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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回忆录》一版再版，一共发行了40万册。1986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特等奖。1988年，由总参二部主持，请国家马列主义编译局译成英文版，向全世界发行。1991年，担任香港明报集团董事长的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看了后也热情赞扬，经与我们联系同意，由明报集团将书改编成繁体字竖排本，在海外广大华人同胞中发行。应广大读者的要求，2005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又一次再版了父亲的回忆录。
“你的回忆录我看了三遍。”（2）
关于林彪的问题，是父亲写回忆录时无法回避的话题。他和林彪前后共事达五六年之久，应该说是比较了解他的。林彪个性极强，心机重重，话又太少，很难和他交流，一般人难以与他合作。可是，父亲和他虽然时有矛盾，偶尔也比较激烈地争一次，但总的来说，还能相处下去。林彪也比较尊重他。这可能与父亲的性格比较温和，以及父亲采取的处事方法有关。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尽量支持他的工作，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少争论。
据父亲回忆，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时，林彪曾私下动员父亲，跟他一块干，到四野来当政委，把罗荣桓给换掉，因为他跟罗不好合作。父亲当然是拒绝了，说：你点一下将，要谁我都给，我却不能去，除非中央有命令。
“文革”期间，应该说，林彪对我父亲是念了一点旧情的，否则父亲的处境可能更糟。也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父亲只分管科技工作，手中没握有兵权，没挡他的路，所以他手下留情了。否则他也不会客气的。一个想篡党夺权的人，是不会顾及什么情面的。
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如何写林彪，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林彪属于历史上必须否定的人物，但他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长处，首先他有很多战功，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他怎么会到副统帅的位置上面？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每到关键时候，毛泽东就会想到林彪。长征，一军团是最主要的主力军团。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三军团合并到一军团，毛泽东仍然让林彪当军团长。西征的时候，彭德怀去指挥，毛泽东让林彪去办学校，当红军大学的校长，这似乎是个更重要的岗位。抗战开始，一军团改编为115师，115师是三个师里面人数最多的，林彪又来当师长了，而且开赴华北前线时，115师首先出征，另两个师在后面跟进。抗战结束，中央决定抢占东北，全国支援东北，毛泽东又把因伤久疏战阵的林彪派过去了，如此的重担交给他，说明毛泽东十分相信他。平津战役，林彪的部队唱主角。之后，大军南下，又把林彪放到了重要方向上，打湖南、广东、广西方向，因为敌人有战斗力的部队，大多在这个方向，截断了这个方向，就等于把敌人海上、陆上的通道堵住了。到了抗美援朝，毛泽东首先想到林彪，林彪托病不去，才派彭德怀去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拿下了彭德怀，又想起了林彪，把他扶上来了。到了“文革”，毛泽东把他树为“接班人”。这充分说明，林彪在毛泽东眼里，是堪当大任的，他一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
面对复杂的林彪，面对复杂的历史，在写回忆录时，父亲定下的指导思想是：林彪的长处糅合在历史进程中，分散开来写，免得写集中了，有“歌颂”他之嫌，他的短处、错误一小部分也是分开来写，大部分集中来写。这就有了成书后的一节：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回忆录出版后，父亲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有些读者说，你聂帅没有实事求是，林彪出事了，你就把林彪说成一无是处，林彪坏，是后来坏。也许，林彪的几个问题也糅合在历史进程当中来写就好了，集中起来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聂帅不实事求是，光说林彪的坏话。
其实，父亲说了他不少的优点，只是分散在各章节中，不显眼罢了。
那是八十年代初，政治上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开放，能够写到这个份上，也有读者说，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了。
后来许多书籍和影视剧，写到林彪时，就源自于父亲的回忆录。人们认可它，说明父亲讲的故事是真实的，可信的。
靠一本回忆录，能够影响那么多的读者，能够给大伙提供学习和批评的资料，是父亲晚年感到欣慰的事情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父亲老家的远房堂弟、在四川省担任领导工作的聂荣贵来看望他，他问道：“我送你的书你看了吗？”聂荣贵说：“看过了。”这里说的书，就是他的回忆录。
他对聂荣贵说：“这是我的历史交待，革命那么多年，我对党没作出什么重大贡献，但是党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没有做什么对不住党的事情。我已经90岁了，比毛主席、周总理、许多老帅，活的时间都长。我的回忆录写好了，我的历史交待清楚了，现在我去见马克思，死而无憾了。”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1）
1992年5月16日，父亲逝世的第二天，治丧委员会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唁电。一份是宫崎县都城市市长岩桥辰也发来的——
