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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指出，这是对西方历史的误解。
“其实，中世纪所看的过去，还是他现世生活的反映；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追想未来，也并不是要抹煞历史的线索”。
②
徐复观认为，人类知识的来源，总不外乎来自历史、社会和自然三个方面。而社会现象的根源还是历史；自然分解的工具也是历史性的。可以说，“历史是人类理性共同活动，所逐渐蓄积的财产”
，“我们能真正继承多少，也就暗示我们
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电子书
②《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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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批判３７３
能真正为未来构想多少，创造多少“。
①
５０年代以来的港台思想界，有两个极重要的杂志，一是徐复观所办的《民主评论》，二是自由派人士办的《自由中国》。这两个杂志的办刊宗旨截然异趣。
《民主评论》是新儒家的文化阵地，以复兴中国故常为大旨；《自由中国》则是反传统主义的，颇象五四运动之前的《新青年》。两家杂志由于以传统的态度相异，致以相互批评之事时有发生。
《自由中国》说《民主评论》撰稿人为复古主义，反科学和民主。
１９５７年４月，徐复观为了反击，撰《历史文化与自由民主——对于辱骂我们者的答复》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也是代表《民主评论》）对历史文化的看法。他认为，“历史文化，本是‘历史与文化’（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复合名词。历史文化之所以被用作复合名词，只不过因为文化离不开历史，可以说没有历史便没有文化。其意义即是研究历史中的文化问题。“
②下面这段话，可以看作他对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
“人类当艰苦困难的时候，总希望从自己乃至他人的历史文化中，求得对我们当前的行为，方向，有若干正面反面的启示，或教训，这是无间于古今中外的人类自然地要求，而为研究历史文化者的一种自然职责。由历史文化所求得的启示，教训，随各人研究的态度，深度而有不同，这是可以作具体讨论的；但谁能抹煞人类自身的这种自然地要求和研究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８７页。
②《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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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应当负的责任？人类的文化，人类由文化所建立的生活型式和态度，都是由历史积累而来。反历史文化，只是把人类带回原始野蛮时代。
我们目前在政治上迫切需要民主自由，但我们只有从历史文化中才能指出人类在政治上必须走向自由民主的大方向，才能断定民主自由的价值。从逻辑中推不出自由，推不出民主，作不出自由民主的价值判断。逻辑的自身，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历史文化，是以时间为其基底；时间之流，总是在变的；研究历史文化者是要从历史文化中看出它变的方向，在变的方向中，寻找变的某种程度的原则，以为人类抉择行为的资助。“
①
为说明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徐复观还从理论上作了如下几方面的深究。
第一，他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时间的观念，而时间可分为“物理的时间”和“精神的时间”两种。人类生活的时间是精神的时间，它与物理的时间并不一样。物理的时间是随着时钟摆针的摆动，而消失到虚无里面去了。但精神的时间则凭我们特有的记忆作用，将过去与现在连为一个整体。
我们当下的起心动念，实挟过去的某一部分同时涌现。
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会变成白痴。同样，一个失掉了记忆力的民族，也会堕退为原始状态而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历史意识的强弱，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强弱。
第二，徐复观同唐君毅、牟宗三一样，认为历史中有“常”有“变”
，有“特殊性”有“普遍性”
，“特殊性是变的，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５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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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后面所倚靠的普遍性的真理，则是常而不变“。
历史之所以可贵，历史学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因为历史所显现的是“变与常的不二关系”。
“变以体常，常以御变，使人类能各在其历史之具体的特殊条件下，不断的向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常道实践前进”。
①由此，徐复观批评那些一味打倒历史打倒传统的人，实则没有体察到历史的真义，或者说根本不懂历史为何物。
第三，在徐复观的理论里，“历史文化”与“传统”两个概念的涵义虽不尽相同，但运用起来常常是可以替代的。他援引日本学者务台理作的学说，将传统分为两种，即“低次元的传统”和“高次元的传统”。前者大多表现为历史文化中的具体事象，缺乏精神自觉。后者为一个民族的创教者、圣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所创造，所体现的是该民族的文化精神。它既要求落实于低次元的传统中，开出具体的历史文化事象，同时对低次元的传统具有指导性和规约性的作用。
它自观自照，自觉自动，既为时空所限，同时又能超越时空、将历史与现实、古人与今人连为一体。
第四，由两种传统，徐复观又将文化分为“基层文化”
与“高层文化”两种。基层文化即社会所传承的低次元传统。这是一种保守的、无自觉性的文化。它以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为准绳，并维系着社会在固常的轨道上发展。高层文化“则是少数的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追求，个性的解放。新事物的获得，新境界的开辟所作的努力”。
