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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分给农民。在阶级斗争的洪流中，一切个体都将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中国农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作为我父亲来说，他毕竟只是个军人。今天来看，他在方巷的所作所为，带有明显的质朴的情感，是他自幼生活的环境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告诉他，在这样一个贫瘠落后的农村，他应该做些什么。13年后，安徽小岗村发生的事实证明，针对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来说，包产到户毕竟激发起农民生产和致富的热情。但历史的发展同样也提出了，在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里，这些刚刚脱贫了的农民能够抵抗外来资本的侵入吗？要想占领市场份额，仅靠农产品的优质廉价是不行的。他们仍然需要组织起来，形成有当地政府支持的农产品加工和贸易集团。只有觉醒的有现代企业思维的强有力的农民组织，才能在市场经济的角逐中抗争，而不是个体的农户。也许，像我父亲那样的上一代人对生产关系的理念，超越了中国农村低下的生产力，但我相信，他们认定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从整体上教育和组织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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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思想的信徒
在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气氛中，方巷在短时间内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不引起反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同志来了，他高度赞许了我父亲的这套做法，并请他在扬州地区召开的三级干部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就四清问题做一报告。父亲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还是围绕着他的那个中心——教育农民。农村存在问题不假，根子在哪里？在我们共产党自己身上！是我们进了城把农民忘了，把革命战争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联系群众的三大法宝忘了。出了问题，不去找自己的毛病，反倒抓这个、整那个，有这样的道理吗？
怎么办？就一条，到农民中去，去学毛主席的著作。
他的话，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在台上观点鲜明、激扬挥洒的报告内容和风格大受欢迎。新闻媒体的宣传铺天盖地而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连续报道，《解放军报》的社论是《根本之中的根本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引导广大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它说：希望“全国每个县、每个公社以及所有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们认真一读”。
人们不禁要问，既没有查四不清干部，也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何以就旧貌换新颜了呢？这些有悖四清规定的非常规的做法，得到全社会的认同。
方巷大队出了名，真成了全国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向”。几个月内，26个省市17万人先后到方巷参观学习，工作队忙得不可开交。
1965年11月23日，林彪在苏州专门听取了父亲关于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
还是几天前，父亲在扬州地委做报告时，会场里来了个穿着风衣戴着口罩的女人，夹杂在各地来学习的听众之中。她的特殊装扮立刻引起保卫部门的注意，经总参工作队的同志辨认是“林总的夫人叶群同志”。她在附近的洪泾大队搞试点，也在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与方巷不同的是，洪泾不是从抓群体入手，而是抓的个人典型顾阿桃。不用说，“立即请叶群同志到主席台上就座”。叶群说，林总就在苏州，很关心军队同志参加社教的情况。不几天，林办的通知就来了。
庐山会议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了与彭德怀时期重点不同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和方针。1960年9月14日至10月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召开的前两天即9月12日，林彪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政治工作“四个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四个第一”思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其内在的涵义是，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和革命化的进程中，革命化是首要的，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是勇敢、不怕死，是苦练二百米内的硬功夫。在军队各项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因此在全军开展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活动，是军队日常管理和部队生活的基本内容。在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是思想工作第一。因此，在全军掀起学毛主席著作高潮，抓好部队指战员的思想革命化，是全军各级党的组织的中心工作。学习系统的理论和结合部队干部战士的实际，做好思想工作，在这两者的关系上，以后者为主，这就是活的思想第一。他强调，抓活思想，就是要抓思想革命化，开展好学习雷锋的运动，要改造世界观，批斗私字一闪念。
林彪的这些讲话，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尤其是面对国内自然灾害和国际上的孤立，他的这套理论和方法，给人民解放军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后来，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推动，发展到全国。毛泽东赞扬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他在这里指的“创造”，显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而言的。毛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学解放军什么？就是四个第一。
