结案。弘历无动干衷，斥责彰宝主次不分：盐务“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间阎，民生之害最距要。”彰宝显然是“轻重倒置”。②虽然彰宝声称他没有放过任何线索，来自山东的情报不断将他引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死胡同。他无法找到海州的三教堂庙，大术师明远据说会等在那里收集他的徒众剪来的辫子。
他也找不到和韩沛显所描述的那个明远哪怕有丝毫相像之处的和尚。在安徽被捕的一个流民提供了一条令人鼓舞的线索，说苏州有一个雇人割辫子的朱姓石匠。但是这个消息实际上毫无价值，因为苏州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最后，山东乞丐靳贯子，供中提到的那个算命先生张四儒本应躲在邳州附近的某个村庄，但这个村庄纯属子虚。不过在弘历看来，关于石匠的线索只证明了那些官员们喜欢掩盖真相。浙江的石匠们也卷入了妖术案，但可恶的地方官们试图隐瞒案情，“化有为无”。显然江苏的官员们也在玩弄同样的花招。结果，妖术案才在各省蔓延，愈演愈烈。弘历批道：“汝二省殊堪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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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中廷寄》，第27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曰。彰宝急忙向弘历保证他要弹劾所有封锁今春剪辨事件消息和释放割辫案犯的属下。弘历再经思考后回答说，弹劾最好等案情解决以后再说，不然没有人再肯报告因自己先前失职而发生的事件。这里我们看到整顿官僚时一个典型的局限：对隐匿下情的惩罚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隐瞒。
②《宫中廷寄》，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九日。虽然人们可能怀疑弘历利用叫魂危机来转移人们对皇室姻亲卷入的丑闻的注意，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高衡和其他的案犯已经被移交军机处受审，最后被定罪和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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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斥责的巡抚该怎么办？山东的口供会不会有诈？彰宝给富尼汉去信请他重审案犯。山东的案犯因此又受了一遭皮肉之苦，并改变了他们的故事。大术师吴元和通元根本不是江南人，而是北京西郊的宛平县人！根据这一惊人的消息，弘历发出了荒唐的命令。将京畿地区所有可疑的僧人都彻查一遍，不要拘泥于名字是否与口供中的相符。难道那些和尚就不会改他们的法号吗？
以下的对话（弘历的朱批保留在彰宝8月29日奏折的字里行间）显示了这一案件成了弘历和各省之间更形紧张的关系的导火线。彰宝将小偷刘某带到扬州审讯。刘坚持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窃贼。某个药店老板魏胡子要他剪三条辫子来，每条给他一百五十钱，但刘很快就被抓获了。彰宝立刻派人去查办魏胡子是否实有其人。（朱批：扯先有此语，即系欲无其事之意，属员必卫以为妄供了事矣。”）
彰宝：查外省咨孥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现在查无踪迹，或仅开姓名而井无乡贯住址。总由匪徒狡黠隐匿真线，混以游供抵饰，希图延展之计。
朱批：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
彰宝：此等……重犯巨魁一日不获，……而地方亦无能宁谧。
朱批：所以督催汝等，正为此也。其奈汝等上下模棱之习牢不可破何？
彰宝：畀任封疆凡讼师棍徒机衙蠢积贼等匪不过为害一处者，无刻不行察访，以冀肃法安良。安敢将此等奸宄邪恶稍致怠忽疏纵？
朱批：大不是矣。将现在情形速奏来。
追查妖术案碰到了一个在清代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任何一个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虽然朱批奏折制度具有广泛监督的潜在功能（即一个官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举告别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常规的监察系统（例如对税收报告的监察）变得毫无作用，因为并没有什么常规的制度可以用来审核妖术案犯的人数。
