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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改革的结果，使得物价猛涨，人们纷纷抢购物品，以免价格上涨得太快，供应商则囤积商品，等放开价格后再卖高价。老百姓要买，供应商不卖，越是如此，情况越紧张。到1988年夏未，恐慌的采购成了上海和许多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银行开始出现挤兑存款的现象。
党和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解决出现的问题。8月，政治局决定，虽然价格继续实行放开，但政府财政和金融必须紧缩。9月，中央委员会将价格改革暂时冷却下来，而把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作为1989年至1990年的主要工作。邓小平在这些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还不十分清楚。
1989年，发生在中国大城市的一场运动震撼着国内外。4月15日，一件预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给人们制造了发泄自我情绪的机会，于是一场运动突然发生了。
4月15日晚，北京大学内学生们开始扎花园，校园的墙上或树上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学也被发动起来。4月17日，星期一，几百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
胡耀邦的葬礼在去世一周后举行。4月22日，大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葬礼，赵紫阳致悼词，悼词中高度地赞扬了胡耀邦的功绩，未提及他的任何缺点、错误以及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大会堂外，聚集了近十万名学生，坐着或站着，每当参加葬礼的官员出现或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呼口号，不过其余时间则很安静。这些学生都是在前一天晚上排着整齐的队伍抵达广场的。他们从治丧办公室得到一份保证：只要他们在追悼大会进行期间留在广场内，就不会对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未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瞻仰胡的遗容。
邓小平可能花了好几天时间思考这次学生运动。4月25日，他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便成了官方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基础。当天晚上，李鹏、杨尚昆拜访了邓小平，并报告了前一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的气氛下召开的，赵紫阳当时不在北京，正在对朝鲜进行访问，因此会议由李鹏主持。听了李鹏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他同意会议的决定，并继续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次运动不是一般的学生闹事，这是企图制造混乱，以此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社论中引用了一些邓小平的原话，并反复强调，如果允许一小撮人继续利用广大群众对胡耀邦逝世借题发挥，中国将陷入混乱，那么人民的利益将遭受损失。
但是政府没有料到，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情况恐怕会更糟。计划中的正常程序，包括在天安门举行欢迎仪式也被迫取消。戈尔巴乔夫不是在挂满彩旗繁华而和平的大街上驱车前进，而是在重兵的保护之下，穿过友好，但明显是官方失控的人群。广场上，戈尔巴乔夫的像代替了胡耀邦的肖像，一大群学生挥舞着旗帜，欢迎这一位改革的发起人，并且质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后来邓小平两次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另一次在欢迎宴会上。对话进行得十分顺利。但双方一定对当时的混乱情况表示遗憾。邓一定为无法给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好的条件表示抱歉。但令邓小平特别难堪的应该是世界的新闻媒介的代表，包括数百名新闻记者和几十名摄影记者，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会堂外的对政治表达不满的那支队伍，他们先是把镜头对准人民大会堂石梯，然后才是大会堂内，吸引记者们的是游行队伍的标语，而不是他与戈尔巴乔夫极具重大意义的握手。
5月上旬，运动在扩大，火药味更浓。学生们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协会，开始印刷小报。5月13日在天安门开始进行绝食。5月19日晨4点，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会见游行绝食的学生。赵告诉学生，他来晚了，希望原谅。他离开天安门广场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按官方文件的报道，他拒绝参加党政军干部大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李鹏宣布了戒严令。文件说赵紫阳把他与党的分歧公开化。
由李鹏签字的国务院命令颁发了，全城实施戒严。5月20日，宣布了三条禁令：禁止游行或聚众罢课；命令部队和其他安全部门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采用“任何有力的手段”；禁止所有中外记者在没有官方许可条件下在军事管制地方进行拍照或采访。很清楚，党和政府准备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生在家长的劝说下离开了广场，另外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害怕这样下去会导致党内改革派遭受挫败，请求学生们离开，于是学生中出现了分歧。
6月3日－4日晚，大规模部队最后进入北京。
6月9日，邓小平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是自戈尔巴乔夫来京后第一次公开露面。电视新闻报道说，他在戒严部队指挥部向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戒严部队已经占领了首都的重要建筑和主要路口。
邓小平首先对那些在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对受伤的官兵们表示慰问，他提议在场的每个人起立为死难烈士默哀表示沉痛的哀悼。
在这次接见中，邓小平还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新语调。他实际的思想是，好的领导总是能够预测政治困难，并能事先加以处理。
邓小平特别强调年轻士兵完成了他们之职责这一点。他说，他们没有忘记人民、党的教导和国家的利益，他们面对死亡毫不含糊。表现了军队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他同时又表示他敌视那些蔑视党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以后邓小平讲的全是有关政治和经济的战略问题。他好像在工作会议上给一群老百姓讲话，而不是面对一群严阵以待的军人。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他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把问题引向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来。他以极具预见性的口气肯定他说，这一战略一定要，而且也应该要坚持。
邓小平谈话的第二部分没有吸引外国人的注意，但这一部分谈话却表明他仍在使用敏锐的政治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时刻提防可能会出现的两种危机，一是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会把学生运动归罪于改革政策；另一个是赵紫阳的失势，使这一战略容易受到他人的攻击。然而，邓小平的政治方法并没有改变，他仍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办法。但当时全世界人都不知道他的这一谈话竟暗含着这么多的玄机。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9－70页。＇奇。ｃom书＇