不仅如此，在军事思想上，林彪发表了他震极一时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在这里他提出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目标，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是世界大同，中国革命的胜利仅仅是第一步，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要借鉴中国革命的模式，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和政略，消灭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他给了热情高涨的当代中国青年以崇高的理想和历史的使命感。所有这一切告诉人们，他显然不仅仅是个中国军队的领导人了，他在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和目标问题了。而这类问题通常是教父级的马克思、列宁才能关注的领域。
此时的父亲，心境虽然与彭德怀时期有很大不同，但对林彪政治建军的主张是拥护的。这种拥护，或许多少可以反映出我军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当时的心态。在过去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中，物质条件是那样艰苦，武器装备是那样落后，人民军队靠什么打的天下？所有那一代的人都会回答：靠人的精神，人的理想和信仰，而不是靠金钱和物质。至于毛泽东思想，父亲早在陕北红军大学就信奉了。“八大”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军队重提毛泽东思想，大力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于那代军人，不可不说是“为之一振”。
不难想见，像我父亲这种人，不管他是否因为彭老总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在政治上感到如何地压抑和苦闷，但就他的意识形态体系来说，他接受并且拥护林彪所提倡的四个第一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用他自己常教导我们的话说是，不要因人废言。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态，走入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期的这段历史。一方面，他努力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尽量以繁忙的工作充实他全部的心灵空间；另一方面，他真诚拥护并实践着“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指导方针。
父亲向林彪的汇报，是在苏州林彪住的园林里进行的。
这个汇报的《纪要》当年是以总部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全军的，我摘要点如下。
张爱萍汇报：“四清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群众，为建立农村政治工作奠定基础。所以我们在方巷大队搞四清运动，一开始就大讲毛泽东思想，大学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直接交给人民群众，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
林彪说：“毛主席的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是最高的，影响是最大的，是推动四清运动的最好武器。这样不仅有了四清的办法，还有了道路、有了方向。”
当汇报到省委、地委都在推广方巷的做法时，林彪说：“应该推广。思想好，认识好，各种业务、各项工作都会好的。”
张爱萍汇报：“现在是用军队这套学习办法在试行，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还不知道能否在全局上行得通。”
林彪说：“地方工作是做没有穿军衣的军人的工作。现成的武器不用，是最笨的。”
当汇报到群众精神面貌发生了迅速变化时，林彪说：“中国要兴旺，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用主席的话去解决问题，是一定见效的。”
张爱萍汇报说：“不识字的农民也能学好毛主席著作。”
林彪说：“毛主席的书就是为人民写的，就是讲的革命道理嘛！”
张爱萍汇报说：“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识字，学文化，我们将毛主席语录编印成识字课本，这样既学了毛主席著作，又学习了文化。”
林彪说：“既学了主席著作，又识了字，办法好。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就能更好地学习主席著作了。”
“中国要兴旺，就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用主席的话去解决问题，是一定见效的。”林彪到底是更高层面上的人物，学毛泽东的书，已经不是单纯的四清社教了，是整个中国走向兴旺发达的大问题。
整个60年代，有3个人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算是代表了工农兵。讲事，也有三件事让人难忘——大庆、大寨、原子弹爆炸，也是工农兵。方巷农民学毛选，在林彪的推动下，走向了全军全国。
这是又一次“原子弹爆炸”。1964年10月16日，父亲在现场指挥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这颗原子弹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对核裂变巨大能量的震撼，也是对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崇拜与折服。二者都如同1000个太阳那样亮。如果说，在此之前，因为3年困难，还有人对脚下的路产生过疑问和犹豫，还有人怀疑三面红旗，怀疑庐山会议，怀疑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那么，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将一切怀疑都摧毁了，将所有人的心都征服了。
毛泽东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还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还是上中学的我，读到了贺敬之的《雷锋之歌》。他用革命年代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排比句式和慷慨奔放的激情，对“人为什么活着”、“人怎样活着”这一命题层层追问。它在中国大地上被广为传诵，使无数青年在价值观上获得顿悟。他的许多句子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假如现在呵／我还不曾／不曾在人世上出生／假如让我呵／再一次开始／开始我生命的航程——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呵／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哪条道路呵／能引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
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不是本书的目的。但就60年代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众志成城，林彪打出的旗帜未必不是一个绝佳的选择。虽然，大多数的人们当时还都没有认真想过，他们吃糠咽菜的局面是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到来的。