对于罪犯的这种紧急而非常规的清剿立刻使皇帝与官僚处于掌控信息的竞争之中，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形尖锐紧张。但是皇帝并非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在江南官僚机器中有自己的眼线。
现场的眼线
苏州织造的位置向来是由内务府的可靠官员来充任的。织造府位于政治敏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中心，织造的职责不仅在于向皇上供应奢侈的丝织品，而且也在于及时提供地方上的有关情报。其时就任织造一职的是旗人萨载（死于1786年），他出于皇族的旁支，又是将门贵胄之后。他通过满语特考成为举人。这种考试不过是方便满人进入高级职位的一种特殊政策，以当时的标准，萨载从文化背景上来说称得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满人。当叫魂案发生时，萨载在江南任上已至少有五年之久，算得上是一个江南通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皇帝在江南地区的最好耳目。
可以想象，当看到萨载关于叫魂案的奏报不过寥寥数笔时，弘历有多么生气。“织造有奏事之责。”苏州人烟稠密，萨载在那里岂能毫无见闻？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奸匪扰累事件，他岂能漠然置之、不关痛痒？
岂畏惧督抚声势，恐将地方官底里显出，致招嫌怨耶？抑以政务非其专责，遂视如隔膜，有心缄默耶？果尔，则是许织造之专折陈奏徒属有名无实，岂仅寻常雨水粮价等事，循例列牍遂可为塞责乎？ ①像高晋和彰宝一样，萨载现在也必须向弘历陈奏春天发生的令人难堪的妖术谣传。更为难堪的是，5月份的那些事件，即我在第一章所述及的苏州乞丐被捕和胥口镇事件，就发生在苏州，而弘历竟毫无所闻。萨载报告了嫌犯如何因缺少证据而被释放，以及地方官如何禁止百姓仅因怀疑有人叫魂便滥抓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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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降雨和粮价是特别敏感的情报，因为它们是民众情绪的索引，因而会影响国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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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载说他未听说地方官继续捕获这类案犯，但也未听说有何人真的被割去辫子。接下来他必须报告他的同僚的情况：其时督臣高晋在苏兼暑抚篆，曾向奴才言及此事。据云现在获解到案之人，县审皆无实据。至四月间抚臣彰宝到任后向奴才问及地方事务有无见闻，奴才亦曾将此事说知。据云只在严密查孥，不在出示晓谢等语，其因何不先行具奏之处，奴才实不知其固。
弘历现在抓住了高晋和彰宝隐瞒实情的例证。他们的陈奏从未提及苏州或胥口镇的事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谣言”。虽然彰宝直到5月13日才抵苏州就任，但他从萨载那里得知这个案件不会晚于6月14日（如果萨载是可信的话），完全来得及立刻奏报朝廷。可他当时又怎会料到这案子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无论失于奏报是出于对此事真实性的怀疑还是因为害怕引起事端，反正弘历的怀疑完全得到了证实。高晋、彰宝两人均受到严厉的训斥。那些“是非倒置”、不许百姓捉拿妖术嫌犯的恶劣地方官员本应受到上级督抚的纠参。但“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之习，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实为尤甚。”弘历还写道：“高晋既习于闻冗，毫不振作。彰宝前任藩司日久，原不免沾染积习。嗣在晋抚任内，诸事尚知奋勉。意其痼习以悛。乃自调任江苏以来，故智复萌。”
因此，所有在5月间被捕旋又释放的案犯应再抓起来并立刻移送承德行官受审（这包括苏州的乞丐和胥口镇那几个几乎被殴毙的和尚）。案犯若有逃脱，或地方官若有“教供”，一切后果均由高晋和彰宝承担，决不宽赦。
