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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夫妇,他们亦有夫妇。
我们有父母子女,他们一样的有父母子女。
可是我们的家庭似乎是和合性多过分别性的,而拿西方人的家庭比我们,似乎他们的分别性多过了和合性。“
③又比如,当说到中国的古代政治时,钱穆认为,中国人历来主张,在同一政府下的君与臣,是应该和合的,不是应该分别的,即便
①《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76页。
②《人生十论》,第138页。
③钱穆:《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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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新儒学批判
社会民众,亦应与政府亲切和合。
“中国古人看君、臣、民的分别性,没有近代人的观念这样强。而我们近代中国人受了西方历史影响,认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独立性,没有反抗性,甚至于说,中国历史上秦代以下,只有造反,而无革命。其实中国人造反亦是不得已,最好是不造反。”
①
第三,钱穆的著述,很强调中国历史精神。但此种历史精神究竟是什么?其表述却不甚明确。大致说来,一为历史领导精神,二为性道合一精神,三为人文内倾精神,四为知足安乐精神。
但是在钱穆的具体阐述中,中国历史精神,最重要的是历史的领导精神。他说:“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
②可以看出,他的“历史精神”
,实则就是一种大一统的精神。这种大一统精神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表现为版图的扩大,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领导地位。时间上的表现为绵绵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绝如缕。他认为,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没有这种精神,所以他们不仅没有统一的国家,而且没有统一的文化,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先是希腊人城邦林立,其后又是罗马的武力征服,进入封建社会后,又是蛮族入侵,政出多头,即便是现代国家,也还是分裂的。
正因为这般走马灯似的变化,所以西方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而中国却不同。中国几千年来,除战
①《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31页。
②钱穆:《民族与文化》,第71页,新亚书院1962年自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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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942
国二百多年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统的,而不是多统的。就连春秋争霸,三国鼎立,五胡乱华,中国也没失去一统的传统。而且,钱穆还认为,政治的一统主要赖于文化的一统,这就是儒家思想的领导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基于上述比较,钱穆说:“中国人受其几千年的历史薰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
①
第四,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有以上三个方面的特性,主要原因又在于中国是一个极重视教育精神的民族。其教育精神的特点,不是外倾式的,而是内倾式的,它把为人置于为学之上。
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教育,不是重在知识,而是重在与人生意义的结合。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
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尤其是儒家,尤其是孔子。……孔子和儒家,是最看重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他们创造了中国社会里‘士君子’的教育。士指受教育者而言,君子则指从教育陶冶中所完成的理想的道德人格而言。“
②
钱穆还认为,教育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宗教精神。
但儒家的教育精神与西方人的宗教精神又有明显的不同。
①《中国历史精神》,第22页。
②《中国历史精神》,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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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新儒学批判
儒家不主张教人出世,而是教人在此世做一个圣贤人。所以说这是道德的,人格的,文化的。
“人皆可以为尧舜”
,就是中国儒家传统教育精神的最高理想和最高信念。这一精神在中国社会里有极大的功效,它可使人们从内心里得到充实和满足,同时又保障了社会的和谐。
在钱穆看来,教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其富强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没有继承传统的教育精神。他甚至将大陆人民信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精神的否定。他写道:“今天的中国人,连当年满洲人的知识也没有。
今天中国教育精神上所最缺乏的,若比拟西方来说,不是国家教育,也不是个人自由的知识职业教育,今天中国仅缺少了宗教教育。
中国原有一个孔子之道,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推翻自己的,抄袭别人的,我们偏要高呼打倒孔家店,高呼全盘西化,但又不能诚心接受耶稣教,于是迫上了共产主义,叫人共同来崇拜马克思。“
