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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请便，大叔。”每次听到这几个字，我都会松一口气。穿过多尔汗边境地带时我的情绪突然高涨了起来，进了巴基斯坦，整车人一下子就有说有笑了。你会深深体会到自由：令人提心吊胆的塔利班压迫没了，心头的重担也放下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我们来到了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我们在那里上了一辆夜间大巴，一直坐到历代君王之城——拉合尔。我们去了哥哥位于该市的房子，受到他的正室及其岳父岳母的热情接待，两位老人就住在那里。那一晚，我们喝着可口可乐，吃着查帕里卡巴，这是一种牛肉粉拌石榴和干椒粉的食物。那一顿可以和我吃过的任何一顿相媲美，更何况那是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吃到的不受塔利班禁令约束的美味。
拉合尔真好。这是自结婚以来，我和哈米德第一次能够像正常的夫妻那样出去尽情地放松自己了。拉合尔的景色真美，到处是清真寺，座座都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商店更是鳞次栉比。我和哈米德一连逛了好几个小时，饱览当地风光。在一个专门向妇女和家人开放的公园，我们还进行了一次野炊。为了娶我，哈米德努力争取了好几年，可是，婚后我们几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悠闲地坐下来，慢慢品味共同呼吸相同空气的乐趣。
拉合尔干净、便利，与骚乱中的喀布尔完全不同。内战时期，喀布尔不知有多少建筑物轰然倒下。拉合尔的历史建筑也让我赞叹不已。16~18世纪，这个城市处于莫卧儿人的统治之下。莫卧儿时代正值印度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那时的皇帝曾经控制了大部分亚洲次大陆。莫卧儿人以建筑出名，像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王沙 · 贾汗建造的。在拉合尔市，他们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建筑，其中有很多后来成了这个城市的地标，包括气势恢宏的拉合尔城堡和夏利玛尔花园，这两处如今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感觉依旧不舒服。哈米德两番入狱，遭到塔利班的残酷对待，也十分脆弱。但是，拉合尔的宁静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得到身心上的恢复。用“宁静”来形容这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巴基斯坦城市或许不是十分恰当，但我们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之后，彼时彼刻的感受实实在在如此。
在拉合尔过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收到消息称阿富汗总统拉巴尼到了白沙瓦。他虽然遭到了塔利班的废黜，但我们和其他国家依旧视他为合法的领导人，拉巴尼的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仍然代表着阿富汗，只有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承认塔利班政府的合法地位。我哥哥曾经在拉巴尼政府的内政部任职，与他颇有交情，他联系上了总统，总统马上邀请他和哈米德前往。于是两人前往觐见，并听取了他夺回国家政权的宏伟计划。
拉巴尼和我们一样，都来自巴达赫尚省。他是我爸爸的朋友，偶尔也是竞争对手，我们对他无比尊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反对阿富汗倾向苏联的主要力量。苏联入侵期间，他在巴基斯坦组织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抵抗。
倾向苏联分子失势之后，纳吉布拉也跟着垮台，拉巴尼选举当上了总统。但那个时候游击队政府派系斗争很厉害，这些势力挑起了拉巴尼和 马苏德一派与以杜斯塔姆将军和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内战。
拉巴尼的营地里聚集了很多人。哈米德和米尔沙卡伊两人从他那里回来之后情绪高涨，他们坚信只有拉巴尼才能维持阿富汗政局稳定——尽管现实情况是，塔利班依然牢牢地掌权，就连拉巴尼自己也不敢想象夺回政权的那一天。他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我，在拉合尔平静安全的环境里，我对阿富汗的前途又重新燃起信心的火焰。
因为想到拉巴尼能够重新执掌政权，哈米德和我几乎当场决定立马回到喀布尔。一来，我们刚刚获得了新希望；二来，哈米德守寡的姐姐以及她的孩子们都还留在喀布尔，所以，哈米德和我都很想回去照顾她。我哥哥认为回去太危险，决定留在巴基斯坦，往返于白沙瓦和拉合尔两处的住宅。离开哥哥嫂子真是不舍，因为我不知道何时才能与他们再见面，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跟他们见面。但是，我现在是已婚少妇，我应该做的就是紧紧跟随丈夫。
很快就要进入深冬，天上的雪越下越大。在我们回喀布尔的途中，开伯尔山口已经白雪皑皑，天气显得分外寒冷干燥。或许那凹凸不平的岩石就像塔利班，刚下的雪就如阿富汗新的开端——将他们的冷酷无情永远雪藏。我真的希望如此。
哈米德和我越过边界，进入阿富汗境内，一路平安无事，很快就回到喀布尔的家中。离家一个星期，回到家，足以让我再次体会到在家的舒服。即使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的拳拳爱国心也没动摇。这是我的喀布尔，是我的阿富汗。
斋月开始了，和所有穆斯林一样，我们也禁食，从日出一直到日落。黎明之前我们就起床，吃了点撒哈。撒哈是天黑之前吃的早餐，这一顿要维持一天，直到日落我们才可以再进食。通常我们吃得很早，吃完后再上床小睡一会儿，接下来就开始晨祷。
哈米德和我刚刚上床准备睡觉时，有人敲门，哈米德起来应门，我们都以为是邻居找我们帮忙或者别的什么。我听到了讲话声，接着便是哈米德回卧室的脚步声，只见他脸色刷白，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他问我要外套，说塔利班在门口等，车子就在门外。哈米德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去。我真想冲出去，请求塔利布不要带走他，放过我们。我们回到喀布尔，为的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可现在他们又要把他带走。