彰宝恳求弘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重情要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弘历让吏部弹劫和处罚自己（朱批：“弹劾为时尚早，朕欲看汝有何能耐缉捕案犯。”）
从实际出发，彰宝只能根据犯人的口供追捕妖党。要不了几天，小偷刘某的师傅魏胡子就被抓获了。彰宝亲自审问，魏胡子承认招募了刘某，但供称他本人也系受雇于原为商店伙计的某人，其人用割来的辫子和药。至此，案情变得令人沮丧。
浙江的撇清
永德是满族小贵族，他跻身行省官僚似乎是太容易了一点。这位皇族的旁支 ①只在刑部短期任职见习就发往浙江任道台，负责杭州地区沿海防务幸在任职十年无过失后，他于1765～1766年间升任省布政使。他或许是因改进行政的一些琐细建议而赢得了弘历的欢心，在1768年4月25日被晋升为浙江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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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叔父的子孙在他们的名字前冠有觉罗二字。他们与皇室直系的关系比宗室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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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巡抚富尼汉于7月24日左右通知永德，据蔡、靳两个乞丐疑犯供称，浙江是现今已在山东露头的神秘剪辫案的发源地，这定然使新上任的永德大惊失色。他知道，尽管当初对浙江叫魂案件的处理看上去干脆利落，没有惊动朝廷，但皇上现在一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案件。永德不得不准备应付朝廷不可避免的询问。8月4日和6日，弘历的谕旨果然到达了杭州的巡抚衙门，要求永德报告情况并立刻采取行动。永德奏称，今年初春关于叫魂的谣言确实曾突然在当地流传。当时还是布政使的他立刻意识到妖术是一项严重的罪行。
他立刻向巡抚熊学鹏做了“面禀”（当然，这是无案可查的）。经调查，很快便带出了德清和萧山的妖术恐慌事件，而这些事件的起因原来在于无知乡民的以讹传讹，误信惑听，“是以前抚臣熊学鹏未经奏”。当他本人就任巡抚后，“诚恐尚有匪徒潜行不法滋事”，因此他要地方官加以警惕。
永德继续奏称，现在山东案件的供词揭露出叫魂妖党的首犯隐蔽在浙江。他在全省派出了便衣侦探，但未查到吴元，只找到了一个名字同音不同字的和尚，但他与妖术罪犯扯不上任何关系。而且，即使在最偏远的山区寺庙，也找不到山东罪犯所供出的张四儒（即靳贯子所供之算命先生）或其他人。永德说他将继续查处，并饬令州县认真缉拿罪犯，若有疏忽纵漏，定将严参，决不宽贷。弘历的朱批对这种空泛的保证不以为然：“不意汝竟如此无用。”
有了这样的朱批，整个故事就必须继续下去。永德把今春以来审理过的所有罪犯——包括吴石匠、沈农夫、肖山的和尚以及县役蔡瑞——的案卷统统送到了北京。 ①弘历越读越生气。浙江的官僚显然在“纵恶养奸”。很明显，对德清石匠的指控不可能毫无根据。而惩罚原告（例如县役蔡瑞）是“颠倒是非”。如此一来，“小民尚何敢再首，差役复何敢拿人？”至于永德本人则根本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到前任巡抚身上。作为布敢使，他就有责任直接向皇帝奏报。如果布政使仅仅报告钱谷浮词，而按察使仅仅报告刑名陈案，“搪塞敷陈，遂为尽奏事之责，又岂朕许令封函径达之本意乎？”对于这样的紧要罪犯，所有的官员都有追缉之责。那些今春被逮捕又释放的罪犯（石匠们与和尚们），则应将他们即行解往承德行官，这里的官员自有办法从他们身上榨出事实真相。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回过头来再说江苏。彰宝还在为小偷刘某的案件头痛，又碰到了新的问题。邻省山东的搜捕已经抓获了一大批妖党疑犯，现在又有了新的线索。巡抚富尼汉于9月12日报告说，早在7月3日，一个衙役在某县城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和尚通呆。因为充州知府还只是刚刚向他报告了这个案子，因此罪犯已在监狱里迁延了两个月。罪犯抗议说，他并不是割辫犯，而只是去直隶探望亲戚。但在直隶的询查发现他并无这些亲戚，他因此被送到府衙受审。他供称自己是在河南受的剃度，后拜了一个名叫悟成的和尚为师。悟成住在南京的一个叫紫竹林的庙里。他是一个术师，能用咒语迷药割人发辫，再从辫端设取精气，便可使纸人纸马变成“阴魂”，为主子取人财物。悟成派通呆和另外八个徒弟带着剪刀和迷药去割取为施行妖术所必需的辫子。通呆供出了他的两个受害者的名字，地方官报告说受害者证实了这些罪行。早先在逃跑的路上，通呆扔掉了迷药、剪刀和辫子，所以法庭无法提供这些作案证据。