①
(四)对传统心性之学的阐扬钱穆虽然不是一位哲学家,但却有着深厚的哲学根柢,其对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的理解与阐释,恐怕连同时期的冯友兰、贺麟也在其下。而且,他没有深奥艰涩的形上论证,其文字语言通俗易懂,大多以说白话的方式表述深刻的哲学内涵。
按照他的看法,文化即人生,讨论文化问题即探讨人生
①《中国历史精神》,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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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152
问题。相应的,现代中国问题的解决,根本点也就是人生问题。他之所以汲汲于儒学复兴,就因为他坚信,中国人当下人生问题之解决,非回归孔孟之道而不可。
他认为,人生问题又可分为两大问题。一为“死”的问题,二为“我”的问题。
将“死”看作人生的一大问题,是钱穆对于人生观问题的一种很有创见性的理解。他说:“人生最大问题,其实并不在生的问题,而实是‘死’的问题。凡所谓人生哲学人生观等,质言之,都不过要解答此一‘死’的问题而已。若此问题不获解答,试问人生数十寒暑,如电光石火,瞬息即逝。
其价值安在?其意义又安在?“
①
也就是说,人皆有一死,而人心里总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和要求,即如何而能不死,不朽。人类为满足此种要求而有宗教信仰。宗教信仰里面,灵与肉为两物,灵可脱离肉而独立存在。肉体死去,灵魂还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延伸“生命”。但是,宗教又有两个缺点,一是与科学相冲突,二是忽略了现实世界。换言之,像基督教、佛教等宗教,虽然都力图解决生与死的问题,但终究还是对“生”的否定。而中国人在对于“死”这一问题上,要明智得多,理性得多。钱穆认为,《左传》载叔孙豹所言“立德立功立言”六字,就是中国人追求不朽思想的经典表述。
“立德立功立言”
这三种不朽的方式,均在现世之中,而不在现世之外。钱穆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推其用意,只是人死之后,他的道
①钱穆:《灵魂与心》,第2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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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事功言论依然留在世上,便是不朽。所谓留在世上者,明白言之,则只是依然留在后世人的心里。东方人在人生观念上,一面舍弃了自己的灵魂,另一面却把握到别人的心来做补偿。人的生命,照东方人的看法,似乎本来是应该反映在别人的心里而始有价值的。“
①
先说“立言”。
“立言”与不朽之关系,按钱穆的理解,就是人死后,其言论依然留在世上。言论之所以能够传世,主要靠著述。我们今天记忆中有老子、庄子、韩非子、柏拉图、西塞罗等人,就在于他们通过其著述的留传将其精神生命保存到今天,故中国很早以前就有“文章千古事,官宦一时荣”的说法。
“立功”与不朽的关系,就是人死后,由于其生前曾有过值得歌颂的事功而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如领袖人物的创制,军事将领的战功,科学家的某种发明等等。
相对于“立言”与“立功”
,钱穆认为,中国人最重视的还是“立德”
,其对不朽的追求,也主要表现在德行方面。而且,“立言”与“立功”并不是人人都能为之,但“立德”则不然。对德性的追求与实践,是匹夫匹妇都能做到的。他说:“立功有际遇,立言有条件,只有立德,不为际遇条件之所限。因之中国人最看重立德。运水搬柴,似乎人人尽能之。
既无功可建,亦无言可立。然在运水搬柴的事上亦见德。“
②
钱穆认为,德有大德小德之别。
治国平天下之谓大德,运
①《灵魂与心》,第9页。
②《人生十论》,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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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352
水搬柴之谓小德。但在立德与不朽这一层关系上,则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不管你在何种位分上,干的是何种事情,只要你尽心尽力,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都是德行。大德教化,小德川流,骥称其德,不称其力。治国平天下与运水搬柴,只有位分与能力的差别,而没有德的差别。
“立德”
之所以与不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照钱穆的理解,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有关人生的另一大问题,即“我”的问题。
钱穆认为,西方人的不朽在灵魂,故重上帝与天堂,中国人的不朽,不在死后灵魂,而在生前的立德立功立言。德功言之所以能够传世,在于人是社会中人。社会中人,必备一定的道德修养,从而获得世人的肯定性评价。所谓“世道人心”
,就是此种含义。孟子说:“仁,人心也”
,也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
“所谓人心,应着重人字看,所谓世道,应着重世字看”。钱穆据此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又可以说是一种“人心教”
,或“良心教”。西方人做事依靠上帝,中国人做事凭诸良心。西方人必须有教堂,因为只有教堂才是训练人心与他人之心相勾通的场所;中国人不必有教堂,替代教堂的是家庭,因为中国人以家庭培养良心。可以说,“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
①
钱穆又认为,中国人的“世道人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物心”
,而是一种“文化心”。所谓人生,“也就是在人类大群此种文化心之相互照映中”。
各人的私生命,即存在于人
