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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读哲学史与其他有关哲学之书。这次见面可以说是我从社会科学转到哲学的一个大关键。
“但是与倭氏见面，是一个直接的触动，平日尚伏有种种暗潮，在我下意识之中。兹分两点来说：（甲）事实方面的两个刺激，使我不满意于国内外的现状；（乙）
理论方面的刺激，使我不满意于社会科学而转到哲学。“
①
所谓事实方面的两个刺激，一是民国成立以后，国内政治不尽人意，国会选举出现贿选现象，致以张君劢认为，“一国之内，先要人民的智识力、道德力充实，然后才有好政治”
；二是巴黎和会充分显示国际间的关系，只有强权而无公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６６—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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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新儒学批判
理，致以张君劢认为，“国家自己无强大兵力，外交是空话，乃至说国际公法，更是空话”。所以他“决心探求一民族所以立国之最基本的力量，或者是道德力，或者是智识力，或者是经济力，专在这方面尽我的心力”。
所谓理论方面的刺激，亦可分为两项，“一曰科学之分科性，二曰各科学中之抽象历程”。张君劢认为，凡一门科学，总有它的研究范围，即“分科性”。分科性决定了一门科学不可能解决好本学科范围内的问题。比如，读了政治学，不一定能够解决好政治问题。照此推衍，那么把科学视为万能的看法，便是学术上的神话。而且，张君劢还认为，各科学术里面都有一种“抽象历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相信科学的人往往用它去分析相关的事物，并深信凭着这“抽象历程”就可揭示事物的本质。
在张君劢看来，这又是学术上的一个神话。
“经济学上有所谓经济人，认为人类是有自利心，他的行动是根据‘以最少劳力得最大效果’的原则，好像人类的经济行为除自利心外，就不需要其他基础了”。在张君劢看来，人们除了自利心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影响到他们的经济行为，如知识程度、勤惰倾向、道德修养等等。
正是由于上述诸方面的考虑，张君劢特别服膺倭铿的人生哲学，并从倭铿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出发，又研究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从他们的学说里，张君劢不仅看到了科学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精神生活在人生及社会中的价值。他回国之后所作的《人生观》的演讲，哲学思路基本上就是在德国形成的。
在《人生观》的演讲中，张君劢从五个方面，直揭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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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５４１
与人生观的对立。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①
张君劢之所以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对立，其旨趣在于敬告国人，切意护住民族文化精神，万不可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下失了本心，丢了灵魂。他举西方文明为例：“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也。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
……
抑知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②又说：“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所谓“大反动”
，所谓“物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０９—９１２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１３—９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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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新儒学批判
极将返“
，即是说，西方人已从原来的科学万能的迷梦中觉醒过来，从物质转为精神，从外求转为内省，从崇尚科学转为崇尚“新玄学”。
“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曰自由意志说之阐发，曰人类行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
①
就西方哲学的发展情况论，张君劢所谓的“新玄学”指的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但是，他将其运用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新玄学”
却是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传统。他认为，中国立国之道，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中国儒家思想极重内外之别，内外无碍，其特征便是强调内修。
孔子有“正己”之训，孟子有“求在我”之说。然而，张君劢亦看到，中国自开关通海之后，欧洲文明潮水般地涌入，国人已深受物质文明的影响，要想静下来过“内生活”
，已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他又认为，愈是这样，愈有提倡“内生活”之必要。他说：“故在锁国与农业时代，欲以‘求在我’之说厘正一国之风俗与政治，已不易矣；在今日之开国与工商时代，则此类学说，更不入耳。然吾确认三重网罗（指欧洲文明的国家主义、工商政策和自然科学知识——引者）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
②
张君劢与梁启超同去欧洲考察，所见所感所想几乎一致。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５５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９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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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７４１
他同梁启超一样，认为西方的科学文明已经破产，现在该是凸显中国文化价值的时候了。
他在《科学之评价》一文中，明确指出他将科学与人生观作比较研究，意图就是要人们“认识今后发展之途径，不可蹈前人覆辙”。
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却形上方面，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
，必将走到危险之境。而在形上、精神、艺术三方面，中国传统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宝藏，因之，寻求民族振兴的大法，根本用不着外借，只要肯用功夫，静下心来过“内生活”
，凭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便可踏上强国之路。
基于这一考虑，张君劢认为当下中国文人的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挖掘出传统文化里有助于人们过“内生活”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动机的支配下，他写成了洋洋六十万言的《新儒家思想史》。因为在他看来，第一，中国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人生观极大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因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第二，西方人研究中国儒家思想，只晓得孔子孟子等先哲，对于秦汉以后的发展情况却知之甚微，所以有必要把孔子和孟子以后的儒学推向世界。
第三，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宋明理学是一重要发展时期。
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新儒家接承孔孟传统，极其强调心性之学，强调过“内生活”
，而不同于汉学诸子重考据轻义理。而且，张君劢认为，中国儒学的复兴和以之去救度西方人的就是宋明以降的心性之学。
为充分说明儒学复兴之必要和心性之学在未来人类之价值，张君劢首先将中国思想文化概括为四大特征。
第一，中国人在哲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道德价值方面。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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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与人的关系是思想家首先必须考虑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非独如此，儒家对不同的社会成员均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者，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采取的是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过来又使中国人的兴趣更倾向于道德价值方面。
第二，中国人重视道德价值，同时又不乏对世界的形上思考。但是，他们的形上学永远是理性主义的，不带超自然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天是道德的根源，并以自然界阴阳二力或变化来解释天与道之关系。
由于形上学的理性主义色彩，中国人自孔孟以来，皆肯定天地间万物之客观存在。
《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
