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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喜讯：
“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五星红旗……首都北京！”
“蒋介石彻底完蛋啦！”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雄的共产党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遮住热泪悲愤地跟着喊口号。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匪徒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岗。陈然用他健壮的肩膀把匪徒推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敌人的机枪已经架起，子弹飞快地从枪膛射出……屹立在山岗上的陈然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了。
“毛主席万岁！”
枪声又响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健身躯，英雄竟然没有倒下。刽子手们慌乱地叫喊着：“再来一梭！快快！”
突！突！突！……
“毛主席万岁！”
……
陈然倒下了……
成善谋倒下了……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
四
10月28日这场屠杀，是蒋介石亲自授予的整个重庆大屠杀的一个开端。而真正大开杀戒的日子应当算是11月14日这一次的30人集体枪杀。《红岩》中“江姐”的原型江竹筠等人就是在此次屠杀中牺牲的。
为什么特务们选择了11月14日这一天，重庆市民们其实并不清楚，监狱里的“犯人”们更不知这一天是他们告别世界的黑暗日。
因为这一天，蒋介石又一次飞到了重庆。毛人凤、徐远举等效忠于老蒋的特务头子们很会办事，他们要给节节败退、灰心丧气的“委座”打点气，给个“见面礼”。所以这一天的大屠杀就是毛人凤、徐远举等特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戏”而已。
进入11月份，我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已经突破川黔防线，11月8日的鄂西战役，我军歼灭宋濂部2万余人。12日又是解放黔江。贵阳解放也已近在指日（蒋介石到重庆的第二天贵阳就解放了）。蒋介石已经知道西南形势对他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极为不利，所以仓促之中决定再次亲临重庆。
同日随蒋介石而来的毛人凤，一到重庆，即饬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案犯”造册送核。徐远举随即命令手下分头行动。下午4时，毛人凤到林园谒见蒋介石，到底说了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毛人凤必定要让主子获得一份舒坦的心情。所以他才会一下飞机便立即吩咐徐远举等特务分子“马上行动”的屠杀计划。
“什么时候动手？”徐远举待喽罗们将几处要杀的共产党人名单汇总后，便请示毛人凤。
“天黑前吧。”毛人凤说完补充道：“动作快一些。完事后你到我住处还有要事……”
“是。”
徐远举接受毛人凤指令后，迅速命令手下“立即行动，分头将要毙的人集中起来，再分批押到电台岚垭刑场给灭了！”
关于此次大屠杀，徐远举后来有一段交代材料上这样说：密裁齐亮、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是由西南特区拟具，送西南特区代区长廖宗泽核定后由“中美合作”的电台岚垭执行。主持屠杀的刽子手由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特务分子。具体是：由雷天元及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将被杀的革命人士以转移关押点名义，从渣滓洞骗出，随后一一捆绑押至刑场，再由熊祥、徐贵林、王少山等特务用卡宾枪扫射“解决”。在刑场外围，由中美合作所地区的交警大队及西南长官公署警卫连进行严密警戒。屠杀完毕后，将他们的遗体拍成照片，台湾备核。