但它又并非等同于高次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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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传统。按照徐复观的理解：“高次元传统的自觉，是把过去、现在、未来，连在一起的。是把个人与社会连在一起的。是把一个民族和世界连在一起的。不如此便不会有此自觉。在连在一起的思考、体验中，基层文化中落后的东西，高层文化中过于突出的东西，都会得到淘汰与折衷。其中符合于人类两种相反相成的需要的东西，都在高次元传统的精神、理想提示统摄之下，各得到应存的地位，以形成新的秩序，亦即形成新的传统。人类文化在安定中的进步，既表现在传统自身，是在不断地形成之中。因此可以了解，由高次元传统之力所形成的传统，对过去的承传，同时即是对过去的超越。”
①
正由于上述理论思考，徐复观在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上才可能采取一种较为慎重的态度，而不是将历史上的一切都当作偶像来崇拜。他既反对打倒历史的行为，也反对盲目崇拜的做法，认为有些人死守着时过境迁的历史陈迹，死守着非变不可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并试图将其强纳于新的具体的特殊条件之下，“这是把历史现象混同于自然现象，不仅泥古不可以通今，而且因其常被历史某一特殊现象所拘囚，反把构成特殊现象后面的普遍性的常道也抹煞了。这名为尊重历史，结果还是糟蹋历史”。
②
徐复观还看到，对历史文化的态度怎样，人们往往不是将其作为一个纯学术问题来思考，因为该问题很容易被野心
①《徐复观文录选粹》，第９９—１００页。
②《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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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利用。尊重历史，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些政治野心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往往借“尊重历史”以障人耳目。他说：“有的野心家喜欢利用革命的名词，也有的野心家喜欢利用复古守旧的心理。有的野心家更喜欢把两者结合起来，作左右逢源的利用。”
①
正因为这样，徐复观对１９４５年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颇有异议。该宣言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不能一笔抹煞，一方面认为对西方文化，一定要按本民族的需要，作批判性的接受。徐复观认为，这种文化主张本是极常识的说法，但宣言将其作为文化建设的纲领在当时提出来，并非出于学术考虑，更非要把常识再重复一遍，而是包藏着另一用心。他说：“当时喊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人，一部分固是出于民族的感情，但另一部分却是要以此来抵消社会上民主自由的倾向，要以此来加强政治中的专制独裁。这一因素，是太不能受学术思想的考验，势必反转来阻碍学术思想进步的。
说来也实在可怜得很，数十年来，凡是反民主自由的人，常常要借助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反对中国文化的，动辄指中国文化是专制主义的护符。
这一奇怪的纠结若不把它解开，则中国人真可以不谈中国文化。“
②
在这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徐复观清醒的政治头脑。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８页。
②《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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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儒家队伍里，可以说他是唯一的一位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维护传统文化和政治专制关系的人。请看下面他的这段极富有见解的文字：“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由中外政治的冲突，而形成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反对西方文化者多出于民族的感情，并非出于对西方文化本身的批判。
反对中国文化者亦多出于对西洋势力的欣羡，而非出于对中国文化自身的反省。此一冲突，到五四运动而达到高峰；亦至五四运动而中国文化吃了决定性的败仗。然试深刻地加以观察，则中国文化之吃了败仗，并非由于西化运动者建立西方文化之成功，因而在文化上发生了新陈代谢的功用；实际上，此一胜负，只是意味着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势力，在中国得到了压倒的胜利。由此，可知此一文化的决斗，并未能在文化自身上赢得解决，势必因加入许多其他因素而使其更复杂化，更深刻化。第二个特征，是这一百年来，正当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所以凡是有力的文化思想，没有不关心到社会政治的问题；而社会政治问题，也没有不影响到文化思想；于是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纯学术的活动，仅退居于不重要的地位。而现实政治势力的分野，也常常即是文化思想的分野。因此，文化思想，由独立的学术研究发展而来的较少；由政治的目的，要求，所鼓荡而来者特多。所以我们不能离开实际政治来了解这百年来的文化理想。“
①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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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徐复观有这样较为清醒的认识，而且他还认识到，新文化运动于政治方面的贡献，是将西方的民主政治移植于中国。但是，在对历史文化的总体看法上，他的思想倾向更多地表现为守旧。他的“变以体常，常以御变”八个字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也正因为这样，他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变动，大柢上是持批判态度的。
诚然，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不像钱穆那样偏激，而是将其放在他的“常”与“变”的关系中来考察。首先，他承认，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根本原因就在于国穷民贫和专制政治。但是，他又指出，陈、胡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则是消极的，要不得的。儒家学说同科学和民主并不相悖，为什么树起德先生和赛先生，就得要打倒孔夫子和孟夫子呢？而且在他看来，尔后中国问题之所以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就是因为陈、胡等人把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给扰乱了。他甚至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安家，共产党一统大陆，都归因于传统人文精神的缺失。
