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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等你送回打字机的时候，咱们再谈。不过，我对大作家来访的回忆始终挥之不去。在这期间，我开始在一家光学仪器厂干活。收入很好，日子过得不错。我独身，有钱，每周看电影，看戏，看展览；还学习英语、法语；还逛书店，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那是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我对那位大作家的来访回忆总是挥之不去。更糟糕的是，忽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只记得第三次报告，而且我的记忆仅限于大作家的长相，仿佛那张脸本打算对我说点什么可是终究没说出来。可是说什么呢？一天，出于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陪同一位朋友（是个医生）前往大学停尸房。我估计您没去过那里吧。停尸房位于地下室，是个长长的走廊，有木制天花板和白瓷砖的墙壁。房间中央有个圆形教学平台，可以做解剖、制作标本和别的科研残酷之事。还有两个小办公室，法医研究中心主任用的以及另外一位教授的。走廊两端是冷藏室，停放着尸体，有穷人的，有身份不明者的——他们是死神突然造访旅馆的结果。
“那个时期，我一定是对停尸房流露出一种病态的好奇。于是，我那位医生朋友就热情地负责向我详细展示停尸房的事情，我们甚至还观看了当天的一次解剖课。我的朋友和主任一头钻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留在走廊里等他出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纷纷离去，一种朦朦胧胧昏昏昏欲睡的感觉好像毒瓦斯一样从门下边钻了进来。等候了大约十分钟，我听见有嘈杂声从某个冷藏室里传出来，吓了一跳。我敢肯定那声音能把任何人吓坏。可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特别胆小。于是走过去看看究竟。
“一推开冷藏室的门，一股寒气迎面袭来。室内，有个人在担架旁正努力打开一个停尸柜的柜门，想把一具尸体放入；但无论他多么用劲，那柜门就是打不开。我站在门边未动，问那人是否需要帮忙。那人直起身来，他个子很高，望着我的样子有些愁眉苦脸。也许就是他眼神中愁眉苦脸的表情鼓励我向他走去。我穿过四周摆放的尸体，一面点燃香烟，想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我一走到那人身边，就主动向他敬烟，也许是为了巩固并不存在的友谊。
“那位停尸房的员工仅仅瞅了我一眼，可我觉得好像时光已经倒退了。他的眼睛与那位大作家的眼睛相似得不差分毫。大作家在科隆的报告会我像朝圣者一样都参加了。我承认在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成了疯子。那位停尸房员工的声音让我摆脱了困境，他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大作家亲切的声音。他说：这里禁止吸烟！
“我不知怎么答话才好。这时，他又加了一句：烟气对死人有害。我笑了。他做了说明：烟气会破坏尸体的保存。我打个手势：千万别把我牵连进去。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起了过滤嘴，说起了潮气。他说：空气要纯净。我再次敬烟给他。他无可奈何表示不抽。我问他干这行是不是很久了。他不带个人情感色彩，声音尖尖地说道，早在1914年大战之前就在这所大学里工作了。
“我问他：‘一直在停尸房吗？’
“他答道：‘没去过别的地方。’
“我说：‘真奇怪啊。可是您的模样，尤其是眼睛让我回想起一位德国大作家来。’于是，我说了大作家的名字。
“他的回答是：‘从没听说过。’
“要是换了从前，这样的答案会让我生气的；可是感谢上帝，我在体验一种新生活啊。我对他说，在停尸房工作肯定会让他做一些明智的思考，至少对人类命运会有一些独具创见的想法。他看看我，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是在嘲笑他呢，或者我说的是法语。我非要再说一遍不可。我双臂摊开，指向整个停尸房，说道：在某种意义上，这里是思考人生苦短、人类命运难测、人世劳碌无意义的理想场所。
