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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它是人类文化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成就，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又将人类文化从一个新的起点推到另一个新的起点。
按照大陆理论界近几年的通常说法，现代化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可走。对于此种认识，本书不拟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管是西方的现代化，还是东方的现代化，其内容从基本的方面讲都必须是同一的。在今天，各民族历史已经联为一体，相应的，各民族的发展也就必须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步。虽然各民族在其发展途中因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现代化的目标和基本要求却是一致的。因之，任何以强调民族历史文化特殊性为口实而拒斥现代化，或名曰实现现代化而实际上另搞一套的做法，都不是顺应历史的做法，也是对民族未来前途的不负责任，和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要知道，中华民族已经折腾了一个世纪之久。
这一个世纪里，我们同人家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拉越大。
这种局面如果不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有所改变，其贻害将不堪设想。它非但不能使民族富强，挺直腰板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我们的后代很可能会重蹈我们这一代人（或我们上一代人）
的覆辙，同样会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折腾，同样被外国人看不起，同样……。因而，不论是对民族负责，还是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们都有义务担当起这副重担，以求中国问题之真正的彻底的解决。也许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要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但只要想想民族利益，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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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就会觉得这是值得的。目下的中国人，大多有一种思想懒惰的毛病。
他们惰于思考社会问题，更惰于亲身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主要原因就是怕招惹麻烦，怕扰乱他们那种少得可怜的生活平静，而很少想到，这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对民族意味着什么，对子孙后代又意味着什么。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为子女前途计，节衣缩食，呕心沥血，但却很少有人想过，该怎样为未来的一代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更没想过，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下一代的生活将会过得怎样。
下面，将具体谈谈现代化的内容，或曰其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几个特征。
（一）经济方面经济发展可以从储备和投资这两个重要的相互关联的功能来考察。传统经济基本上是小规模的生产，生产的目的是创造使用价值。因之，传统经济实质上近于将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殆尽，很少积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再者，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即使有少量的资金积累也无济于事。而现代工业文明则不同，它像具有法力的魔术师那样，一下子从地里呼唤出巨额的资金和为数甚多的雇佣劳动力。用于机器生产和机器购买的资金愈多，可雇佣的工人也就愈多。反过来说，雇佣的工人愈多，所创造出来的资金也就愈多。
现代社会人们的经济目的是为了创造交换价值，其手段是大机器生产。因而，它势必受到市场需要和价值规律的制约。
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因为它受制于市场和价值规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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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它能够高速度地发展。如果说现代经济还像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和手工作坊生产那样，它就不可能引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也就是个性能够得以充分实现的时代。它鼓励竞争，承认人的私欲，并在承认私欲的前提下限制因私欲而诱发的非道德行为。这种限制作用，一是经济规律，二是法律制度。在人格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因而在经济生活的交往中，也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的运行不是靠人为的指令或长官意志，而是以价值规律和经济法规为原则。
（二）教育与科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现代化行程的标志，所以不少人将它当作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内容和决定性的力量。事实上，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只是结果，原因则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和由之而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说，这二者才是现代化的真正前提。没有这两个前提，任何社会都很难进入现代化的行程。现代化其所以最早发端于西欧，也就是因为中世纪晚期的教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把人从中世纪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在反教会和反专制的思想运动中唤醒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一过程，是人被重新发现的过程，也是人们从封建愚昧状态步向理性之途的过程。正因为这样，一些经济早启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将其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三）政治方面我们在理解人类历史时，决不可忽视上层建筑对社会运行的主控作用。世界历史的事实一再表明，对某些民族或某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往往要把上层建筑的因素提到首要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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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这种情况，在东方各民族更是如此。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社会制度几乎没有多少变革，这其中有经济因素，还有别的其他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因素则在政治方面，是专制主义政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传统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现象延缓了社会发展行程，但此二者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又在于专制主义政治的竭力维护。
