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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都去当医生，作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极为合理的一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士，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想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实来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第二节《新路》与《观察》（4）
在万方多难的今日，我们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发行本刊，想以大家的智慧，来探索中国的前途。探索的方法、角度、内容有不同，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动机是相同的，就是对于国家社会的种种事实与问题，想了解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就是刊物尽管由团体办理，每一句的责任还是由每一个人自己负担。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脚踏实地，不草率行事。我们希望全国人士，本同样的动机与态度，给我们以道义上、精神上的各种协助，使我们的工作，可以发生最大的效用。
这是在国家危机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1）
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
从储安平致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他对胡适的敬意。创办《观察》的时候，致函胡适，为的是求得他支持，并答应担任《观察》特约撰稿人。后来的一些资料中没有发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信，但胡适的名字作为特约撰稿人列在了《观察》的封面下。
1947年胡适南来上海，储安平特致一函给胡适，汇报一年来《观察》的经营情况并向胡适约稿：①适之先生：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是我想先生对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大安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后来《观察》在第3卷第7期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了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规划》。
储安平在《新月》时期是否和胡适见过面，一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资料。但在1947年，储安平曾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此事见于储安平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②适之先生：安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三卷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专肃，即请大安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一般常见到的是储安平写给胡适的这三封信，而见不到胡适的回信。耿云志在介绍胡适的私人档案时曾说：“学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给他写信的更是名流荟萃。”他一一指出了许多人，在新闻界的名单下，列有储安平的名字。①从这三封信，不难看出储安平与胡适的关系。储安平一生对英国的制度很有好感，行文做事都以英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精神上，他对胡适的主张和人格也很崇敬。在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对胡适的言行都给予重视。在1947年的五四前夕，《观察》曾专访过胡适，《观察》在一则补白中曾以《胡适谈话一段》为题，报道过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讲。②《观察》时期，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专文，他惟一给《观察》发表的是一封与费孝通的信，与费孝通的复信同时刊出，信由费孝通提供。
胡适针对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中出现的常识性错误，写信给费孝通。从中可以看出胡适认真治学的态度和对学术研究的严格要求，同时也说明胡适是细读《观察》的。
《美国人的性格》曾在《观察》上连载，费孝通在该书的后记中曾说：“回到北平之后，安平屡次来信要我为观察周刊写稿。我就决定翻译那本书。”③费孝通后来出该书的单行本时，按胡适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失误。从费孝通给胡适信的称呼和语气中，可感到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时的情形大致相同，都对胡适充满敬意。下面是胡适和费孝通的通信：①关于“美国人的性格”（通信）一孝通先生：昨天在观察二卷二十二期看见大作“负了气出的门”，开篇两节里就有两个大错，不敢不奉告。
第一节说丘吉尔“显然的歪曲了历史，即使没有歪曲，也不免是断章取义”。丘吉尔说“他身体流着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的母亲是美国纽约的Jennie Jerome；当然可以说他的血一半是来自美国的。他说的是史实，并没有歪曲历史，也没有断章取义。
第二节说怀德海名字里有个North，这并不错。但你解说错了。你说“原来他是North将军的后裔，而这位将军是奉命来镇压美国独立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一位将军。小怀德海说的大概是指美洲独立时的英国首相Lord North。当时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首相Lord North。
先生既发愤写“美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读一些美国人人知道的历史。如上述两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识。若不改正，必遭读者讥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原谅。
胡适 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此信是我南飞前一夕写的。写了后，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觉得朋友有切磋之责，故补寄上。乞恕！适之（三十六年九月八日）。
二适之老师：（前略）我说“歪曲历史”和“断章取义”原是想说：从历史的过程说，美国人的血是从欧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丘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倒流”来标榜，用意是想去歪曲to bend一般对于历史的成见。他自己的个例是历史上的“断章”，少数例外之意，用以取义，使美国人听来高兴。行文不慎，以致读来不易十分清楚。
第三节 胡适与《观察》（2）
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说的，我没有问清楚底细，把爵士变成了将军，罪甚。
孝通 三十六年九月十日