“一种惊恐万状的感觉突然让我意识到，我同他谈话的样子，好像他就是那大作家，我俩这样的谈话可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他说：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再次看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崇拜的大作家的眼睛啊。而他的回答是：‘我时间可不多啊。’这句话可以打开多少疑惑的门啊！听了这话之后，多少条道路豁然开朗，出现在眼前了！
“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从上往下搬运尸体。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呼吸，吃饭，睡觉。我时间可不多啊。我得按照分分秒秒的节奏活动。我时间可不多啊。我正在活着。我时间不多啊，正在垂死挣扎。您也许明白了，已经没有别的问题了。我帮他打开了柜门。我本想帮助他把尸体塞进去。可是干这种活计我笨手笨脚，结果让盖在尸体脸上的白布单滑落了下来。于是，我看到了那死人的面孔，连忙闭眼，低头，让那员工自己慢慢干吧。
“等我走出停尸房的时候，我那位医生朋友在门口静静地望着我。他问我：还好吗？我无法或者不知如何回答他。也许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切都不好。但这可不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在阿琴波尔迪告别租给他打字机的老人之前，二人已经喝完了咖啡，老人对他说：
“耶稣基督就是杰作。为他陪绑的两个小偷就是二流作品。干吗要把他俩摆在那里呢？不是为了让耶稣蒙难一事增添光彩，这是某些纯真的人的想法，而是为了掩盖真相。”
在阿琴波尔迪为了寻找什么人可以出租打字机而在城里多次转悠的过程中，他又遇见了从前一道分享地下室时的两个流浪汉。
那两位老难友身上变化不多。那位老记者一度打算在科隆新报社找工作，可是因为他当过纳粹，无论哪里都不要他。这敌意的时间一长，他上了年纪的小毛病开始显露出来，原来的活泼、开朗的好脾气逐渐消失了。那位老装甲兵则相反，如今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工作，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这二人在地下室一见面就吵个没完。老装甲兵指责老记者不该参加纳粹组织和贪生怕死。老记者跪下发誓说，对，我是胆小鬼，可说到纳粹，我从来没加入过纳粹组织啊。我们写东西都是奉命行事的。要是我们不想被开除公职，就得奉命写作。老记者哭哭啼啼。老装甲兵无动于衷，而且用这样的事实加重他的批评，装甲兵就是在燃烧或者被击中的坦克里也要继续坚持战斗，他和他战友们个个如此，而你们这些记者却在搞欺骗性宣传，完全不顾装甲兵的感情，不顾装甲兵母亲，甚至未婚妻的感情。
老装甲兵不停地说：“奥托，这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老记者哭哭啼啼地说：“可这不是我的过错啊。”
老装甲兵说：“哭吧！哭吧！”
老记者说：“我们也曾经试着作诗，试着拖延时间活下去看看将来如何。”
老装甲兵说：“臭猪！好了，现在你看见了将来就是这样子啊。”
有时候，老记者也说到自杀。
阿琴波尔迪去看望他俩的时候，老记者对他说：“我看没办法了。当记者是不行了。当工人，我半点可能都没有。当地方行政管理职员，我身上总是背着过去的烙印。当单干户，我什么也干不好。为什么还要继续受罪呢？”
“让你向社会还债，让你为自己的谎言赎罪啊！”老装甲兵吼道。他坐在桌旁，假装专心看报纸，其实在听着他们的谈话。
老记者说：“古斯塔夫，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我对你说过十万遍了，我的罪过就是胆小，为这个如今在付出沉重代价啊。”
“奥托，你付出的代价还要更沉重，更沉重啊。”
阿琴波尔迪在那次看望老记者的时候，建议他去别的城市，看看能不能改变命运；找个比科隆小一点、破坏程度轻一点的城市，找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这是一种老记者从来没想过的可能性，从现在开始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阿琴波尔迪用了二十天的工夫拿打字机誊清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用复写纸打出来一份复印件；然后，在已经开放的几处公共图书馆里寻找两家出版社的名字，准备把手稿寄送过去。反复研究之后，他发现那些出过他喜欢的图书的出版社早就不存在了，有些是因为经济问题，有些是因为老板懈怠或者不起劲；有些是因为纳粹分子早就封杀了或者把出版人关进了大牢，有些是因为被盟军的炸弹夷为了平地。