哈米德处变不惊，淡定地命令我回到卧室去。我穿的是睡袍，不方便向那些陌生人请求，即使在凌晨五点钟这样的时候站在自己家的门阶上也不行。我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抓走哈米德，他并没受到任何指控。来的几个人只是说需要他走一趟，他就只好跟着走了。听到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随后就倒在枕头上啜泣，一边捂着鼓鼓的肚子，一边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认识一个从巴达赫尚省来的人，他正给塔利班效命。在一本旧笔记本里我找到了这人的地址。他是普勒恰尔希监狱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监狱，在苏联入侵时期，曾因折磨囚犯手段之残忍而臭名昭著。我不知道哈米德被那些人带到哪里去了，只知道能够帮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你只能叫别人帮你一次忙，多了，对他们自己也危险，所以再去找以前帮忙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与这个巴达赫尚人不怎么熟，可我希望他能看在老乡的分上，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接受我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醒来之后，我立马穿上蒙面长袍，冒着寒冷的晨风，去找他了。
普勒恰尔希监狱在喀布尔郊外10公里远的地方，我是走着去的。一路上，城市的景象渐渐隐去，接着是一座座的村庄，再后来连村庄都没了，只有几间稀稀落落的泥土房，走到最后，公路也变成了灰尘满天飞的小道。女人真不该单独来这种地方，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小道不知通向哪里，走着走着，监狱突然从地表冒了出来。卫兵的刺刀和高墙上密布的铁丝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粗糙的泥浆墙面透露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上面的瞭望塔阴森恐怖。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被称为阿富汗的阿尔卡特拉兹①，想逃跑是万万不可能的。我走进门卫室，向他们解释了情况，请求跟巴达赫尚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见一面。一个警卫进去问了。回来后只说了一个词的答案：“不行。”“巴达赫尚省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我让门卫将这话转达给他听。难道他就不能发发慈悲让一个妻子去问问她失踪的丈夫的去向吗？我希望这样的激将法能够刺激那个老乡采取某些行动。我是个新婚的穆斯林妻子，从传统文化上讲，不应该独守空房，无人照料。门卫听了似乎觉得羞愧，答应向上司传达我的信息，但那个所谓的老乡还是拒不见我。我能猜出几种原因，一定是我当着他手下的面指责他，让他感受到了羞辱。我被告知几天后再过来。
我只好走回家，又饥又渴，肚子里的胎儿还在乱踢。对于丈夫的下落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
中午时分，我万分沮丧地到了家。哈米德的一位年长的亲戚刚刚去世，我和小姑子按理应当去参加葬礼以表示慰问。我实在不愿意去，但是，家庭的责任和名誉容不得我不去。那天的葬礼情况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对哈米德的担心，根本容不下其他。正当我心事重重地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时，一位长者走了过来。原来，虽然哈米德被捕才几天的时间，但消息已经传开了。老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同情，他一说话，灰色的长须也动了起来，他悄悄地对我说知道哈米德在哪里。据他的一名亲戚称，老人没说亲戚是谁，也没提他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丈夫被关押在情报三处，这是所有情报机构中最为危险的一个。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找出政治上的异己，然后将其清除。我开始为哈米德的处境担忧，不过至少知道他在哪儿了。
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后劝我到餐厅找颗枣子或者水果开斋，说我应该把婴儿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来到了餐厅，独自一个人坐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刹那间浮现在了脑海。长期没去回忆，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忧郁的情绪中渐渐清晰。我想到了父亲还健（。电子书）在时在呼利大宅开斋的日子，那几天，我们会拿一块桌布大小的传统小方布铺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当地农村妇女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上面染了红色和橙色，鲜艳活泼，相当漂亮。这些自然色都采自山上的植物。我们还会在小方布的周围摆上床垫和小垫子，大家盘腿坐在垫子上吃东西。
小方布上堆满了营养美味的开斋食品，像蔬菜馅薄脆饼、洋葱酸奶肉馅包、葡萄干扁豆萝卜什锦饭。我的姐姐们都会去帮忙做这顿饭，往往在斋戒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准备妥当，等着饿得发慌的大家庭成员下楼来吃。
父亲要么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会见客人。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家人都坐下来聚在一起——他所有的妻子，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我们坐着吃，有说有笑。那时我还很小，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团聚时刻。每每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很放松，聊着当天发生的琐事。每当想到战前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心就像在滴血。我是多么想念母亲、兄弟姐妹们呀！真想回到彼时彼地，再做一回天真无邪的乡村儿童，无忧无虑，整天想着偷偷拿几颗巧克力或者一些调料放到一双木鞋里。
赫蒂彻端上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烩肉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她感激地笑了笑。有了她，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哈米德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了。这时，赫蒂彻的孩子们也跑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着大家吃得那么开心，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