尽管如此，他的罪行是难以否认的，因为他的供词有充分的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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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不知道这些文件呈送的确切日期，但可以肯定是在9月1日前到达御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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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现在对警觉的富尼汉来说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他猜想这些罪犯不是别人，就是第一个案犯乞丐蔡廷章的同伙，他们改名换姓以逃避追捕。但通呆不肯承认他知道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尚明远或其他案犯先前已供出的另几个妖术犯。富尼汉通知江南督抚缉捕悟成和他的八个徒众。江南的官员现在有了充分的线索。彰宝急忙派出干员去南京捉拿悟成，但不知如何事先走漏了风声，悟成业已潜逃。这时，一个更为棘手的案子又缠上了彰宝。
张四儒的厄运
江南算命先生张四儒的名字最初出自富尼汉在山东抓获的割辫和鸡奸犯乞丐靳贯子的口供。靳供称，张四儒曾向他提及大术师玉石和尚，并网罗他加入了割辩妖党。现在，缉捕张四儒成了整个江南地区官府的头等大事。因为江南官员从7月末就开始得到山东巡抚的情报，他们已经知道妖术阴谋的中心就在他们的辖区。整个炎热的8月，他们都在根据山东所获口供中提供的姓名地址无情地追缉罪犯。总督高晋向弘历报告说他命令宿州官员秘密搜查了据信为大术师玉石所潜藏的黑龙庙。虽然他们找到了一个同名的寺庙，但那里并无名叫玉石的和尚（朱批：“此何言耶？彼不可改名乎？”），也没有找到有关妖术的书籍和器物。其它地方的同音寺庙也都查而无获。高晋建议，既然勒贯子说他是从算命先生张四儒口中听到玉石的名字的，那么要抓获妖党主犯玉石便应先抓获张四儒。
但问题是这个狡猾的算命先生既无地址，也无籍贯。他来自江南，但江南有三个省七千万人。总督高晋请求山东重审案犯以得到更确切的细节。回馈而来的口供称张来自一个名叫五乐户庄的村子，该村位于邳州城南，在苏北近山东边界的大运河附近。但当地并无这样一个村庄。虽然当地户籍上有三个人姓名与张四儒音近，但都与张的情况不符。高晋根据山东口供所做的广泛搜捕因此一无所获。
在8月的最后一周，案情忽然有了突破。宿州知府报告说他们抓获了一个名叫张四的乞丐，他携有小刀、药末和一段辫尖。宿州在淮北，离搜捕张四儒的地方只有三百余里。虽然张四的名字和被追捕的张四儒有一字之差，并且还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姓名，但那些罪证还是给了焦头烂额的江南官员一线希望。 ①高晋奏报说他将亲自审问案犯。（朱批：“此人即可踪迹，当设法详同，若一用刑彼反不实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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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批奏折》第854卷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高晋）。高晋在准备自己的奏报时显然已经接到了宿州的报告，并附于自己的奏折之后，使这个不然令人失望的故事有了一个愉快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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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当然也松了一口气，割辫案中的一个重要案犯终于落网了。安徽巡抚冯钤已经奏报了宿州的斩获，并说宿州知府已经确知该犯就是他们一直在缉捕的张四儒，即山东割辫案的祸首、大术师玉石和尚的同谋。弘历再次提醒高晋不要用刑；要获得确实的口供显然很困难，但他并没有建议应如何从顽冥不化的案犯口中获得消息。相反，弘历的廷寄里充满了隐隐的压力，要求获得确切的口供。不仅如此，如果地方上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案犯就应严密护送到两千余里外长城以北的承德行官来。
虽然冯钤作为安徽巡抚是高晋的下属，但他也有责任直接向弘历奏报。因此，他所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