有个认识阿琴波尔迪并且知道他在写作的女图书管理员，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阿琴波尔迪告诉她，正在寻找如今还健在的文学出版社。那女管理员说，她可以提供帮助。她立刻查查文件，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交给阿琴波尔迪一张单子，上面有二十家出版社的名字；这数字刚好是他用来誊清稿件的天数，毫无疑问这是个好兆头。可问题是他只有原件和复印件，因此只能挑选两家出版社。当天夜里，他站在酒吧门外，时不时地拿出那张单子来研究。这些出版社的名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丽出众，充满了许诺和梦想。可是，他决定小心行事，别让热情冲昏头脑。他把原件亲自送到了科隆一家出版社。好处是如果被退稿，阿琴波尔迪可以立刻取回来并马上送到另外一家出版社去。那份复印件他寄到汉堡一家1933年前一直出版左翼人士作品的出版社；此后纳粹政府不仅查封了出版社，而且打算把社长雅各布·布比斯先生送进俘虏营去，要不是社长提前踏上了逃亡之路，就已经当了俘虏了。
寄出稿件一个月后，科隆那家出版社回话说，他的长篇小说《鲁迪斯科》虽然有不可否认的优点，遗憾的是不能列入出书计划；不过，下一部小说请送来看看。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告诉英格博格。当天，他就去拿稿件了。此事费了几个小时，因为出版社里没人知道稿件放在哪里了。而阿琴波尔迪表示没有稿件绝对不会离开。次日，他亲自把稿件送到科隆另外一家出版社。差不多过了一个半月后，这第二家出版社跟第一家说的话如出一辙，也许就是形容词多了几个，也许就是下次能有好运。
科隆还剩下一家出版社，这家时不时地也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或者一部诗集或者历史书；但是，厚厚的出版目录里却是大量的实用手册，就是指导人们如何正确管理花园又告诉人们怎样实施正确的急救或者怎样对废墟的瓦砾废物利用的图书。这一家名叫顾问出版社。与前两家出版社不同的是，亲自接收稿件的是社长。阿琴波尔迪亲眼看到社里并不因为缺少编辑，至少有五人在编辑部工作，而是因为社长喜欢见见愿意在他社里出书的作家有着怎样的面孔。据阿琴波尔迪回忆，二人的谈话内容十分怪异。社长的样子像土匪。年轻，比阿琴波尔迪稍大一点，身穿一套高级西装，但是很紧，好像一夜之间他胖了十公斤。
大战期间，社长在伞兵部队服役；虽然他连忙解释，从来没跳过伞，尽管他不乏跳伞的愿望。在他的参军史里，参加过几次战斗，活动地点不多，主要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诺曼底。他声称经受过一次美国飞机的地毯式轰炸。他说知道一套忍受这种轰炸的秘诀。由于阿琴波尔迪长期在东线作战，对何为“地毯式轰炸”没有概念，便问了一句。社长名叫米夏埃尔·比特纳，但是他愿意朋友们叫他米老鼠；他解释说，地毯式轰炸就是一大群特大型轰炸机把炸弹丢在前线的特定地块、事先划定的区域上，轰炸后让它寸草不留。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阿琴波尔迪先生。”他直勾勾地盯着阿琴波尔迪的眼睛。
“米老鼠，您说得很清楚。”阿琴波尔迪说道。觉得这家伙不仅让人感到讨厌而且荒唐，像滑稽演员那样荒唐可笑；这些可怜虫坚信自己参与了历史的决定性时刻。阿琴波尔迪想，众所周知，历史就是一个婊子，没有什么决定性时刻，而只有分分秒秒的可怕流逝。
但米老鼠这个可怜虫——穿着高档但紧身的西装——是想说明地毯式轰炸在士兵里产生的影响以及他发明出来对付的办法。就是噪声。首先是噪声。士兵在战壕里或者不坚固的阵地上，忽然间听见了噪声。飞机的轰鸣声。但不是歼击机或者强击轰炸机，是快速的噪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是低空飞行的噪音，而是来自高空低沉的隆隆声——不祥的声音，仿佛暴风雨近了，乌云翻滚；但问题是没有乌云和雷雨。士兵当然要抬头看天。起初，什么也看不见。炮手仰头望天。什么也没有。机枪手、迫击炮手、侦察兵都抬头看天。什么也没有。装甲车或者突击炮的驾驶员也抬头看天。也什么都没看见。但是，驾驶员出于谨慎，把装甲车驶离公路，停在大树下了，或者给车子蒙上伪装布。恰恰就在此刻，第一批飞机出现了。
