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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意味着身份，也意味着教养。一般地说，士都能接受比较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条件不一定最好，学习积极性却可能最高。因为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换取俸禄或食田（可以分得粮食和赋税的田地）。
这就非有本事不可。
因此，士人的第一要务，是“修身”。身修好了，就可以出来工作。其中，帮助大夫打理采邑，叫“齐家”；协助诸侯治理邦国，叫“治国”；辅助天子安定四海，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齐、治、平。
但，无论齐家还是治国，士人都是帮佣，诸侯和大夫则是老板。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是有血缘关系的，士人也一般都有世袭职务和固定工作，或像管仲时代的齐国那样由国家包养。战国之士，则必须自己找工作。他们与诸侯和大夫，是雇佣关系。既然如此，士们是去帮忙，还是帮凶、帮腔、帮闲，便由不得自己。相反，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他们很可能放弃原则而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战国之人急功近利，社会风气急剧败坏，这是原因之一。16
好在事情还有另一面。
另一面就是士在国际事务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战国与春秋的区别。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17简直就是核武器。
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和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他们甚至不惜自己节衣缩食，也要供养士人。齐国执政田成子每年的收入，大部分用于养士。18孟尝君门下食客三千，每天都跟主人吃同样的饭菜。如果食客表示怀疑，孟尝君还得端着盘子去验明正身。19权贵们对士人的谦恭，于斯为最。
相反，士人却完全不必看权贵的脸色，甚至可以傲然视之。有一次，魏国士人田子方与太子击（即后来的魏武侯）狭路相逢。太子连忙让车回避，自己下车行礼，田子方却昂然不答。田子方说：诸侯看不起人则失其国，大夫看不起人则失其家。我们士人，如果主张不被接受，言论不被采纳，换个国家就是。抛弃不识好歹的权贵，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有什么了不起！
魏太子击听了，也只能唯唯诺诺。20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中解放了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战国，就做到了这两点。
事实上，战国的知识阶层虽然不少被国君或大夫供着养着，却其实不必承担责任，也不受任何制约。他们想著书立说就著书立说，想高谈阔论就高谈阔论，想出谋划策就出谋划策，想坐而论道就坐而论道，甚至想拂袖而去就一走了之。没人失去自由，也没人因言获罪。
不被供养的，更如此。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只不过这个黄金时代要从春秋晚期的孔子算起。
奇怪吗？
不奇怪。
事实上，正因为社会剧变，天下大乱，道德沦丧，共识阙如，中国向何处去才成了问题。同样，正因为一个跨国界、超宗族的精英阶层勃然兴起，又没有一统天下的强权能够钳制舆论，问题的回答才有了可能。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隐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世纪大辩论开始了。
那就看他们如何亮剑！
后记
这格子不好走
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和第二卷《国家》在北京首发时，我跟媒体有一次对话。记者问：你用一己之力，在五到八年的时间内撰写三十六卷本中华史，不难吗？我答：难，当然难。记者又问：不累吗？我答：累，当然累。记者再问：有办法吗？我答：有，当然有。
我的办法，是临睡前读侦探小说。
新星出版社的谢刚和褚盟听说，便把他们的“午夜文库”陆续寄来，结果让我在无意中又学了一招。
这一招是迪弗的，叫“走格子”。
走格子是一种刑侦手段。具体方法，是在头脑中将犯罪现场画上若干格子，然后一格一格地收集证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任何线索，而且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手段完全可以用于写作。《祖先》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夏娃、女娲、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六格。《青春志》也是这样写出来的。刺客、情人、战士、人臣、使节、鬼神，也是六格。
只不过，迪弗是“走格子”，我是“填格子”。
但到第五卷，难了。
最大的困难，是这段历史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关系复杂。从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到公元前221年战国结束，整整五百年。平均下来，一万多字之内就得说清百年。这当然并非做不到。但如果既要讲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有血有肉有声有色，那就太难了。
然而必须做到。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是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是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
那不是我要的东西。
史感的获得当然要靠同理心，但同时还需要一项技术支持，这就是还原现场。还原现场才能身临其境，身临其境才能感同身受。这就决定了本书不能是剧情梗概，而应该声情并茂，栩栩如生。
也就是说，只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问题是如何取舍。