也就是说，在徐复观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应该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的，相反，没有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撑，必致人心迷茫、国事艰难的局面出现。因为儒学传统是历史文化中的“常”
，是“高次元的传统”
，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已深入历史文化的血脉之中。
要想否定它，无异于自断血脉，自绝慧命。而他写《中国人性论史》，作思想史研究，就是要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生命精神显发出来，以救现时之弊。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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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
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据；不假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具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实地将来地意义。“
①
（二）中西文化之比较我们已经看到，新儒家诸先生在构建他们的理论大厦时，总免不了将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作一番比较，从而在比较中认定本位文化的价值。徐复观亦复如是。虽然他的中西文化比较不及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系统、但也作了富有思想特色的阐说。
首先，徐复观认为人类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就共性而言，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总有其共性。有了共性，然后天下的人，都可在某一基点之上（如人性）作互相关联的考察，因而浮出世界史的观念”。但是，人的生活环境，并非完全相同，人的本身更有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各个人的想法作法，并非完全由环境所决定，在同一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作法。
“这是人与其他动物之最大区别，也便是说明人除了其共性之外，还有其个性。并且愈是发育完成的人，其个性愈是明显”。
②
①《中国艺术精神》自叙。
②《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８９—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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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是“一”与“多”的关系。一不碍多，多不碍一，二者互生互成。因为，纯自然不能产生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人性的共性与个性，一与多，自然会反映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上，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与多，共性与个性。徐复观进而认为，在文化的共性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世界文化；在文化的个性上，我们应该承认各民族国家各有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并且，各民族国家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个性，是不断地向着世界文化的共性而上升，而发展的。而共性与个性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由不断的接触，吸收，将使某些个性的若干原有部分，发生一种解体现象。
“但这种解体，并非个性的消灭，而是个性新的凝集。
个性之不断上升与凝集，正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文化共性之不断扩大；而从实践的态度说，又是文化个性之不断完成“。
①
从以上的论述看，徐复观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上，似乎是抱持着一种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的态度。其实不然。在个性与共性，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上，他是倾向于文化个性的。这一点，不独徐复观是如此，其他的新儒家也是如此。
在徐复观看来，无个性以外的共性，也无隔离孤独的个性。个性中有共性，而仍不失其为个性；共性中有个性，亦仍不失其为共性。
“说某一文化无个性，这是等于说无此一文化，或者说此系一不具体底文化。好像说某人为一不具体之
①《学术与政治之间》，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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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
①但是，文化个性并非先在，亦非没有变化。它是文化创造的结果，也是文化创造的过程。比如，一个人学写文章，学字画，尽管他读了许多文章，临摹了许多字画，假如他成功了，便一定有自己的个性。
又如中国古代的音乐，尽管有的来自波斯，有的来自印度，但到了我们手上以后，就不再是波斯或印度的音乐了，而是我们的“国乐”。再如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开始依附道家，东晋方可自立，隋唐始臻圆熟。但圆熟的佛教，便是天台、华严、禅宗等富有中国个性的佛教，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的佛教。
正是在于对文化个性与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徐复观展开了他的文化比较研究。
他认为，就整体而言，西方文化为“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