根据红岩烈士陵园保存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遗留下的档案，当年特务机关对残害江竹筠等30位革命志士的大屠杀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下面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关于此次“密裁”的具体行动计划的部分原始档案记载：
奉令密裁匪谍三十名一案，遵照指示会同二处二科科长雷天元同志、警卫组组长漆玉麟同志、第二看守所所长李磊同志、本区行动组组长熊祥同志等，研究商讨乃于本（11）月7日先赴造时场实地勘察并即研究执行技术问题，谨将研商结果与意见分呈于后：
一、执行主官拟由本区二处二课、科长共同负责主持。
二、执行地点经实地勘察结果拟以造时场山后岚垭（即前本局电信总台）为最适宜，该地区无人居住，仅有卫兵二人，事前可先调离，由挖坑组人员驻守，以保机密。
三、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
四、执行时间拟于挖坑工作完成后之次日开始执行。为便利拍照起见仍以白天执行为宜。
五、执行布置与准备：
1．拟设挖坑组，由警卫组派警卫六名，本区派警卫二名，以出公差名义携带行李，事前不告知其任务与地点，由熊组长祥偕事务员易大清率领，赴指定地点开始掘坑工作。在工作期与外界隔离，食宿由区负担，膳食由易大清同志负责办理（购炭米自办）。挖坑三个，每一方丈宽，二丈深，预计二日至三日完成。
2．拟设执行组，派熊组长负责，以本区行动组六人、警卫组二人担任执行。
3．摄影工作拟由张法官界担任，为免照坏慎重起见，借备相机两部，并购备胶片，每机对匪尸连拍两次，以免冲洗不清之虞。
4．拟分三批执行，以10人为一批，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
5．拟请发购置挖坑工具、相机、胶片、膳食等费用等五百元，并拨卡车一辆，事后报销。
6．拟于工作毕后，会同二处签请核给奖金。
六、执行步骤，拟以新设立第三看守所名义将第二看守所移解三所借以掩护，免在押犯人骚动，于提解时，由张法官界、李所长磊讯明正身制作笔录并签名后提至刑场枪毙，并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又于执行时其警戒由挖坑组担任，掩埋时由执行组担任警戒，事毕报备。
七、执行时之受刑名单由二处二科造册办理。
八、拟执行时地报台局备查，执行完毕检具照片名册报台局核备。
……
这份“密裁令”上可以看出毛人凤、徐远举等刽子手们在屠杀共产党人方面表现出何等冷血，又何等周密，他们甚至连杀人后如何分发奖金等问题都考虑得如此详细。据徐远举后来的交代材料上讲，毛人凤还非常“周到”地安排这些参加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们一旦完成任务后，可直接派飞机送到台湾，以免被人民解放军捕捉后受到人民的严惩。这也使得那些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少了后顾之忧，所以一旦接受任务后，表现得异常残暴，完全丧失人性。其实在对付共产党人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们从来都是残忍的，犹如畜牲一般，无半点儿人性。
“齐亮、王敏、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还有李青林、江竹筠，你们统统出来吧！”
“快快，张文端、李群、左国政……报到名字的都出来！”
晚饭前夕，突然几辆吉普车驶进渣滓洞后，荷枪实弹的特务们在院子里像疯狗似的叫嚷起来。
“为什么？你们想干什么？”渣滓洞顿时气氛异常紧张，楼上楼下的十几个囚室里的共产党人一见情况不对，便纷纷簇拥到牢房门口，愤怒的责问声时起彼伏。
“不许嚷！不许嚷了！”敌特看守和前来执行的刽子手们赶忙掩饰道：“他们是转移到另一个看守所，履行公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这样的谎言骗不了谁，更何况是渣滓洞这些已经有了丰富监狱斗争经验的革命同志们。于是，多数被点到名的“囚犯”们，都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敌人的子弹和生命的结束。
“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一起带走。动作快一点啊！”特务在这样喊着，可从牢房里走出来的革命同志几乎没有人带着自己行李——其实他们（她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的。
