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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父亲不辞而别，他走得无声无息，连一张纸条也没有留下，拖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生命离我远去。后来的日子里，我为自己的疏忽不断自责，我父亲离家的前几天，让我从柜子里找出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放在他的枕边。我没有注意这个先兆，以为他想看看自己的新制服，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领到的制服，却疏忽了他多年来的一个习惯，每当他遇到重要事情时就会穿上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
我父亲不辞而别的那一天，我们城市发生了一起火灾，距离我的小店铺不到一公里的一家大型商场起火了。我得知这个灾难的消息时已是下午，那时候因为父亲迟迟没有回家，我正在焦虑之中。当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觉得父亲可能去了那家商场。接下去这个念头挥之不去，我在胡思乱想里意识到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我的生日，父亲很有可能趁着自己还能慢慢走动，去那里给我购买生日礼物。
我把店铺关门打烊，奔跑地来到那家商场。银灰色调的商场已经烧成黑乎乎木炭的颜色，黑烟滚滚升起，火势差不多熄灭了，十多辆消防车上的水龙头仍然喷射出高高的水柱，降落在烧焦了的商场上。几辆救护车停在街道上，还有几辆警车。消防梯架到了商场上，消防人员已经进入商场救人，有人被抬了出来，送进救护车以后，救护车鸣叫着疾驶而去。
商场四周的路口挤满人群，他们七嘴八舌讲述着起火的经过。我置身其中，听到的都是断断续续的语句，有人说是早晨十点左右起火的，还有人说是中午起火的。我在他们中间穿梭，听着他们议论起火的原因和猜测伤亡的人数，一直到天黑，我才走回自己的店铺。
晚上电视里报道了商场的火灾，来自官方的消息称是电路起火引发的火灾，时间是早晨九点半，电视里的主播说当时商场刚开门，里面的顾客不多，大部分顾客被紧急疏散，只有极少数顾客来不及撤离。至于伤亡人数，电视里说正在调查中。
这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我一夜忐忑不安。早晨的电视新闻里出现商场火灾的最新报道，七人死亡，二十一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到了中午，电视里报出了所有伤亡人员的姓名，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可是网上出现了不同的消息，有人说死亡人数超过五十，还有人说超过一百。不少人在网上批评政府方面瞒报死亡人数，有人找出来国务院安委会对事故死亡人数的定义，一次死亡三至九人的是较大事故，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的是重大事故，一次死亡三十人以上的是特别重大事故。网上有人抨击政府逃避责任，将死亡人数定在七人，即使两个伤势严重的人不治身亡，也只有九人，属于较大事故，不会影响市长书记们的仕途。
网上传言四起，有的说那些被隐瞒的死亡者家属受到了威胁，有的说这些家属拿到了高额封口费，还有人在网上发布被隐瞒的死亡者姓名，那里面仍然没有我父亲的名字。
我父亲两天没有回家，我去寻找他。先去火车站打听，我想也许会有几个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见到过他，可是没有他的消息。他瘦成那样了，即便是认识他的人也可能认不出来了。我再去郝强生和李月珍家中，他们刚刚从广州回来，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顺利通过了移民签证的面试，回来后着手出售居住多年的房屋，准备远渡重洋与女儿一起生活。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很难过，郝强生连声叹息，李月珍流下眼泪，她说：
“儿子，他是不想拖累你。”
他们觉得我父亲很有可能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村庄，让我去那里寻找他。