①《灵魂与心》,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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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大群的公心中。是故中国人的人生不朽,亦当在心的生命方面寻求,即从人类大群的公心中寻求。人的生命,如果能留存于人类大群的公心中而永不消失,便是不朽。因之,“真实人生,应从人类大群之公心中觅取,决非自知自觉自封自蔽之小我私心,……若他人心中无我,则我于何生”。
①
到人类大群之中去寻觅真实的人生,唯一的途径就是德行,德行也就是一种人生实践。但问题是,人们过道德生活,绝非仅仅是为了追求不朽。如果将追求不朽看作德行的终极目的,那么德行也就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且与宗教所讲的人生哲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再者,如果人们过道德生活,仅仅是为了身后留名,那么可以说,这种道德生活并非道德,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同样没有摆脱对“我”的关怀。
钱穆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因而在将“立德”看作人生不朽的重要内容时,又把“德”给予了宇宙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他根据古书训诂,释“德”为“得”。
“德,得也,得之谓德”。但是,德为得,得什么呢?得其天性。
“中国人常说德性,因为德,正指是得其性。唐韩愈《原道》篇里说: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只有人的天性,自己具足,不待再求之外,而且也无可求之于外的”。
②
那么为什么“得”只能求诸内,而不能求诸外呢?在钱穆看来,原因是人生皆空。人生短暂,死无所得,生亦无所得。人生虽有诸多欲望,如权力欲、财富欲、好声好色之欲,
①《灵魂与心》,第30页。
②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38页,求精印务公司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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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头来毕竟是一场空。
荣誉也好,地位也好,财富也好,美色也好,人一死,两脚一伸,就什么都烟消云散了,“所以人世间一切功业仍还是一个空”。
佛教是明了这其中道理的,所以劝人认识这一个“空”字,并将人安住在这一境界里。这就是所谓的“涅槃”境界。但涅槃境界,毕竟还是空,还是一无所得。只是世人不明实情,硬要在这毕竟空的境界里求所得,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又形成了人生的种种愚昧和罪恶。
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却不同。它认为人生终有所得。但此所得,并不是生命意义上的。生命必有终了,因而生命不能视之为有所得。至于附随于生命的其他东西,如金钱、权力、女色等等,更不能算是有所得。也就是说,在“得”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有一种更宝贵的东西重于生命,这就是“心生活”。
“心生活”是自我的体验,无须外界的刺激。在这里,“心”是本体意义上的,是“天地之心”
、“社会伦理之心”。
相应的,道德亦非由外面所强加,而是发自自我内心的要求,或者说,是“心”的一种表现形式。
“心”是道德生活的主体,但又并非同“身”相对立。心身合一即心物合一。所以儒家的人生哲学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孟子所言“食色,性也”
,其中一个“性”字,即人之天性,或曰人之德性,天性与德性在儒家学说里是没有区分的。所以说,食色亦属于德性,关键是怎样去把握其尺度。这在儒家学说里,叫做“功夫”。
“功夫”
强调的是求诸内心,讲的是一种生活体验。
“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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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讲人生,不大喜欢讲信仰,而最喜欢讲体验“。
①体验是自己的体验,而不是外在的约束。此种“功夫”
,就是“内圣”。
“内圣”一词,“内”和“圣”都是极重要的。
“内”强调人们在德性实践中的主体性,“圣”强调德性之境界。惟其“内”
,方可人人为尧舜;惟其“圣”
,方可将人们导向圣贤人生之路。此中关系,就是钱穆所说的:“人生过程,只是要做人,从头到尾,人生只是尽人事,要做人。但做人不能做一抽象人,须做一具体人。若求做一具体人,则必须做成一自己,即我。我之为我,则在我之品德上。孟子说,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他能做一人,我亦能做一人。抽象说,同是一人;具体说,彼是彼,我是我,其间有不同。做人则该做到尽头处。做人做到尽头,还只是在品德上。
此即孟子所谓的尽性。
尽性便可称完人,所谓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全而归之者是完人,完人也就是圣人了。
圣人无他异,只是做成了一个人,即他自己,即我。即在我之品德上,确然成了一人样子。“
②
钱穆强调心物合一心身合一,但同时又认为“身生活”
并非等于“心生活”。食色虽然属于德性,但德性则不仅仅表现于食色。
相反,就钱穆的文化主张论,他是反对“身生活”而高扬“心生活”的。他说:“中国文化关于心生活和身生活两面采取了一种中庸的看法。佛教教义和科学家们的发明,在
①《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42页。
②《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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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系统之下,两者都得要。我们对于佛教,可以接受他们所说身生活是空的没有意义的说法。
我们对于科学家,可以接受其所发明来增进身生活方面之作用和享受。可是最重要的,应该注意我们的心生活。“
①所谓“我们的心生活”
,即不同于宗教人生的儒家心生活。在钱穆看来,儒家心生活重在“安乐”二字。但“安”与“乐”又是连在一起的,“安了便乐,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