，就是这层意思。张君劢还认为，佛教也是理性主义的。比如佛陀曾对弟子表示，他们对他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中国人甚至比佛家更属于理性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思想家认为上帝与自然之间没有间隔，如果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有区别的话，也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根本的。这就是：“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到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世界的现象来加以解释。”
①
第三，中国人最大的兴趣是“对心灵的控制”
，即热心于“内生活”或曰心性之学。自古以来，国人就深感到心灵常为物欲和偏狭所蔽，所以将“净心”作为得道的先决条件。一旦把自私的念头去掉，心便能不偏不倚，便能明朗和具有远
①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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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９４１
见。周敦颐的“无欲”
，朱熹的“致知”和“专心”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都是强调对心的控制，不为杂念所扰。
第四，中国人极其重视身体力行，重视对道的弘扬。
“人若有志于道并愿献身于道的话，首先要做的便是将自己所信的原则付诸实行——自己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国家所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例如，贪爱金钱，耽于色欲，热衷名利，自然无益于道的领悟；怒气、暴力、说大话、饶舌等不良行为同样是领悟道的障碍，也应尽量避免。
故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以杀身以成仁。”
１９２２年初，张君劢刚从欧洲回来，就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了《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演讲中，他对欧洲战后文化的分析，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几乎没有多少差别。他首先告诸听众：“吾有一语，警告诸君，诸君且勿骇怪，即欧洲文化上已起一种危机是也。”
接着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指明欧洲文化陷入危机之原因，一曰思想之变动，二曰社会组织之动摇，三曰欧战之结果。不过，张君劢却不同意梁漱溟的欧洲文化必走中国路子的结论。
说：“梁先生断定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类勇气，吾是极端赞成的。但是今日尚在振作精神，创造新文化之时，自己文化如何，尚不得而知，而竟断定‘世界文化即中国文化复兴’，不免太早计了。”
①在张君劢看来，中国人当下最要紧的不是去关心人家西方人是否走中国路子，而是关心自己的路子该怎么走。为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２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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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举了四点方针。
一，我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
“自此点观之，西洋人对于其文化之失望，吾人大可不必管他，但自问吾良心上究竟要何种文化”。
二，中国旧文化腐败已极，“应有外来的血清剂来注射他一番”。
所以西方人的人生观中如个人独立之精神，如政治上之民主主义加科学上之实验方法，应尽量输入。
如不输入，则中国文化必无活力。
三，“现时人对于吾国旧学说，如对孔教之类，好以批评的精神对待之，然对于西方文化鲜有以批评的眼光对待之者。
吾以为尽量输入，与批评其得失，应同时并行。中国人生观好处应拿出来，坏处应排斥他，对于西方文化亦然。“
四，“文化有总根源，有条理，此后不可笼笼统统说西洋文化东洋文化，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然东西文化之本末各不同，如西洋人好言彻底，中国人好言兼容，或中庸；西洋好界限分明，中国好言包容，此两种精神，以后必有一场大激战。胜负分明之日，即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决定之日。”
①
正因为张君劢认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一是要靠民族文化传统中本原性的东西，二是需借西方文化以补民族文化之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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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１５１
不足，所以他在早年竭尽心力向国人介绍西方学术。他不仅推崇倭铿、柏格森、杜里舒、罗素，同时将近代的康德、黑格尔和本世纪的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介绍给国人，为我国知识界了解西方学术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但是，这并不能说张君劢是一位文化调和论者。在中西学术之间，他的侧重点放在中国传统文化一边。他对西学的介绍，目的在于使国人认识到，强调以人为主体以心为本位的文化趋向，乃是世界性的潮流，并非仅仅中国儒家心性之学所营的生意。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他向国人所介绍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倾向就可清楚地看到。此外，他向国人介绍倭铿、柏格森等人，还在于这些思想家们都是反科学主义和反物质文明的。
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
因为张君劢的文化观，从本质上说亦即用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消弥西方科学主义和物质文明对国人灵魂的震荡。
但问题是，既然海通已开，西方的科学与物质文明已潮水般地涌进国门，如何可能用儒家的心性之学来抵御呢？还有，如果不引入近代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国的现代化又如何在其传统文化的母体里找到生长的条件呢？对此等问题，张君劢的回答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儒家’一词代表的是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而”现代化“一词所指的则是从旧到新的一种改变，或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然而，如果人们深究儒家思想的根源，显然，儒家思想是基于一些原则的：如理智的自主，智慧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以及质疑与分析的方式。
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儒家思想的复兴适足以导致一种新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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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
①
为说明这一思想，张君劢首先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现代化不仅仅只有民主与科学二义，没有“心的作用”
，科学是不能发展的，民主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心的作用”是个历史的范畴，它既随着时代而变化，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传统之中。
因之，“现代科学与古代思想同是基于思想合理性的原则”。
比如从欧洲的历史看，文艺复兴、科学发展、宗教改革、专制君主及民主政体的兴起，都是欧洲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
而这些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同欧洲人的思想变动分不开的。
因之，张君劢断言：“我觉得，基本上，人的理智自主是现代化的真正动力。这从不同领域的不同方式中都看得出来。在宗教方面，它叫做良心自由；在哲学与科学方面，它叫做理性论与经验论；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它叫做人权与自由竞争。
虽然在不同领域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但它们却出于同一个来源，那便是人心或思想的合理性。“
②也就是说，在张君劢看来，人类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思想的驱动所致。
因而，对于现代化，思想是第一位的。
显然，就上述看法而言，张君劢同样没有解决好“思想”或曰“人的理智的自由”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既然思想属于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思想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起到一种先导的作用，并不能说古代的思想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５７９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５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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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５１
就一定是现代化的动力。而且，现代化本身就包含着思想的现代化。而思想的现代化，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