②同上书，第70页。
③同上书，第142页。
④同上书，第181页。
⑤同上书，第196页。
⑥同上书，第229页。
⑦同上书，第240页。
邓小平传……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
第十五章 可敬的老人
1989——1983年
毛泽东指定的三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和华国锋，有的去世了，有的下台了。邓小平所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胡耀邦，结果也是这样，现在轮到赵紫阳。6月底，李鹏呈交中央委员会一份关于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时期所犯错误的报告书，大体上是说，赵没有坚持好四项基本原刚和没有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他对动乱的发生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①。从组织角度上讲，赵紫阳的命运与邓小平在1968年和1976年所遭遇的命运一样，他丢掉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以及以中央委员身份出任的一切党内职务，只是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允许他保留党籍。从此以后，他完全销声匿迹了。时不时地他也打一两次高尔夫球，这说明他还不是犯人。1992年传闻，说他有复职的可能，但在秋末，中央委员会公布不改变对他的处理，这一谣言不攻自破。
除赵紫阳本人失去了政治局和国家的职务之外，还对其他几个中央委员作了降职处理，胡启立失去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务。常委名单中增加了三名新常委：江泽民、宋平和李瑞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
江泽民是一位未在预料中的人选。像李鹏一样，他原也是一位技术工程师，在60－70年代担任许多技术部门的工作。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喜欢大笑。江在上海长大，兴致来时，也会唱唱英语歌，喜欢40年代美国电影。年轻时，为了逃避国民党军警搜查共产主义分子，他曾藏在校长汽车的行李箱里逃出了校园。江既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敌人，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热心人。
李瑞环是一位年轻活跃的人。1958年他曾以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修建工程而获得“青年鲁班”的美名。他担任过天津市市长，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能干的市长，他好像是一团火，谈话从不死板。他鼓励海外对天津投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提升也与江泽民一样，代表邓小平希望持续进行改革。
中央委员会会议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他十分清楚，对于一个一党制的国家，领导人离开办公室之后的命运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元老领导人，一是失势。作为一位具有七十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根据原文译出。——译注）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六·四”事件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已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待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也取得了胜利。这要归功于他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那篇讲话，以及他提升了江泽民。因此，“六·四”之后，在继续贯彻80年代的政策上没有严重的障碍。农业上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的范围并夫扩大；对国外投资者的奖励政策没有改变。而且，邓小平还要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
由于邓小平不再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也很少接见外国访问者，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不太容易的。不过，在1990年初至1991年底，他经常与党的高级领导人谈论改革之事。有一点很清楚的是，很多人对他的观点漠不关心或表示反对，1991年春，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阐述他的观点的文章，而一些全国性的报纸甚至不曾提到这篇文章。
1992年初，他开始南巡。巡视华中、华南、华东，包括他的话能很快被香港报道出去的地方。他访问了武汉、深圳特区、珠海和上海。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发表讲话。很快，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和一些引语出现在香港的报纸、电台和电视节目中。观看香港电视的成千上万华南观众很快获得这一消息，不久消息遍及全国各地。
从北京对此事反应的速度来看，中共领导阶层未经过太多的争议就已决定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了。2月21日。邓小平作南巡的最后讲话。28日他讲话的部分内容以中央委员会文件形式大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两个大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在发展问题上，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在一段讲话中，他说出了一段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这段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②。
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他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③。
这些话很清楚：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
在政治上，同他过去多次所说的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排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们决不能手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最后，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还说：“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的讲话在夏初的《人民日报》发表后在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成了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着邓小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的成功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定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把邓小平比喻成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并指出，大会的任务是把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加速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会最后一天，当邓小平在邓榕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