“这张手巾，它沾满了我受蒋匪酷刑的鲜血，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如果有人将来幸而出狱，就请设法交给我的一位弟弟叫蒋怀勤，让他永远记住这阶级仇，民族恨，让他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楼上六室里，34岁的中心县委书记蒋可然同志双手捧着一块透着紫色血迹的手巾，交给了同室的难友。同时又把身上的一件外衣，连同被盖，甚至连头上戴的一顶布帽都交给了同室的同志们，然后昂着头，无所畏惧地走出牢房，像去参加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七号牢房的王敏“王铁拐”也从囚室走出，蒋可然一把挽住走路一跛一拐的囚友，偏偏断腿的“王铁拐”硬是坚持要自己走。身残却异常活跃的王敏这时回头朝自己的囚室战友招招手，乐观而又镇定地向战友们告别道：“同志们，我们先走一步了，再见！”
共产党员王敏被捕前是活跃在梁山、大竹、垫江、达县一带威震敌胆的游击队领导人，又有一副好口才，人称“王才子”。当时国民党曾公开挂名捉拿他的价码：活的奖赏一万银元，死的五千银元。“现在我分文不值了，他们竟然还要让我坐老虎凳，喝辣椒水，国民党特务们太不够意思了！”这位善于演讲的游击队员常把牢房的特务看守们弄得十分尴尬。
同是被叛徒出卖的王敏同志，在关入渣滓洞狱后，敌人用尽了酷刑，却始终没有从他口中获得半点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倒是王敏以他特有的“狡猾”，时常捉弄特务分子，所以他是特务眼中的“滚刀肉”。下面有一段是人称“猫头鹰”的特务徐贵林刑讯王敏的对话：
“猫头鹰”威胁道：“到这里来了，你不交出组织是不行的。我们看了你的材料，你在川东、川北是有名的共产分子，你的组织关系，我们已查出了一些，你自己保留了一些。今天把你找来，你还是自觉一点好。”
王敏满不在乎地收说“上次审讯已经都说完了，没有说的了。”
“猫头鹰”眼睛睁圆了，吼道：“王敏，你放老实点！”
王敏眼珠子溜了一下：“以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不信，你们去调查吧！”
“猫头鹰”气急败坏地与特务们一起将王敏弄上老虎凳，凶神恶煞般地瞪着眼珠：“你说不说？说不说？”
王敏痛得汗流满面，对敌人说：“你们放开我，我才能说。”
“猫头鹰”只好令特务们停止用刑。“说吧。”
王敏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的腿都被你们撬断了，哪有不说的呢？”
“猫头鹰”气得七窍生烟：“再加砖！”
老虎凳上的王敏面对畜牲们的酷刑，一边用衣袖拭去额头上大颗大颗的汗珠，一边作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嘲讽敌人。
这下，王敏的腿真的断了。从此，“王才子”变成了“王铁拐”。
回到牢房，同志们关切地对王敏说：“你受那样大的罪，还笑呢！”
王敏则笑道：“今天我又一次胜利了，那些家伙从我这里什么也没捞到，怎能不笑呢！”
山城解放指日可待，就在前些天，王敏在牢房里曾风趣地对难友们说：“我王铁拐不能跛着脚出去迎接解放军，这太损害我的形象。如果明天早上大军进城来了，我要在腿杆上用竹杆绑成高脚狮子，走出通城迎接解放军，谁会认出我是跛子呢？”
现在，王敏真想找一根竹杆绑在自己的腿上，去迎接英勇的人民解放军。
“五室的唐虚谷！磨蹭啥子嘛？快出来！”特务仍在不停地催促着。
“老大哥也要走啦！”特务的一声“唐虚谷”，使整个监狱内的“囚犯”们心头异常沉重起来。43岁的唐虚谷，就是《红岩》中所描述到的“老大哥”，这位以渊博的革命理论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著称的共产党员，在狱中威望极高，实际上超过了“许云峰”和“江姐”等人物，是同志们心目中真正的“精神领袖”。
胡春普，渣滓洞仅有的十几名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在监狱里与唐虚谷关在同一室，相互之间非常熟悉。胡春普在前几年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介绍自己的难友唐虚谷——
1948年八、九月间，唐虚谷同志被送进渣滓洞，身穿土布挂衣短裤，脚穿空心布鞋，光头，眯缝看眼睛，皮肤褐黑色，很像一个赶乡场的小商贩。