我把店铺出让给别人，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我父亲的老家。我小时候去过那里，我的爷爷和奶奶并不喜欢我，觉得我搅乱了他们儿子的生活。我父亲有五个哥哥姐姐，他们和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爷爷曾经在铁路上工作，当时国家有一个政策，如果我爷爷提前退休的话，就可以安排他的一个孩子到铁路上工作，我爷爷在六个孩子里选择了最小的我父亲，另外五个对此很生气。可能是这些原因，父亲后来不再带我回老家。
我的爷爷奶奶十多年前去世了，我父亲的五个哥哥姐姐仍然住在那里，他们的子女很多年前就外出打工，已经在不同的城市扎下了根。
我在繁华的县城下了长途汽车，叫上一辆出租车前往我父亲的村庄，出租车行驶在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上，我记得小时候和父亲坐车来到这里时，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路，汽车向前行驶时蹦蹦跳跳。就在我心里感慨巨大的变化时，出租车停下了，柏油马路突然中断，前面重现过去那条坑坑洼洼的泥路。出租车司机说上面的领导不会来到这种偏僻的地方，所以柏油马路到此为止了。司机看到我惊讶的神色，解释说乡下的路都是为上面的领导下来视察才修的。司机指着前面狭窄的泥路说，领导不会到这种鸟不下蛋的地方。他说往前走五公里，就是我要去的村庄。
当我再次来到父亲的村庄时，已经不是我小时候来过的那个村庄，那个村庄有树林和竹林，还有几个池塘，我和几个堂哥拿着弹弓在树林和竹林里打麻雀，又卷起裤管站在池塘的水里捉小虾。我记得田野里一片片油菜花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男女老少鸡鸭牛羊的声音络绎不绝，还有几头母猪在田埂上奔跑。现在的村庄冷冷清清，田地荒芜，树木竹子已被砍光，池塘也没有了。村里的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只看见一些老人坐在屋门前，还有一些孩子蹒跚走来。我忘记父亲五个哥哥姐姐的模样，我向一个坐在门前抽烟的驼背老人打听杨金彪的哥哥和姐姐住在哪里。他嘴里念叨了几声“杨金彪”，想起来了，对着坐在斜对面屋前一个正在剥着蚕豆的老人喊叫：
“有人找你。”
这个老人站了起来，看着走过去的我，双手在衣服上擦着，似乎准备要和我握手。我走到他面前，告诉他，我是杨飞，他没有反应过来，我说是杨金彪的儿子。他啊的一声后，张开没有门牙的嘴巴喊叫起了他的兄弟姐妹：
“杨金彪的儿子来啦！”
然后对我说：“你长得这么高了，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另外四个老人先后走过来。我看到他们五个都是穿着化纤料子的衣服，站在一起时竟然如此相像，只是高矮不一，如同一个手掌上的五根手指。
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给我泡茶递烟，我接过茶杯，对着递过来的香烟摇摇头，说我不抽烟。他们忙碌起做饭打酒，我看看时间还不到下午三点，说现在做饭早了一点，他们说不早。
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不再妒恨我父亲。知道我父亲患上绝症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五个老人眼圈红了，可能是他们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们五个都用手背擦眼泪。我说一直在找父亲，想到父亲可能落叶归根回到这里，所以就来了，他们摇着头说我父亲没有回来过。
我在寂静里站了起来，离开那块石头，在寂静里走去。雨雪还在纷纷扬扬，它们仍然没有掉落到我身上，只是包围了我，我走去时雨雪正在分开，回头时雨雪正在合拢。
我在记忆的路上走向李月珍。
我从父亲的村庄回到城里的时候，李月珍死了。她是晚上穿越马路时，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宝马撞得飞了起来，随后重重地摔在马路上，又被后面驶来的一辆卡车和一辆商务车碾过。我只是离开了三天，我心里的母亲就死了。
郝霞正在回来的飞机上，郝强生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我来到他家时，几个和尚正在那里做超度亡灵的法事，屋子里烟雾缭绕，桌上铺着黄布，上面摆放着水果和糕点，还有写着李月珍名字的牌位。几个和尚站在桌前，微闭着眼睛正在念经，他们的声音像是很多蚊子在鸣叫。郝强生目光呆滞坐在一旁，我在他身旁的椅子里坐了下来。