士兵们望着飞机。数量很多。但是，他们以为这是飞到后方什么城市上空去轰炸的。去炸城市、桥梁、铁路线。飞机太多了，天空变得黑暗了；但是，它们轰炸的目标肯定是某个德国工业区。让大家吃惊的是飞机丢下了炸弹，炸弹落到了一个划定的区域里。第一波之后，第二波又来了。噪音变得震耳欲聋。炸弹落地，炸出许多弹坑来。小树林着火了。小树林、诺曼底的主阵地开始消失。全部栅栏都飞了。花坛毁了。很多士兵立刻成了聋子。少数人忍受不住，撒腿就跑。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波扔炸弹的飞机来到了划定区域的上空。噪音，看上去不可能啊，变得越发强烈了。还是称之为噪音为好。本来是可以称之为：轰鸣、噪音、轰响、喧嚣、尖叫、众神咆哮；但这噪音简单明了，可以涵盖一切噪声。机枪手死了。另外一颗炸弹刚好落在他尸体上。他的骨头和碎肉四处飞散，三十秒后又一批炸弹将把这里扫荡一空。那位迫击炮手在空气里蒸发了。那位装甲车驾驶员开动车辆，打算找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结果途中挨了一颗炸弹；接着，又有两颗炸弹把装甲车和驾驶员变成了一堆废铁躺在布满了烂铁和岩浆的路中央。接着是第四波、第五波。到处都在燃烧。这里不像是诺曼底，而是火海。等对这个划定区域的轰炸结束时，这里听不见半点鸟声。其实，就是在左邻右舍的区域里，虽然没落下一颗炸弹，也没了鸟叫声。
这时敌军出现了。在敌人眼里，深入到一块到处是弹坑、充满硝烟的铅灰色地方，是一种不乏恐怖意味的体验。从被炸弹翻动的土地上，时不时地有个德国士兵露出疯子样的眼睛。有人又哭又笑。有的是伞兵，有的是德国老兵，有的是党卫军步兵营的，纷纷开火，企图重建防线，迟滞敌军的前进。少数几个士兵，最倔强的家伙，露出明显喝了酒的样子。在这些人里，肯定有伞兵米夏埃尔·比特纳，因为他忍耐任何一种轰炸的办法就是酗酒：喝杜松子酒，喝白兰地，喝干邑，喝格拉巴，喝威士忌，喝随便哪种高度酒精的饮料；要是没有烈酒，甜酒也行，就用这种办法逃避噪音，或者让噪音与心跳和脑回掺和在一起。这就是他忍受轰炸的高招啊。
后来，米夏埃尔·比特纳社长希望了解阿琴波尔迪长篇小说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处女作，还是身后已经有文学作品了。阿琴波尔迪告诉社长，这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且概述了一下故事情节。比特纳说：我看有希望。马上又补充说：可是今年出不了。又说：更别说提前出版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明：我们可以给你售价的百分之五，这交易比较公平。接着，坦率地说：如今读书的人不比从前，眼下人们有更实际的事情要考虑。这时，阿琴波尔迪确信这家伙是在没话找话了，也许所有的臭伞兵，施图登特将军的狗崽子都会没话找话，只要听听他们的声音，就可以证明还没有把他们都杀光。
有几天的工夫，阿琴波尔迪在想德国真正需要的是一场内战。
他根本不相信比特纳——肯定不懂文学——会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他情绪紧张，没有食欲。几乎没有看书，稍稍一看书就心乱，甚至一开篇就想合上书，因为他浑身发抖，急切地要出门，要走路。他也做爱，就是性交的时候往往会在半路上开小差，跑到别的星球上去了，那里白茫茫一片，让他回想起鲍里斯·安斯基的笔记本。
一有这种情况，英格博格就问他：“你的心在哪儿啊？”
甚至连他心爱女人的声音，他都觉得来自远方。两个月过去了，无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阿琴波尔迪都没有收到。他去了出版社，要求面见社长米夏埃尔·比特纳。女秘书告诉他，比特纳先生如今从事紧俏用品的进出口生意，很少能在社里找到他，当然了，出版社还是他的，尽管不来上班。阿琴波尔迪坚持非见社长不可，终于拿到了比特纳位于科隆郊区的新办公室地址。地点在19世纪老工厂区，新办公室设在一座堆满包装箱仓库的上方，可是比特纳先生也不在那儿。
办公室里有三个老伞兵和一个头发染成银色的女秘书。伞兵告诉他，米夏埃尔·比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