父亲就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题目，当年给我写过不少信，后来被收缴了去。一晃40年过去了，无意中竟发现被奇迹般地保存在军事博物馆的档案中。纸底已经发黄，但字迹清晰：
“你如何带着你讲的那些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的呢？望下次来信说清楚。要懂得：以思想带任务者胜；以任务带思想者败。爸1965年4月4日1时”
“时时事事用毛主席的思想分析问题，‘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注：引自毛泽东诗《好八连》中的句子）
“做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用什么，反复用，反复学，做到学用没有缝。我这里的不识字的农民同志，真的把学用做到没有缝隙。”
“我的身体很好，望勿念。农村工作和生活还行。挑四十斤的担子（塘泥），一次还可挑个把钟头咧！望你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是心情愉快的。爸1965年12月6日”
“读议比用。愿你努力学用主席著作，有事情请教主席著作和群众！”
“凡是想、做、说，都要照主席著作去办，遇到问题，不论是想、说、做，都要按主席思想做（如未学过，或记不得，就即（及）时看主席著作；如已学过，又记得，就照办，也不必再看书了）。爸1966年2月24日”
难道真的是遇到了什么问题，都能在毛主席著作中找到答案吗？难道真的能够一丝不苟地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去做吗？
一个战士问我，毛泽东思想能够一分为二吗？这真是个古怪的问题。我当然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寻找答案了。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真理也是如此，任何真理都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当然也应该是一分为二的啦。
这并不是什么大事，很快就过去了。半年后，“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有人把这事给翻腾出来。这下子麻烦大了！你这小子反了，这不明摆的反动言论嘛！起初，连里倒不是很在意，但从团里、师里、军里，越往上越起劲，越是知识多、文化高的地方，知识分子多的地方，越能上纲上线。“文化大革命”说是整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自己。连里也顶不住了，你就认个错，说是听别人讲的不就完了吗？又要到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了。毛主席说，那不可以，坚持真理要五不怕，杀头都不要怕！你怕什么？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嘛。大家都说，邪乎了，这小子学毛选学得走火入魔了，可惜啊！就这么弄个反革命，也太不值了。军里派工作组下来了，他们向上汇报：四连同情的人、糊涂人还大有人在，正像毛主席说的，看来阶级斗争搞到军队内部来了。
高级干部是不是会客观一些呢？
一直关心我成长的军副政委，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个有理论水平的人。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系统地向他阐述了毛主席著作中相关的论断和自己的理解。他听后只说了两个字：“放毒！”
军政治委员在大会上说：“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有什么背景，只要敢反对毛主席，就要把他打翻在地！”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口口声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人们为什么连领袖的原话都不能认同呢？
我终于写信向父亲求救了。不久，父亲给我寄来一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他说：真理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指的错误和正确；而是绝对和相对的对立与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一分为二的，列宁在他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列宁主义也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又发展了列宁的学说，解决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思想呢？艾思奇没说，他回避了。到底是大哲学家！可有这些已经足够了，我再次相信我是正确的，我不再只学习毛选了，我开始读马克思、读列宁、读黑格尔、读费尔巴哈、读康德……我这才发现，在这方面毛泽东并不是唯一的。
我再次希望和所有反对我的人们论战。然而，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已经被周围的同志们所唾弃。他们说，像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谈毛泽东思想！
山雨欲来风满楼，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政治空气，似乎预示着将发生什么，就像大地震到来的前夕，飞禽走兽都不安地奔走躁动，人们不知为什么一下子都过敏起来。当时三总部在北戴河办了个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班，小组讨论时，不知怎么提到《三国演义》，通古博今的军委兼总参办公厅副主任王兴纲，一时兴致所致，口无遮拦。父亲是总参党委副书记，也是学习班的负责人。一位不久前调入总参的副总长跟父亲说，这是个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王在旧军队干过，建议组织上查查他的历史。父亲反唇相讥：“难道共产党就用《三国演义》定人家的罪吗？”
我和父亲曾信仰过的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炒作成了神明的教义。更可怕的是，这一切，正在成为党的主流意识。
父亲给我的来信极其简单，他用毛笔在一张宣纸上写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本人并不认为“四清运动”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一点，在1965年1月毛泽东已经做了暗示，他为“四清运动”制定的目标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终于在一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得以实现。父亲还只是尽心尽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周围的群众，力求让更多的农民相信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落实在改造中国农村的行动中。
1966年夏天，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像四清一样，绝大多数群众，包括绝大多数高级干部，他们仍然不假思索地听从毛主席的号召，狂热而虔诚地投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