和尚可能知道李月珍准备移民美国，念经之后告诉郝强生，在他们念经之时，李月珍的亡灵跨上了郝强生的膝盖，又跨上了郝强生的肩膀，右脚蹬了一下升天了。和尚说，超度亡灵的法事收费三千元，如果再加上五百元，可以让李月珍投胎美国。郝强生木然地点点头，几个和尚又微闭眼睛，继续念经。这次的经文简短，我在和尚含糊不清的念诵里，听到“美国”这个词汇，这几个和尚念的不是中文，而是USA。然后和尚说，李月珍已经踏上去USA的路途了，很快就会到那里，比波音飞机还要快。
郝强生见到我的时候没有认出来，我在他身旁坐了很久，他才意识到我是谁，呜呜地哭了，拉住我的手说：
“杨飞，去看看你妈妈，去看看你妈妈……”
李月珍在死去的三天前，也就是我前往乡下寻找父亲的那天清晨，发现了我们城市的一起丑闻。她从农贸市场买菜回家的路上，在桥上走过时，看见下面的河水里漂浮着几具死婴。起初她以为是几条死鱼，心里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鱼，鱼身上好像有胳膊有腿。她觉得自己年纪大眼睛花了，就叫过来两个年轻人看看河面上漂浮的是什么，那两个年轻人说不像是鱼，像是婴儿。李月珍急忙跑下桥堍，看见漂浮在河面上的确实是死去的婴儿，他们和树叶杂草一起漂浮而去，还有几个死婴正从桥下的阴影里漂浮出来，来到阳光闪亮的水面上。李月珍的眼睛看着水面上的死婴在河边走去时，脚被绊了一下，随后她看到有三个死婴搁浅在岸边。
正直的李月珍没有回家，她挎着菜篮直接去了报社。报社的门卫阻止她进入，看到她挎着菜篮的模样，以为她是来上访的，告诉她上访应该去市政府的信访办。李月珍在报社的大门口拦住两个刚来上班的记者，告诉他们河里出现死婴。两个记者听后奔赴现场，那时候桥上与河边已经站满人群，有人用竹竿将几个漂浮的死婴捞到岸上。
整整一个上午，两个记者和十多个市民在那里找到二十七个死婴，其中八个死婴的脚上有我们城市医院的脚牌，另外十九个死婴没有脚牌。两个记者用手机拍下照片，然后去了医院。医院的院长热情接待两个记者，以为他们是来采访的，因为医院为了缓解社会上的批评，刚刚推出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新政。当院长看到记者手机里死婴的图片后，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他说自己马上要去市里开会，找来一个副院长应付记者。副院长看到死婴的照片后，说自己马上要去卫生局开会，找来医院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一脸不耐烦的神情看完死婴的照片，辨认上面的脚牌。然后说，八个有脚牌的死婴是在医治无效死亡，他们的父母因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逃跑了。办公室主任充满委屈地说，很多患者家属为了不支付医疗费用逃跑，医院为此每年损失一百多万。办公室主任解释十九个没有脚牌的死婴是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强行引产的六个月左右的胎儿。办公室主任傲慢地提醒记者，计划生育是国策。随后声称这二十七个死婴是医疗垃圾，他不认为医院做错了什么，说垃圾就应该倒掉。
我们城市的报纸接到上面的指示后撤下两位记者采写的报道，两位记者愤然将照片和报道文章贴到网上，社会舆论爆炸了，网上的批评之声像密集的弹片一样飞向我们的城市。这时候医院方面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说没有将这些医疗垃圾处理好，已经处罚了相关责任人。医院方面一次次将死婴称为医疗垃圾激怒了网民，面对来自四面八方更多谴责的弹片，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出来说话了，发言人表示会妥善处理这二十七个医疗垃圾，给予这些医疗垃圾以人的待遇，火化后埋葬。
我去医院太平间看望李月珍，走进去的时候太平间大屋子的四周摆满花圈，花圈上挂着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刘新成”。我不知道刘新成是谁，有这么多人送来花圈，此人显然非富即贵。我没有看到李月珍，四周的花圈让太平间的大屋子显得空空荡荡，我心里疑惑自己是否走错地方。
这时我发现旁边还有一间小屋子，我走到门口，看到一块很大的白布盖在地上，白布的凹凸让我觉得下面有人体。我蹲下去拉开白布，看见了李月珍，她一身白色衣服和一群死婴躺在地上。她躺在中间，死婴们重叠地围绕在她的四周，她就像是他们的母亲。
我潸然泪下，这位我成长岁月里的母亲安详地躺在那里，她死去的脸上仍然有着我熟悉的神态，我心酸地凝视着这个已经静止的神态，抹着眼泪，心里叫了一声妈妈。。电子书下载
这天晚上，我们城市发生了地质塌陷。深夜的时候，医院里的值班医生护士和病人听到了轰然声，附近居民楼的人也听到了，他们以为发生了地震，纷纷逃生出来，然后发现太平间没了，那地方出现一个很大的圆洞。这个突然出现的天坑给人们带来了恐慌，医院里的人和附近居民楼里的人不敢呆在屋子里，他们拥挤到街道上，只有重症病人继续躺在病床上听天由命。