由此观之，经济的现代化同时要求政治上必须现代化。
如果一味强调发展科技，繁荣经济，而不触及政治领域，那么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即便经济上达到了现代化水平，那也只是一种变态的现代化，或曰畸型的现代化。因为现代化必须是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现代化。
还有一点是，经济的发展既可对专制权力构成威胁，又可导致专制权力的膨胀和吏治的腐败。因为在专制权力的控制下，社会经济不可能按照正常的价值规律运行，而是操纵于政府官员们的手掌之中。他们的意志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轨道，而他们的私欲又决定着他们势必利用发展经济而为填满自己的私囊服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没有平等的竞争，没有经济法规，一切由权力摆布。人们权力的大小，决定着他们所进财宝的多少。
正因为现代化是作为一个文化系统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现代化，所以近代西欧在发展科技和发展经济时，把政治领域里的革命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把消灭传统的小农经济与消灭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看作并行不悖的事情，把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同时插在现代化的路途上。
（四）社会生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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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延伸，社会生活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其与本书主题相关的主要表现为：第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舞台主要是乡村，而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地把农民从乡村赶到城市。在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多于乡村人口。而且，由于交通发达，即便留在乡村的人，其生活也开始与城市的居民趋于同一。城乡不再隔离，差别愈来愈小。
第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迁徙，直接导致家庭的结构发生变革。过去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而现在大多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由于生活所居的分立和家庭经济的独立，又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的宗法义务和血亲关系渐趋松散。
第三，传统社会是男人们的天下，而在今天许多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民族或国家，妇女的法权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们不仅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报酬，而且还可以参与政治，竞选总统。
第四，传统社会是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朝着平等化的方向发展。特权在减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趋于同一化。
第五，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封闭性的社会，现代化则把人们带到一个开放的世界。家庭的作用在减少，社会的意义在增大；民族的作用在减少，国际的意义在增大。
（五）心态方面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仅仅表现为外部的或物化层面上的变革，如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劳动手段等等，更主要的是心态或曰观念的变革。如果社会心态不发生变化，既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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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各种外部的或物化层面上的变革，也不可能将其变革的成果巩固下来。所以，任何社会变革的前行必定是思想解放运动。近代西欧之所以有成功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在这些历史事件之前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些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变革，其使命是洗刷人们的头脑，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系统。没有这样一种新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就不成其为现代社会。
正因为有了一种适合于现代社会的价值系统，所以人们才可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出相应的新的价值观念。
人们越来越看重金钱，看重金钱为枢纽的社会评价，更关心自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义。人们渴望成功胜于其他一切期望。对于现代人来说，成功并不只是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充裕，而是它体现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传统社会，人们忽略了自身价值，个人价值往往湮灭在各式各样的教条与规范里面。而现代社会则不同。人们不仅看重别人对自我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现代人普遍的心理是不满足——不甘寂寞，不甘现状。
很显然，上述五大方面的现代化的内容，皆与传统儒学所主张的社会学理论和人生哲学格格不如。换句话说，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于现代化的建设并无益处。
相反，由于它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原则，所以与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还是相左的，不可能引导中国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读者诸君或许还会追问，儒学所强调的是道德理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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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性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传统社会需要道德，现代社会同样需要道德。如是，则儒学在现代社会应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