首先看是否不可或缺。比如齐桓称霸和商鞅变法，分别是春秋和战国的两件大事；田陈代齐和三家灭知，则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至于开春秋之篇的郑庄公，终战国之世的吕不韦，也不便缺席。由此及彼，宋襄、晋文、秦穆、楚庄、阖闾、夫差、勾践、子产、三桓、苏秦、张仪等等，都非说不可。再加上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已是满满当当，济济一堂。
剩下的，只好割爱。
割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秦王嬴政，还可以留待将来；也好在申包胥哭秦、信陵君救赵、蔺相如会渑池等等，读者多有耳闻，不妨舍去。至于同为食客，为什么选冯而非毛遂，则因为冯更具有代表性，故事也更有看点。因此，尽管后者为我们贡献了“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两个成语，我仍然选择冯。
代表性、典型性和故事性，这是第二条原则。
第三是可读，尤其是要为读者排除阅读障碍。先秦毕竟古远，让读者记住那么多名字就不容易。办法之一，是尽可能让同一人物反复出现。实际上，只要文章做足，是可以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
效果如何，请君检验。
注 释
总注
本卷所据史实及部分观点，请参看《左传》、《国语》、《史记》、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秦史》、童书业《春秋史》。
第一章
1．本节与下节事见《左传·隐公元年》。
2．语见《左传·隐公十一年》。
3．郑立国，是在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去世，是在公元前701年（周桓王十九年）。
4．庄公即位，是在公元前744年（周平王二十七年）；克段，是在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
5．本节事见《左传·隐公四年》、《史记·卫世家》。
6．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元年至桓公二年，《史记》之《鲁世家》、《宋世家》。
7．以上复杂关系，系根据《左传》及杨伯峻的注所推定。
8．本节事见《左传》之隐公三年、六年、八年、十一年，桓公五年。
9．鲁隐公九年，郑庄公伐宋，便借用了王命；隐公元年，郑庄公伐卫，便动用了王师。
10．翦伯赞《先秦史》称，《左传》一书中有关名词的出现次数，侵60次，伐212次，围40次，入27次。
11．本段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12．郑国兼并戴国，是在鲁隐公十年（公元前713年）。齐国兼并谭国，是在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从此，《春秋》开始使用“灭”的概念。
13．请参看《左传》之隐公九年和十年。
第二章
1．事见《史记·齐世家》。
2．文姜嫁到鲁国，是在鲁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当时做父亲的齐僖公曾一路相送而至于（读如欢，鲁国地名，约在今山东省宁阳县），似乎对文姜不太放心。实际上此前他曾想把这个女儿嫁到郑国，却被婉拒。鲁桓公携文姜访齐，则是在公元前694年。此间襄公与文姜兄妹，应有十五年不曾见面。这次重逢，自然如干柴烈火，不可自制。
3．事见《左传·鲁桓公十八年》。
4．鲁桓公死后，鲁文姜与齐襄公的偷情，《春秋》的记载有：鲁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逊，私奔）于齐；二年十二月，会齐侯于禚（读如酌）；四年二月，享齐侯于祝丘；五年夏，如齐师；七年春，会齐侯于防；七年冬，会齐侯于。齐襄公被杀后，文姜曾于鲁庄公十五年如齐。此行是否意在与齐桓公偷情，不详。但此年系齐桓公始霸之年。此后，文姜又于庄公十九年和二十年，两年之间两次到了莒国。去干什么，不清楚。一年后，即鲁庄公二十一年，文姜去世。
5．鲁桓公是鲁惠公的嫡子，鲁隐公的弟弟。公元前712年，鲁国大夫羽父谋杀了隐公，立桓公为君。桓公在位十八年，无大政绩亦无大过错。他的窝囊，当是鲁国的窝囊。
6．以上管仲的治国方略请参看《国语·齐语》。
7．请参看《国语·齐语》。
8．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齐桓公设女闾一事，见《战国策·东周策》，亦请参看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
10．请参看《国语·齐语》。
11．见《国语·齐语》。
12．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3．见《论语·宪问》。
14．见《左传·哀公七年》。
15．《淮南子·原道训》称：“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象麟虫。”
16．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17．事在鲁桓公二年，《左传》称“始惧楚也”。
18．事见《左传·僖公四年》。
19．事见《左传·僖公九年》。
20．事见《左传·昭公四年》。
21．请参看《史记·齐世家》。
22．本节所述，均见《左传》之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
23．一战而霸，语见《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4．详见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
25．古人以一车四马为一乘，二十乘即二十辆车，八十匹马。
26．此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出土文物子犯钟。该文物部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部分由台北收藏家陈鸿荣先生收藏。
27．《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践土之盟事，无秦；《左传·定公四年》言践土之盟盟书，也无秦。
28．城濮之战，是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二日；践土之盟，则在同年五月十六日。
29．以下所述事见《左传》之僖公三十二年至文公六年。
30．见《史记·秦本纪》。
31．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左传·成公六年》。