《观察》创刊不久，就在“《观察》通讯”专栏下，发表了一篇题为《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这篇文章对胡适归国后的情况有详细的分析和报道，当时有人希望他能组织政党，有人主张他先办刊物。《观察》的这篇通讯是研究胡适从美国归来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当时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对胡适所抱的极大希望，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与民主的渴望。文章认为，这几年来，国是日非，一片混乱，人人都对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意于国民党，但也未必赞成共产党。①文章对于胡适组党的声势及他个人的条件作了客观分析。针对当时国内言论界的混乱，许多人主张胡适来办刊物，甚至恢复先前的《独立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胡适若办刊物，对于国家可发生相当的影响。
《观察》的这篇通讯细致地传达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声，《观察》对胡适行踪的特别留意，反映了《观察》同仁对这位自由主义领袖的极大热情。
胡适后来在《观察》上多次出现，源于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观察》在每次报道学潮的过程中，都要涉及胡适。由于《观察》是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刊物，所以它的报道一般较为可信。比如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态度和言论，《观察》都有很细致的报道和分析。胡适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①
胡适对于沈崇事件的态度是：这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对胡适的言论多有指责。其实胡适本人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理智的。由沈崇事件引起的大规模的学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必须指出，在这种热情的内里，也隐含着某种较为狭隘的民族情绪，而胡适在面对这种极为复杂的民族情感时，依然提醒青年学生将法律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来看，自然是他们所难以接受的。
胡适对于学潮的态度一直很坚定。他多次讲过，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上不能令人满意、没有正当合理的机构来监督政府、提倡改革政治的时候，提倡改革政治的责任，往往落在青年人的肩上，像汉宋的大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改革政治的，都是青年学生。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②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1）
《观察》是一个政论刊物，可以说是一个教授的杂志。这个群体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在政治上有追求，在专业上有固定的研究方向。强调他们作为大学教授，而没有笼统地以知识分子相称，是因为注意到作为大学教授，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较能独立表达自己思想，很少受制于党派利益制约。虽然当时教授有相当一批人分属于民盟、国社党、青年党等政治团体，但多数教授在以言论政的时候，都以个人身份发言。张东荪就多次说过：“本人向来在政治上苟有主张，总是独往独来，所以虽隶属于民盟，而所说的话却不代表民盟，读者千万不要误会。”①
中国的大学教授对国家的热情，在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高涨，只是在1949年以后才相对减弱。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当时政治上的严酷并没到不准民间报刊生存的地步；第二、大学教授在经济上相对有保障；第三、大学教授有迁徙的自由，择业的自由，有自由加入任何一个党派的自由，有在学术上自由阐述自己观点的自由。
抗战八年，大学教授的精神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主要以西南联大为典型代表。张申府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他们能保护大学教授对国家的关怀之情。他说：“还有一点，我认为也是重要的，也愿就此附带一说。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得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②
1946年7月，西南联大返回北方，分别重建清华、北大、南开大学。《观察》对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它在一篇《观察》通讯中，将西南联大的精神概括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
《观察》对教授和学生生活从始至终给予关注，从思想活动到生活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及时反映。对于西南联大的精神，《观察》可以说是推崇备至，因为这不仅完全符合储安平一贯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更为难得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刻，那些大学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忍耐品格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三所大学的联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整个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了，只有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织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九年之久，而在这九年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观察》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教授先生的高超德行，三校传统上的宽容精神和三位特出的校长。”①而这一切都与西南联大教授的教育背景有关，他们多数是出身于清华、北大而留学欧美又扎根于母校之中的。
《观察》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非常详细的分析。它指出首先是有派系而无派系之争。在一般的学校中，不断地闹派系之争，但西南联大是很少有派系之争的。这并不是说西南联大没有派系。在联大，正如在任何学校一样，教授们因政治、思想、年龄、工作、学科种种的不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团体。但这些派系都不在学校行政上有什么争夺。因为联大的教授大都是学有专才，他们的全部精力放在研究的工作上，自然就没有空闲去管学校行政，因此就更不会有什么派别之争了。当然，凡是学校行政上发生了什么错误的措施，总有人挺身而出，作坦白的批评，务必做到错误被纠正过来。由于他们的学问，由于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他们总是合作去为学术而努力的。
容忍和民主造成和谐。他们所以能在一起合作，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容忍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大家常称联大是“民主堡垒”或“自由堡垒”，容忍主义或宽容精神是这个堡垒的“中心”精神。因为如果没有容忍精神，则少数不肯服从多数，多数不肯尊重少数，那就只有党争和暴政而不会有民主与自由的。北大、清华、和南开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三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第四节 四十年代大学教授（2）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少。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