诚然，道德于人类的文明史，具有永恒的意义。现代社会随着交往的增多和人际关系的更趋复杂，更要求人们具备德性修养。但问题是，道德并非一成不变，时代的进步必要求道德规范作相应的变动。
虽然有些道德规范具有非时间性，在任何时代都是适应的，如孝悌诚信就是如此，但是每一时代都有它自己的道德主旋律和它自己的道德规约。即便那些具有非时间性的道德规范，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父慈子孝，在传统社会，父亲在儿子面前具有绝对的权威，哪怕父亲是错误的，儿子也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而现代社会虽然同样需要父慈子孝，但内容却有所不同。父子关系已不是原来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平等与尊重，以及对由血亲关系所形成的义务的自觉承担。
台湾学者韦政通在《伦理思想的突破》一书中，对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家庭伦理的变化，作了如下表述：“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过程极为显著，１９７９年农业人口仅占３２％，大量人口集中到都市，社会型态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家庭型态也不得不转变为核心家庭，六十、七十年前新思想家们提倡的新家庭，今日终于成为相当普遍的事实，核心家庭与传统家庭有明显的不同，传统家庭数代同堂，人口比较多，父权大，子女缺少自由，且具有多种功能。核心家庭只包括夫妇和子女，倾向于平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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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较自由，功能也大为减少。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由父子主轴变为夫妇主轴，由重老年变为重儿童。……现代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重视亲情，由于工业社会竞争激烈，知识较高的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已不是他们一味顺从，而是要他们能自主、独立。……因此，要现代家庭相处和谐，仅靠传统的孝、敬已不够，现代家庭最重要的伦理应该是互相尊重，彼此宽容。
父母们如肯试用民主的方式去教导子女，必可以增进家庭的和谐气氛，并容易获得子女发自内心的敬爱。“
①
１９８１年，台湾的李国鼎先生针对传统儒学“五伦”与现代社会的不相适应性，提出“第六伦”
作为新的道德规范，引起过巨大的反响，深得文化人的赞同。我们知道，儒家伦理规范主要是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言的。这些都是相互熟悉而且相当亲密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人们与之打交道的已不再局限于这五伦，更多的是陌生人，或者说关系不甚亲密的人。那么如何建立起一套道德规范来作为协调个人与陌生的社会大众之间关系的准则，就成了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当务之急。
李国鼎先生的“第六伦”就是应此种新的伦理道德要求而提出来的。
韦政通曾将“第六伦”与传统的“五伦”作过如下比较：（１）五伦的行为准则属于特殊主义，即仅适用于特殊对象，例如父慈子孝只适用于父母子女之间。第六伦的行为准则属于一般主义，即大家都适用同样的准则。
①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第９２—９３页，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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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五伦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第六伦的社会文化背景则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
（３）以五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亲切、关怀，缺点是偏私、脏乱。以第六伦为特色的人际关系所表现的优点是公正、秩序，缺点是冷淡、疏远。
（４）以道德范畴区分，五伦属于私德的范围，第六伦属于公德的范围。
第六伦的具体内容为：（１）对公共财物应节俭廉洁，以消除浪费和贪污。
（２）对公共环境应维护，以消除污染。
（３）对公共秩序应遵守，以消除脏乱。
（４）对不确定的第三者之权益，亦应善加维护和尊重。
（５）对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亦应给予公正的机会，而不加以歧视。
①
这“第六伦”
既可看作伦理范畴，又可看作法律制度、契约方面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与传统“五伦”有别的新观念，新规范，新道德，或总称为新的文化精神。这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此种文化精神的形成，虽然不能说与传统社会的“五伦”水火不容，但毕竟表现出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即是说，为了让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得以大化流行，就不必再死守着传统的“五伦”不放，也不必再抱着古老的儒学传统不放。
①《伦理思想的突破》，第２２７—２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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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本世纪中国问题未能解决，究竟应该归咎于新文化新思想，还是应该归咎于传统儒学。关于这一点，新儒家最感兴趣的例子就是大陆的十年“文革”。在他们看来，“文革”期间，捣孔庙，焚诗书，破四旧，对传统文化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其结果也就自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
４０年代末以来，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大陆同台湾、香港几乎没有文化上的交往，居于港台的新儒家不可能对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他们所知道的也许仅仅只是捣孔庙、焚诗书、破四旧、红卫兵，大字报、大批斗等表面现象，而不可能深察这场浩劫的文化根柢。
实际上，“文革”
的劫难并非由于他们所指称的新文化新思想所致。
它既不是西化的结果，也很难说完全受俄化的影响。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大陆早已将自己封锁起来，西化思想已经没有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国人甚至连西化派的代表人物胡适为何许人，恐怕也不知道。举国上下，人们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地破四旧，搞批斗，从表面看，似乎是“新”的，反传统的，但从根柢处考虑，就会发现，这种反传统，只是以传统反传统，以封建主义反封建主义，甚至可以说，将传统文化里最坏最糟的东西发展到了极致。其具体表现是：一，“文革”名曰文化革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文化新思想。从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全国性的运动，但全国人民在一种魔力的驱动下