第三章
1．事见《左传·鲁文公元年》。
2．楚穆王灭江，在鲁文公四年（公元前623年）；灭六，灭蓼，在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伐郑，侵陈，在鲁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伐麇，在鲁文公十一年（公元前616年）；围巢，在鲁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
3．请参看《史记·楚世家》。
4．事见《左传·宣公三年》。
5．以上事见《左传》之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6．语见《左传·宣公十一年》。
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8．请参看《左传·文公十七年》。
9．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左传·成公七年》。
11．《左传·昭公三十年》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12．以上事见《左传》之昭公十九年和二十年。
13．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14．伍子胥之谋，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阖闾扰楚，事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15．实际上，就在伍子胥为阖闾出谋划策时，楚国的政治家子西就提醒过昭王。子西说，吴公子光初得王位，非常亲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不能不多加小心。昭王根本不听。
16．以上事见《左传》之定公三年、四年。
17．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8．《史记·伍子胥列传》称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
19．春秋止于何时，学术界有争议。但《春秋》经文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最后一行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最后一行是“智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三家分晋，则在鲁悼公二十八年（公元前440年），距离吴国灭亡三十三年。
20．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苏州市西南胥门外越城，即越军围吴时所筑。
21．事见《左传·哀公二十年》。
22．事见《国语·吴语》。
23．夫差伐陈，在鲁哀公六年；伐鲁，在鲁哀公八年；城邗，在鲁哀公九年；伐齐，在鲁哀公十年和十一年。战事之频繁，国力之消耗，可想而知。
24．事在鲁哀公十三年，事见《国语·吴语》。
25．事见《左传》之哀公元年和十一年。
26．事见《左传·哀公十三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7．此事《国语》，有不同说法。
28．事见《国语·吴语》。
29．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0．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1．事见《左传·定公十四年》。
32．请参看《墨子·兼爱下》。
33．请参看《国语·吴语》。
34．请参看《国语·吴语》、《左传·哀公二十二年》。勾践为夫差安排的养老处是甬东，即今浙江省定海翁山。
35．见北岛《回答》。
第四章
1．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有学者认为，楚灵王才是真正的霸主（请参看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则此处亦可改为“公元前538年，楚灵王称霸”。
3．如果在齐桓公前面加上郑庄公，在楚庄王后面加上楚灵王，结论也一样。
4．吴国的国名始见于《春秋》，吴国君主始见于《左传》，都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
5．据《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阖闾灭徐，徐君“断其发”以示臣服。至春秋末，人们仍称“吴发短”，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6．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
7．越人参与国际性角逐，在公元前537年。《春秋·昭公五年》称：“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吴始用兵于越，在鲁昭公三十二年。越国国君名始见于《左传》，则在鲁定公十四年，该君即越王勾践。
8．请参看《国语·越语下》。
9．勾践灭吴一百三十九年后，越王无疆伐楚，兵败身亡，越国实际上不复存在。
10．请参看童书业《春秋史》。
11．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2．语见《左传·昭公三十年》。
13．中华文明的“三个唯一”是：一、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二、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唯一没有信仰的；三、没有信仰的文明中，唯一具有世界性的。请参看本中华史之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15．请参看《论语·季氏》。
16．事见《左传·襄公八年》。
17．事见《左传·襄公十年》。
18．子产作封洫及国人之骂，见《左传·襄公三十年》；作丘赋及国人之骂，见《左传·昭公四年》。
19．语见《左传·昭公四年》。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从此化出。
20．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1．语见《左传·襄公三十年》。
22．语见《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