街道上的人惊魂未定地感激起老天爷，说老天爷长眼了，让太平间塌陷下去，没让旁边的楼房塌陷下去，如果这个天坑移动几十米，无论东南西北，都会有楼房倒塌，死伤无数。很多人嘴里念叨着“谢谢老天爷”，有位老者眼泪汪汪地说：
“该塌陷的塌陷了，不该塌陷的没塌陷，老天爷真是个好人啊。”
恐慌的情绪蔓延了一个昼夜之后渐渐平静下来，市政府公布了天坑直径三十米深十五米，塌陷的原因是地下水过度抽采之后形成那里地质架空结构。五个地质环境监测人员被绳子放到天坑下面，一个多小时后他们被绳子拉上来，说太平间的屋子仍然完整，只是墙体和屋顶出现了七条裂缝。
我们城市的人络绎不绝来到这里，站在原来的太平间旁边，观赏这个天坑。他们感叹天坑真圆，像是事先用圆规画好的，就是过去的井也没有这么圆。
两天后才有人想起来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那时正在太平间里，可是下到天坑里察看过太平间的五个地质环境监测人员说里面没有一具遗体。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神秘失踪了。
记者采访了负责打扫太平间的医院勤工，他说那天傍晚下班离开时他们还躺在那间小屋子里。记者问他是不是火化了，他一口否定，说殡仪馆晚上是不工作的，不会火化尸体。记者又去了医院办公室，办公室的人也不知道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为何不见了。他们说见鬼了，难道尸体自己从天坑里爬出来溜走了。
刚下飞机的郝霞，在悲伤和时差的折磨里搀扶着神情恍惚的父亲来到医院，询问母亲遗体的下落，医院的回答是不知道。
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神秘失踪的消息传遍我们这个城市，随后又上了几个网站的首页，事情越闹越大，网上流言四起，有人怀疑这里面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虽然我们城市的媒体接到指示一律不予报道，可是外地的媒体都用大标题报道了这个神秘失踪事件。不少外地记者坐飞机坐火车坐汽车来到我们这里，摆开架势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深度报道。
市政府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一位民政局的官员声称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在太平间塌陷前的下午已经送到殡仪馆火化。记者追问火化前是否通知了死者家属。官员说二十七个死婴的家属无法联系；记者再问李月珍的家属呢。官员愣了一会儿后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他说：
“谢谢大家。”
当天傍晚，民政局的官员和医院的代表给郝家送来一个骨灰盒，说是因为天热，李月珍的遗体不好保存，所以他们出面给烧掉了。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的郝霞仍然神志清楚，她愤怒地喊叫：
“现在是春天。”
那个负责打扫太平间的医院勤工改口了，他告诉外地来的记者，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确实是在塌陷前的下午被运到殡仪馆火化的，他说自己还帮着把他们抬进运尸车。有一个自称在银行工作的人上网发帖，说这个医院勤工当天在自己的账户上存入五千元，他怀疑这个勤工拿到了改口费。
市政府为了平息网上传言，让外地赶来的记者前往殡仪馆观看摆成一排的二十七个小小的骨灰盒，表示这二十七个死婴已经火化，接下去将会妥善安葬。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有人报料，说李月珍和二十七个死婴的骨灰是从当天烧掉的别人的骨灰里分配出来的。这个消息迅速传播，那些当天被烧掉的死者的亲属们听到后，纷纷打开骨灰盒，普遍反映骨灰少了很多，虽然他们中间没人知道正常的骨灰应该有多少。有人去向别人打听骨灰量，被询问的人都是连连摇头，他们说从未打开过亲人的骨灰盒，不知道应该是多少。有一位外地记者专门去了殡仪馆，希望殡仪馆里有人勇敢站出来证实确有其事。殡仪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矢口否认，殡仪馆的领导痛斥这是网络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