一天，我们打篮球，各室囚犯照例分享一点在牢室外，站在走廊上静观的自由。中间休息时，球场上的“运动员”有喝水，抽烟、蹓跶的自由；“看台”上的观众，有通过球场上厕所的自由。唐虚谷同志，听见球友曾叫我的名字，借机走到我身边，低声问我：“你可是渠县的胡某某？”我答“是”。他紧接着说：“我是唐虚谷”，又指着女室那边说：“那是江东琼，我的爱人。”“有没有办法同外面通信？”我说“有”，他就说：“我们是在万县被捕的，还有两个小孩子，只十来岁，流落在那里。通知我家里设法找到，领回渠县。”后来，我通知外面，把他们的孩子领回了渠县。至于唐虚谷同志如何知道我，并对我这么信任，没有问过他。估计也像我知道他一样，从渠县朋友处听来。唐虚谷同志住楼五室，当时，正传说楼五室有托派。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唐虚谷，要他注意。与唐虚谷认识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走到一起。逐步知道，他被捕时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在万县对岸开一家鸡毛店。大概一两个月后，唐虚谷同志专门跟我谈起楼五室托派问题。他说，那里有什么托派，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把问题弄清楚了，观点、认识一致，没有争论，也团结了。
原来，唐虚谷同志来以前，传出楼五室有托派，我把情况告诉唐虚谷同志后，他就留心观察同室各个人的表现、言论。知道他们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几乎每天都分成两派，争论一些理论问题。双方都引经据典，好像都有一点道理，却又不能说服对方。他们看唐虚谷同志像个乡巴佬，可能听不懂他们高深的理论。因此，两个相持不下的阵营，只要没有看守人员在楼上，就开始争论起来。唐虚谷同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旁听，把他们争论的问题概括起来，归纳成几个问题。逐个考虑成熟后，一天正当双方争论十分激烈时，唐虚谷问他们，想谈点看法行不行，双方表示欢迎。于是，唐虚谷同志就把他归纳出来的几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们，争论的是不是这几个问题。他们认为是这些问题，然后，唐虚谷同志先以某一问题为例，说明甲方的观点，哪些认识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哪些方面，乙方的观点认识是正确的，哪些那些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完整的。进而指出哪些正确观点出自马、列哪本著作；那哪些错误观点是苏联什么时候的提法等等。而他们所争论的问题，之所以有些错误观点，或带有片面性，是因为他们为寻求革命真理，找寻苏联出版的书籍阅读，很困难。只要能找到的都读了。实际上，这些书籍中，有的是已经批判了的；有的甚至是十月革命前出版的。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因此，都各自装进一些似是而非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东西。在争论中，形成各不相让，互不服气的局面，导致一方说另一方是托派。唐虚谷同志还讲了什么是托派，托派有那些理论，托洛斯基的理论在中国革命中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等等。大家听了唐虚谷同志的分析后，一致表示同意，接受他的观点。从此，争论停止了，楼五室团结了。约十一月份，原住楼五室的蔡梦慰烈士调到楼下一室，同我住一室。蔡对唐在楼五室的威信，表现非常推崇，每提到唐虚谷同志，都称“唐老大哥”，而不直呼其名。
唐虚谷的地下党老战友、解放后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熊扬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回渠县给县属机关干部讲述他当年担任第七工委委员时在渠县领导地下斗争故事时有过这么一段话：“唐毅（唐虚谷）不仅自己很特别，而且他的一家也很特别，一家人中会有那么多地下党员，连他的弟弟唐成煊，双目失明后，还要求入党，我派人去吸收了他入党。他那位大哥，已经年满五旬也要求入党，我派人前去吸收了他入党。……”唐的另一位地下工作的老战友胡春普在解放前专做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上层统战工作，解放后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副部长，胡春普则对唐虚谷这位战友有更高的评价，“精通马列主义的乡巴佬”。
人称 “老大哥”的唐虚谷，渠县人，17岁前名叫唐成瑞，18岁时自已更名叫唐毅，直到转战下川东工作时，又正式更名叫唐虚谷。1921年，13岁小学刚毕业的唐成瑞，并不完全自愿地服了从他老爹的安排，只身到渠县县城一家杂货商店做店员学徒，“学做生意”，开始了他人生独自闯荡的生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那杂货店的五年栖身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