惊悉将军阁下不幸逝世，不胜悲痛。
聂将军是居住在本市的美穗子的救命恩人，一直是美穗子的精神寄托。美穗子先前访问贵国后，我曾高兴地听到了有关聂将军当时非常健康的介绍。聂将军虽不幸离开我们，但他帮助日本幼女的事迹，作为中日两国之间一个美好的故事，将继续被传诵。
另一份唁电是美穗子本人发来的——
由于那场可怕的战争，使我在中国内地沦落为孤儿，承蒙聂将军相救，才使我有今天。从回国之日起到今天，我一直崇视聂将军为我心灵的依托。忽接父亲去世的噩耗，而因相隔甚远不能前往凭吊，甚感遗憾。
两份唁电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尤其是美穗子，她称我父亲为“父亲”，足见父亲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关于父亲与日本孤女美穗子，多年来，早已是一个在中日两国间广泛流传开来的动人故事，并被拍成了电影。
2002年9月23日，我来到河北省井陉县洪河漕村寻访父亲的足迹。当年就是在这里，父亲指挥过百团大战，还救护过日本小姑娘美穗子。这个故事是大战中的插曲，它就像一首委婉温情的歌，在时光中传送了60年，并且还会继续传唱下去。
我站在山冈上，望着传说中的“送孤处”，体验着一种久别的温情，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40年8月中旬，在进攻井陉煤矿的战斗中，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三团一营的战士们在战火中救起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她们的父亲是井陉煤矿火车站的日方副站长，名叫加藤清利。一分区部队攻占了井陉煤矿新矿，他们撤走之前，盘踞在岗头老矿的日军向新矿猛烈炮击，加藤清利和妻子加藤麻津就是被他们自己的炮弹打死的。战士们从瓦砾中把两个日本女孩救出来，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把电话打到父亲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如何处理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要把孩子照顾好，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父亲似乎不放心，又补充一句：“要快！注意安全。”
参战部队先把孩子送到四分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再由战委会派专人用箩筐挑着两个日本孩子来了。父亲看到，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有五六岁的样子，剪着短发，穿着长条花纹衣裳，显得清秀而可爱；小的尚不满周岁，还在襁褓之中，穿的也是小花衣，不幸的是，她的脚部被炸伤，伤势很重，我们前方的医务人员已经对她进行了抢救和治疗，使她暂时脱离了危险。
面对这两个日本孩子，父亲心潮难平。他身经百战，耳闻目睹了无数八路军官兵奋不顾身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抢救落难百姓的场面。可是这一回，他的部队救下的，却是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在这场野蛮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分子不知残杀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孩子，而现在，他们的孩子却安静地躺在八路军战士肩上的箩筐中，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啊！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想法是，孩子是无罪的，应当很好地安置她们。至于究竟怎么办，我考虑，或是由我把她们养起来，或是把她们送回去。”
父亲走近箩筐，蹲下来，亲切地抚摸着这两个敌国的女孩。参谋长聂鹤亭和一群参谋也围上来，大家静静地看着父亲与两个孩子进行默默的交流。他们都知道，父亲特别喜欢孩子，只要有空，他就要逗逗老百姓家的孩子。他们也都知道，父亲的独生女儿丽丽——也就是我，已多年没有音讯。父亲格外地喜欢孩子，疼爱孩子，是不是就寄托着他对失散多年的女儿无限深情的思念？
父亲先抱起那个受伤的婴儿，看到伤口包扎得很好，孩子安详地睡着。他便嘱咐身边的医生和警卫战士，好好护理这个孩子，看看附近村子里有没有正在哺乳期的妇女，赶快给孩子喂喂奶。一个警卫员赶紧跑开了。
父亲看到两个箩筐里各放着几个雪花梨，还放着为孩子赶苍蝇的苍蝇拍子，满意地点点头。他问送孩子来的民兵：“孩子来之前，在你们那儿是怎么安排饮食的？”
来人说：“我们四分区政治部的袁心纯副主任规定，按团职干部负重伤的标准特别照顾，供给奶粉、罐头、白糖、水果。我们用西瓜沾白糖，一口一口喂这个受伤的小姑娘。”
父亲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对！”
这时候父亲并不知道，那位一路上精心照料和护送日本孩子的民兵，其母亲尽管是个瞎子，也竟于不久前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而那位半夜还打着手电为日本孩子查铺，送走孩子前还叮嘱路上要注意驱赶苍蝇的袁心纯同志，后来竟被日军用马刀砍了头！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2）
父亲拿起一个雪花梨，送给那个大一点的女孩，她不肯接。父亲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赶紧用清水冲干净，她这才高兴地接过去，吃了起来。父亲笑了。
把两个孩子安顿下来后，父亲让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他把那个大点的女孩拉在怀里，用小勺喂她。慢慢地，她不再拘束。父亲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嗯嗯”地回答着。翻译在旁边说：“她说叫‘兴子’。”父亲听了，感觉像个日本女孩的名字，就此把她叫做兴子了。
两个孩子在指挥所停留期间，那个叫“兴子”的女孩像个影子一样，一直跟着父亲，常常用小手拽着父亲的马裤腿，父亲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
那两天里，父亲把本应给自己女儿的深沉的父爱，给了那两个战火中的敌国遗孤。同时他一直琢磨，怎样安置这两个孩子？他真的很想把她们养起来，但又考虑到战事频繁，整天东奔西走，而且边区环境太艰苦，照顾她们有不少困难，尤其是大一点的兴子已经懂事，把她们留在异国的土地上，将来也许会给她们造成痛苦和隔阂。渐渐地，父亲倾向把她们送回去，虽说她们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但她们日本的老家总会有亲戚朋友可以照应她们吧？……
父亲最终决定，把她们送走。他亲自安排送孤事宜，派人找来可靠的老乡，请他帮忙，用箩筐挑着两名日本孤儿，送往石家庄的日军兵营。为了防止孩子在半路上饥饿啼哭，他特地准备了各种食品，放在挑子里。孩子要走了，他依依不舍地抱起她们，摸摸她们的小脑袋，以示祝福。兴子似乎意识到要与这个她已经熟悉的大人分别，所以紧紧皱着眉头，神情有些忧郁。
恰好这时候，著名摄影家沙飞从前方回到了指挥所，他被眼前的场面深深地打动，拿出照相机，拍摄下一组照片。就是这组照片，后来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见证。
一切都准备好了，父亲拍拍老乡的肩膀，说：“老乡，请把这两个孩子送到敌人那里去吧。”
说完，他交给那位老乡一封自己的亲笔信。信没有封口，便于沿途的敌人阅看。信中写道——
日本军官长、士兵诸君：
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阀负之。
此次我军进击正太线，收复东王舍，带来日本弱女二人……彷徨无依，情殊可悯。经我收容抚育后，兹特着人送还，请转交其亲属抚养，幸勿使彼辈无辜孤女沦落异域，葬身沟壑而后已。
……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幡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
专此即颂
安好
聂荣臻
八月二十二日
老乡挑着孩子走远了，父亲心情复杂地收回目光。几日后，老乡回来了，说已安全送到，并且带来了石家庄日军的一封感谢信。父亲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
父亲后来说：“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
40多年里，父亲一直记着那个大一点的孩子的名字——兴子，一直牵挂着她们姐妹。
40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似乎被岁月遗忘了。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它却又来到了人们面前，并且一下子感动了无数的人。
1980年4月25日上午，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等人来向父亲汇报事情，汇报结束后，随同前来的《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来到父亲面前，拿出3张照片，请父亲过目。父亲眼睛一亮——3张照片均是百团大战期间，著名摄影家沙飞拍摄的，内容分别是：父亲身着八路军军服，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父亲望着一名战士给另一个小女孩喂饭；一位老乡肩挑箩筐，筐里坐着小女孩，父亲慈爱地抚摸着孩子的头。
父亲端详着照片，微微点头。姚远方问：“聂帅，您还记得这几张照片吗？”
父亲说：“记得，记得。这是在百团大战中我军从井陉煤矿救出的日本小姑娘。”
姚远方说：“您的记性真好，都过去快40年了。我写了篇文章，可就是不知道日本小姑娘的名字，您还有印象吗？”
父亲略微愣了愣，说：“大点的女孩好像叫兴子。对，就叫兴子！”
姚远方满意地走了。
5月，《解放军报》和《解放军画报》相继刊登了姚远方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文章。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强烈反响。5月29日，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全文转载了姚远方的文章，同时编发了一篇题为《战火里救出孤儿，聂将军四十年后呼唤兴子姐妹》的报道。30日，该报又通过两名驻京记者星野和荒井约见姚远方，详细询问此事的经过，表示一定要设法找到当年的那两个小女孩。一时间，两国人民都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兴子。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3）
奇迹很快发生了，不到10天，《读卖新闻》的记者居然真的找到了那个五六岁的女孩，她真正的名字叫加藤美穗子（现名美穗子）。那年美穗子43岁，是3个孩子的母亲，住在日本九州宫崎县都城市，与丈夫经营一家小商店，日子过得还不错。
6月10日，《读卖新闻》以《真的是“兴子”，她写信给聂将军，盼望着再会》为题，报道了已经找到日本小姑娘的消息，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快，《读卖新闻》转来了美穗子希望访华看望父亲的亲笔信。
当父亲确认兴子就是美穗子时，非常欣慰。在日语中，“兴子”和“死了”的发音较为接近，而在当时，父亲问小女孩叫什么，也许是小女孩年纪太小，受到惊吓，答非所问地一个劲地说：“妈妈死了，妈妈死了。”对日语不太精通的翻译就此译成了“兴子”。她的那个襁褓中的妹妹送到石家庄后，因伤势过重，死去了。
父亲看过美穗子热情洋溢的来信，高兴地对我们说：“我看了她的近影，很像她小时候的样子。阔别40年，终于找到了，很难得。这件事能够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父亲又对我说：“我又多了一个女儿，你多了一个妹妹。”父亲的这个说法让我感到特别的温馨。
解放军总政治部转来了日本“日中合作战友会访华团”赠送给父亲的日本古代武士盔（又名鎏金狮子兜），还转达了一段话：“赠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传统的崇高礼节，我们谨以此向聂荣臻将军阁下40年前在战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们中不少人曾在华北地区与八路军作过战，对聂将军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